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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談》:瘟疫漫延時的自由與放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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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談》:瘟疫漫延時的自由與放縱

談及世界最早關於瘟疫的文學著作,便要先談公元十四世紀的《十日談》(Decameron)。《十日談》的作者是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的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這部著作於1353年完成,正是以剛過去的黑死病作為故事的背景。

十四世紀中葉,黑死病由亞洲中南部喜馬拉雅山區傳開,僅數年便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估計奪去了半數人的性命。《十日談》講述於佛羅倫斯郊外的山上,有躲避瘟疫的七女三男,為了打發與世隔絕的乏味生活,便決定要每人每天輪流講一個故事。最後,十天過去了,也是一百個故事也講完了,是為《十日談》。

《十日談》之重要,是它既是文學又是歷史。一來,流傳下來關於當時黑死病的記載並沒有很多,這使得《十日談》中對疾病的描繪成為現今要考證當時的瘟疫的重要文獻之一,是醫學史的一部份。而或許,好的歷史往往也需要文學上的補足。古希臘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寫《歷史》(History)時,有段寫到雅典城的瘟疫,用的是醫學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用詞;然而,跟純醫學不一樣的是,修昔底德寫下的《歷史》,並不只是乏味而重複的純醫學描述。可見,在二千年前,所謂歷史,既是客觀事實,卻又離不開能夠傳達至讀者的詩性。[1]

《十日談》除了是記載了黑死病的病徵,是歷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還是對當時社會面貌的描寫。這使得人類一直翻看《十日談》,甚至把它稱為「人曲」,與旦丁(Dante)的《神曲》(Divine Comedy)對照互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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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紀,基督宗教是人們生活的唯一指引,死後能否進入天國,就看生前的罪孽有沒有來得及受到寬恕。到了十四世紀、中世紀的晚期,羅馬教廷腐敗早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由十一世紀十字軍東征的年代,就開始有所謂的「贖罪券」,使向東征伐的士兵信徒受到無條件的寬恕。所謂「聖戰」背後的政治計算且不用說,單是這種「贖罪券」的先例,以至其後為斂財的濫發,已經是羅馬教廷腐敗的象徵。

在《十日談》,薄伽丘講述這群男男女女時,就說過:「這場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體的影響,還是威嚴的天主降於作惡多端的人類的懲罰」。又補充,那些城中的神父,死的死,病的病,無人為神執行職務,社會便一時毫無法紀,幾乎是每個人都可以為所欲為,有些人便開始沈淪,大吃大喝﹑放蕩縱慾。十九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就曾經說過,瘟疫不只是殺人,它還使殺不死的人道德淪喪,「瘟疫漫延的時代,總是人類獸性和惡魔的一面佔上風的時候。」[2]

既然神是至善的存在,何以祂要降災於人?人所抱持的世界觀自然有所影響,不然,古希臘人也不會認為是阿波羅把瘟疫帶到雅典城。因此,中世紀當時的一些人們更普遍認為,黑死病的出現,其實是上帝要降罪於腐敗的羅馬教廷。[3]

薄伽丘其後又說,有些人認為只要逃離佛羅倫斯,便能免於災難,「彷彿是天主鑑於人類為非作歹,一怒之下降下懲罰,這懲罰卻只落在那些留居城裡的人的頭上。」於是,才有了跑到郊外的三男七女。第一天,各人允許講一個自己心愛的故事:結果,十個故事裡就有四個是諷刺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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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教會神職人員的故事,在《十日談》裡俯拾皆是。有的講述人們的貪婪和愚笨,但有更多是講他們對女人的痴心和性慾。

薄伽丘喜歡談女人,他認為自己的《論著名的女人》(On Famous Women)是西方第一本有系統地歌頌女人的著作。在《十日談》故事正式展開之前,七個女人遇見三個男人,其中一個便說:「我們的運氣有多好!這不正好來了三個又英俊又懂事的青年,要成全我們的願望?只要我們肯收容他們,他們一定樂意做我們的嚮導和跟班的。」女性似乎是《十日談》裡真正有話語權的人,甚至,從書的起首就可見,書是為女性讀者而寫的。[4] 彷彿,批評教會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女性權利的重奪。

因此,《十日談》對女性的刻劃,一直也是學界其中一個討論重點。

書中一些故事描述女人作弄男人,自然是好些學者樂於引用的例證,彷彿這就是女性重新獲得權力和自由的最好證明──就如,第七天裡的第二個故事以這句作為引旨:「親愛的小姐們!男人欺瞞起女人來真是詭計多端。因此,要是哪個女人對她的丈夫使了條詭計,你們聽了一定會感到高興,慶幸天下竟也會有這種事情〔……〕會使詭計的不只有你們男人,女人在這方面並不比他們差!」講述一個女人如何當着丈夫面通奸而功成身退。

有時候,聰明的女人會因作弄人而到頭來吃了虧(如第八天故事七);但只要運用她們自知的優勢,假裝成楚楚可憐的模樣,便又能得到同情。[5]

