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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sing Piece:焦慮、荒謬與終結──《慾季》的一種存在主義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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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sing Piece:焦慮、荒謬與終結──《慾季》的一種存在主義解析

《慾季》為香港作家崑南七十年代左右於《快報》連載的長篇小說,標誌着《地的門》後的另一高峰,並下啟《戲鯨的風流》、《天堂舞哉足下》等小說創作,於其創作生涯與香港文學發展俱佔要位。然因其風格前衛、形象複合,難以既定框架掌握,在公共論述中總是長處邊緣,乏人深研;而有關《慾季》的評論亦大多關注性的書寫,未免過於單面。事實上,存在主義則未必不可作為此書的一個解析視角。

 

焦慮高處不勝寒

存在主義非但能作為文學,更可以是一種文學寫作方式,其基要特徵大概便是角色存在狀態的焦慮,而這種焦慮則首先源於時代之下的價值虛空。艾略特等現代主義詩人所表現出那「失去了價值的時代觀」 與當時香港的時代背景之複疊,自是影響到崑南於文學路上的感受與創作:時代裡上帝退場、真理無有,他宣稱「愛上任何與神對抗的英雄……如果生命有意義,是人創造出來的意義,一切與神無關。」,逼使他追尋存在的意義,他懷才自負、獨來獨往,亦不屑於繁俗眾音的喧嘩,只願傾身於文藝世界喃喃自語。這種存在主義式的反叛姿態,既見於作者自身,也同樣體現於《慾季》的主角李山。縱然滿懷不被理解的鬱結,李山仍基於藝術的我執拒絕父母、萍、碧、畢飛等的試圖接近:以疏離作為反抗,正是存在主義文學的本質。崑南深受法國新浪潮、康明思、達利等影響,承傳意識流與語言切割之文字風格及對傳統的反動意識,其內觀之曲折與語言之創新亦當是表現為文學對現存世界之反抗。

李山的焦慮其次是源於個體的自由。沙特指出當個體備受社會強加其上的壓抑而異化,自身自由終究為他者自由所限制,然而這種自由又可稱得上是絕對自由,維護自由甚至便是存有的基礎,始終背着「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人的選擇迫不得已備受限制,同時又迫不得已作出選擇──這正是人類社會的本相。李山同樣表現為處身此受捆鎖的自由之中,「我像一個擺盪的人,不知在那一個方向會停下來」(頁47),行向自由、但必須行走,讓他如是質問:「所謂自由,是指在一個規限之內的自由?」(頁31);無所事事、賣畫維生,漂泊於與多名女性的曖昧關係之中,被社會遺棄,又總是面臨孤獨選擇的時刻,同時因其潛在渴望着逃避責任而時長感到焦慮煩厭,這正是沙特所謂人類痛苦的根源。

此外,沙特承海德格以「世界-內-存在」(In-der-Welt-sein)為此在(現存在)的根本特徵,指人本身有別於工具存在的「留神」(Besorgen;或譯作:警戒)狀態,與他者發生關聯,或透過製造、使用、計劃等活動介入並處身其中,存在主義文學中,角色便是被強調以此方式活動。當李山發現純粹肉體的虛無、現實之無從把握之為「永恆之苦惱」,「他認為他必須介入,才能找出那些內在的東西。介入,是一種創造。」(頁193)這種存在之焦慮,驅使他自覺須透過藝術追求一種更崇高的、具創造性的價值,即沙特所謂存在的絕對目的;然而李山追求的卻又並非純粹的形上客體,而是確立為對「女顏」(或作為本質存在)的互相創造、互為內心之映像:「是冰創造了他,而他又在畫布中創造了冰。」(頁99)

 

荒謬:今夕是何年

觀李山在與眾女角色之間的活動,能發現它表現為一組荒謬的永劫循環活動:疏離於現實、向外求索崇高價值、失敗而導向毀滅、重墮靈與肉之虛無。而事實上,整部《慾季》都離不開這個敘述循環,正是李山所經歷過的不斷回歸搬演。從存在焦慮所催生的荒謬感,便是始於對自身的「異鄉人」姿態:李山拒絕為世人所理解,自詡我行我素,於現實社會浪蕩恍惚、而無處容身;他卻又不甘寂寞,「不是現實的一切。表象不能滿足他,他要抓住的是一個內心的世界」(頁62),道明了他因着求索崇高價值的渴望而漂泊於情慾之海;但情慾又僅為借來之工具,他為的是把生活現實提升到生命至高價值的層次。「情慾是對情慾的勸誘。」沙特指出能夠感知他者肉體的唯有自身肉體,而性是在個體包含意義與解釋統一的活動,可謂一種直接的肉身化體驗,有別於任何事先深思計劃的體驗。李山與女人建立關係,如沙特說的,是為發展理性價值以外的感受性;而在性行為中男性達到高潮一刻便成為了活動的本原,以自身的主體性佔據了女體,這便是李山當刻所得的滿足:「你不能離開我的,你怎能離開我呢?你是我的。」(頁29)