但要注意的是,《十日談》也不乏把女性置於權力低處的描寫(第八天故事二:一名奸猾的傳教士經常利誘有夫之婦與他偷歡,利誘成功卻不想認帳,便決定耍計,使吃了虧的女人被迫屈從,敢怒不敢言)。這算是詆毀女性,還是一種另類的權力授予?再加上,薄伽丘就曾經寫過《大鴉》(Corbaccio)這本專門詆毀女性的著作,使得讀者往往不太確定薄伽丘本人的想法。

這方面的權威學者米吉爾(Marilyn Migiel)就曾寫過一篇名為〈性別研究的繁瑣工作:或者,為甚麼問《十日談》是否是女權主義者幾乎毫無用處〉的文章,解釋談當中的女權意識似乎沒有多大的意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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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病了的人都被他們的鄰人、父母、和朋友所離棄,同時侍僕又稀缺,一個之前從未聽說過的狀態於城市流傳了起來:當一個女人患病,不論她有多吸引、多漂亮﹑或是多高貴,她都不介意有一個男侍僕(不論他是誰、有多年輕、或是有多年老),假如因病情的需要,她就會像對着一個女人一樣,不會因在他暴露身體的任何部分而感覺羞恥。[7]

薄伽丘在《十日談》的開首引言有過這樣的一段。或許,並非只是因為瘟疫的到來,才使得人們把對教廷的不滿情緒轉化為想要反抗的動力;而是,瘟疫本身就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以至他們對未來的看法。從這方面看,瘟疫所改變的,其實不只是普羅的平民百姓,還有教會本身。

比如說,在瘟疫時期的佛羅倫斯,有人會認為「最可靠的藥物是豪飲和放縱,亨着歌、歡快地到處遊蕩,盡可能滿足一切的慾望,對必然會來臨的事一笑置之。」[8] 歐洲各地的好些教會甚至開始鼓吹性慾望的宣洩,甚至連原本被視為罪的同性性行為也被接受。瘟疫改變了人們對罪的想法。在瘟疫流行之下,沒有多少事會被視作不合倫常。慕尼黑一間教會要求男人們帶一個名最漂亮的女子前來告解,並要在眾目睽睽之下跟對她們做自己想做的事,觀眾席着的人群便看着自己的妻子女兒被凌辱。他們認為,腰帶之下並沒有所謂罪惡。也更不用說亂倫。[9]

也就是,教會即使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戰,但教會仍舊是人們生活的最高指標(又或許說,當人認為黑死病是神要降罪於人,間接也是肯定了宗教本身)。當一個人得了黑死病,求的不是一時痛快地死去,而是教父前來為他作最後的告解。假如一個人的死並沒有得到教會的認可(神的寬恕),他基本上就連下葬的資格也沒有。

從一個歷史的例證可見,即使是瘟疫已經漫延,假如不是像《十日談》中的男男女女一樣,跑到無人的山丘,女性在災難到來之際,往往是權利被侵犯的一方。不然,到了今時今日,我們不會聽見,為了所謂的「抗疫」,女護士要被迫剃髮。這顯然是一場做給民眾看的政治秀。在奇怪的是,一些事情本來似乎是人禍,需要問責;但權力者往往還是有機會轉移視線,使無權力的人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對於這點,捷克劇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Čapek)可謂捕捉得非常準確。但作為一個有人文關懷精神的作家,恰佩克試圖以奇想的方式,提出過他的精彩看法……

 

註釋

[1] 參考 Thomas E. Morgan, “Plague or Poetry? Thucydides on the Epidemic at Athen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124 (1994), pp. 197-209.

[2] 見於Johannes Nohl, “Preface,” In The Black Death: A Chronicle of the Plague (Unwin Books, 1926).

[3] 參考 Philip Ziegler, “The Effects on the Church and Man’s Mind,” In The Black Death (Pelican Books, 1971).

[4] 對於女性閱讀《十日談》,可參考Judith Serafini-Sauli, “The Pleasures of Reading: Boccaccio’s Decameron and Female Literacy,” MLN 126(1) (January 2011).

[5] Guyda Armstrong, “Boccaccio and the Infernal Body: The Widow as Wilderness,” In Boccaccio and Feminist Criticism, ed. Thomas C. Stillinger & F. Regina Psaki (Chapel Hill, N.C.: Annali d’ltalianistica, 2006).

[6] Marilyn Migiel, “The Untidy Business of Gender Studies: Or, Why It’s Almost Useless to Ask If the Decameron is Feminist,” In Boccaccio and Feminist Criticism, ed. Thomas C. Stillinger & F. Regina Psaki (Chapel Hill, N.C.: Annali d’ltalianistica, 2006). 也參考Marilyn Migiel, A Rhetoric of the Decamer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7] Giovanni Boccaccio, Decameron (Alma Classics, 2015), p. 9.

[8] Johannes Nohl, The Black Death: A Chronicle of the Plague (Unwin Books, 1926), p. 127.

[9] Ibid., 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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