然而,這短暫的高潮以失敗於強烈的虛無感告終:「之後,便是虛空了……這種肉慾之樂,又能夠維持多久呢?」(同上)沙特指出愛情並非作為純粹肉體佔有的物質性情慾,戀愛者往往希望自己就是被愛者的一切,帶着對他者意識的征服,作為對自身自由的實踐:讓自由返回自由本身。但現實上這是沒有可能的,李山在情慾過後仍尋不見愛之本源,肉體成了他的地獄:這樣便構成了一種荒誕的文學張力──荒誕本質上就是人與世界分裂與共存的不和諧狀態──「不要盡情」(頁99),李山與冰基於懼怕承擔靈與肉的痛苦而有所缺失於性。當個體與他人的關係被扭曲敗壞了,他人便只能夠是地獄。如此絕望之中,李山自覺充滿失敗感:「整個世界都不愛我」(頁49)、「我永遠是一個失敗者。」(頁183)以致導向毀滅:他不斷殺掉周師奶的白鴿,正因「無法在愛與慾中取得平衡」(頁9);同時亦表現出自毀傾向,比如砸破畫架、塗黑的自畫像、敘述殺鴿的快感等。冰向李山如此宣示:「你生活在幻覺之中」(頁66),指的正是此虛無的環型迷宫;亦是這種荒謬為文本帶來持續拉扯的張力。

 

終結:不應有恨,我欲乘風歸去

情節的爆發點在於作為「理想我」的周師奶撞破李山殺掉她養的白鴿,久受壓抑的他終於精神崩潰,毫無顧忌地暴露了自身的毁滅傾向,由此帶來無上滿足:「一切這麼平靜,這麼快樂,這麼無牽無掛」(頁207),最後強姦並誤殺周師奶,結局終如莫梭,「陽光直刺進他的瞳仁,他竟然不肯閉上眼睛,他妄想把太陽的精華納入自己的體內。他再回望時,他只見白茫茫,然後是一陣黑,他看不見任何東西。」(頁214);在第二部,從醫生和探長的視角敘述李山已成歇斯底里症的解離型,人間失格式的永居精神病院。這在一般人倫而言自是凶殘血腥,然在文學則作別論。沙特宣示人的命運是終往瓦解的生命,但他卻並非提供一種絕對的悲觀主義,相反,他觀察到人類採取行動的基本特點正是希望,並向之得到實現的欲望而存有: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的。故存在主義文學所以呈現人類生存處境之荒謬,並非以貧瘠的否定論支撐,而是作為喚醒「一個背叛荒誕的意志……於是創造了一種價值。」存在主義並非依歸於虛無主義,而是作為一種反叛的、包含理想追求的人本主義,甚至以肯定任何真理或行動中包含了人的主觀性為第一原則。像沙特、加繆等存在主義作家書寫荒謬時並無貶義:無所謂毁滅,只有空間關係之改變;無所謂虛空,人應該靠自己為沒有意義的人生創造意義。如加繆從《異鄉人》寫到《鼠疫》,正是體驗到現實生命之荒謬性,以輕蔑代替詛咒,以反抗作為命運並存在之憑據。

崑南的文學觀或亦可見於此,他寫作《慾季》非旨在鼓勵讀者大縱情慾、毀滅所愛,而只為解放作為禁忌的情慾,大力刻畫生活現實的荒謬加以批判,像沙特所說,是作者向讀者的自由發出召喚。加繆的作品往往進一步肯定荒謬,繼而指明生存的唯一選擇正是棄絕生活,如李山疏離於社會;然當生存作為人的宿命,自殺同樣是荒謬的,故李山漸從自毀步向毀滅他者;加繆最後從荒謬推導出反抗、自由與激情,李山亦以解放自身的壓抑為終結。「我反抗,故我存在。」只有透過對荒謬的反叛,才能成為自己真實的主人:在他徹底反叛之前「女顏在雙腿間」(頁159),最終卻存在於他與周師奶合一的瞬間裡,藉由反叛從他者歸合於自身存在。「它描寫的不是毀滅,不是通向死亡的危機,恰恰相反,描寫的是治療。」崑南曾借《荒原狼》的話描述自己的主張,以文學為避難所,厭倦生活虛無、而終指向拒斥與覺醒:「面對不合理的世界,除了把握自身之存在,我們還能歸依甚麼?……我們有充分的自由決定創造或毀滅。」

《慾季》中的李山註定終結在毀滅中選擇創造,在反抗中得到新生:「殘酷的真理在──發現殘缺的圓全時,圓全的殘缺便開始了。」(頁243)這正是典型的存在主義文學命題。李山覺悟自殺之為荒謬,不再逃避解放情慾之本願,既然決定「活多一次」則無須絕望,獨在荒謬的現實中遊戲人間,詡似「醒過來的堂吉訶德,天天做夢,自甘墮落,不知也不管天高地厚。」就像崑南嘗引《日知錄》「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一句話談自身抱負,他或不屑於「明道」,其作品卻表現出一種永存的反抗聲音,敲問並刻畫自身存在的本真。

 

參考資料

王良和:〈騷動反叛的靈魂──與崑南談他的詩〉,《打開詩窗──香港詩人對談》。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8。

崑南:〈泛論尼采與存在主義哲學〉,原刊《香港時報》「淺水灣」一九六零年三月六日。載《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崑南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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