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慾季》為香港作家崑南七十年代左右於《快報》連載的長篇小說，標誌着《地的門》後的另一高峰，並下啟《戲鯨的風流》、《天堂舞哉足下》等小說創作，於其創作生涯與香港文學發展俱佔要位。然因其風格前衛、形象複合，難以既定框架掌握，在公共論述中總是長處邊緣，乏人深研；而有關《慾季》的評論亦大多關注性的書寫，未免過於單面。事實上，存在主義則未必不可作為此書的一個解析視角。
焦慮：高處不勝寒
存在主義非但能作為文學，更可以是一種文學寫作方式，其基要特徵大概便是角色存在狀態的焦慮，而這種焦慮則首先源於時代之下的價值虛空。艾略特等現代主義詩人所表現出那「失去了價值的時代觀」 與當時香港的時代背景之複疊，自是影響到崑南於文學路上的感受與創作：時代裡上帝退場、真理無有，他宣稱「愛上任何與神對抗的英雄……如果生命有意義，是人創造出來的意義，一切與神無關。」，逼使他追尋存在的意義，他懷才自負、獨來獨往，亦不屑於繁俗眾音的喧嘩，只願傾身於文藝世界喃喃自語。這種存在主義式的反叛姿態，既見於作者自身，也同樣體現於《慾季》的主角李山。縱然滿懷不被理解的鬱結，李山仍基於藝術的我執拒絕父母、萍、碧、畢飛等的試圖接近：以疏離作為反抗，正是存在主義文學的本質。崑南深受法國新浪潮、康明思、達利等影響，承傳意識流與語言切割之文字風格及對傳統的反動意識，其內觀之曲折與語言之創新亦當是表現為文學對現存世界之反抗。
李山的焦慮其次是源於個體的自由。沙特指出當個體備受社會強加其上的壓抑而異化，自身自由終究為他者自由所限制，然而這種自由又可稱得上是絕對自由，維護自由甚至便是存有的基礎，始終背着「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人的選擇迫不得已備受限制，同時又迫不得已作出選擇──這正是人類社會的本相。李山同樣表現為處身此受捆鎖的自由之中，「我像一個擺盪的人，不知在那一個方向會停下來」（頁47），行向自由、但必須行走，讓他如是質問：「所謂自由，是指在一個規限之內的自由？」（頁31）；無所事事、賣畫維生，漂泊於與多名女性的曖昧關係之中，被社會遺棄，又總是面臨孤獨選擇的時刻，同時因其潛在渴望着逃避責任而時長感到焦慮煩厭，這正是沙特所謂人類痛苦的根源。
此外，沙特承海德格以「世界－內－存在」（In-der-Welt-sein）為此在（現存在）的根本特徵，指人本身有別於工具存在的「留神」（Besorgen；或譯作：警戒）狀態，與他者發生關聯，或透過製造、使用、計劃等活動介入並處身其中，存在主義文學中，角色便是被強調以此方式活動。當李山發現純粹肉體的虛無、現實之無從把握之為「永恆之苦惱」，「他認為他必須介入，才能找出那些內在的東西。介入，是一種創造。」（頁193）這種存在之焦慮，驅使他自覺須透過藝術追求一種更崇高的、具創造性的價值，即沙特所謂存在的絕對目的；然而李山追求的卻又並非純粹的形上客體，而是確立為對「女顏」（或作為本質存在）的互相創造、互為內心之映像：「是冰創造了他，而他又在畫布中創造了冰。」（頁99）
荒謬：今夕是何年
觀李山在與眾女角色之間的活動，能發現它表現為一組荒謬的永劫循環活動：疏離於現實、向外求索崇高價值、失敗而導向毀滅、重墮靈與肉之虛無。而事實上，整部《慾季》都離不開這個敘述循環，正是李山所經歷過的不斷回歸搬演。從存在焦慮所催生的荒謬感，便是始於對自身的「異鄉人」姿態：李山拒絕為世人所理解，自詡我行我素，於現實社會浪蕩恍惚、而無處容身；他卻又不甘寂寞，「不是現實的一切。表象不能滿足他，他要抓住的是一個內心的世界」（頁62），道明了他因着求索崇高價值的渴望而漂泊於情慾之海；但情慾又僅為借來之工具，他為的是把生活現實提升到生命至高價值的層次。「情慾是對情慾的勸誘。」沙特指出能夠感知他者肉體的唯有自身肉體，而性是在個體包含意義與解釋統一的活動，可謂一種直接的肉身化體驗，有別於任何事先深思計劃的體驗。李山與女人建立關係，如沙特說的，是為發展理性價值以外的感受性；而在性行為中男性達到高潮一刻便成為了活動的本原，以自身的主體性佔據了女體，這便是李山當刻所得的滿足：「你不能離開我的，你怎能離開我呢？你是我的。」（頁29）
然而，這短暫的高潮以失敗於強烈的虛無感告終：「之後，便是虛空了……這種肉慾之樂，又能夠維持多久呢？」（同上）沙特指出愛情並非作為純粹肉體佔有的物質性情慾，戀愛者往往希望自己就是被愛者的一切，帶着對他者意識的征服，作為對自身自由的實踐：讓自由返回自由本身。但現實上這是沒有可能的，李山在情慾過後仍尋不見愛之本源，肉體成了他的地獄：這樣便構成了一種荒誕的文學張力──荒誕本質上就是人與世界分裂與共存的不和諧狀態──「不要盡情」（頁99），李山與冰基於懼怕承擔靈與肉的痛苦而有所缺失於性。當個體與他人的關係被扭曲敗壞了，他人便只能夠是地獄。如此絕望之中，李山自覺充滿失敗感：「整個世界都不愛我」（頁49）、「我永遠是一個失敗者。」（頁183）以致導向毀滅：他不斷殺掉周師奶的白鴿，正因「無法在愛與慾中取得平衡」（頁9）；同時亦表現出自毀傾向，比如砸破畫架、塗黑的自畫像、敘述殺鴿的快感等。冰向李山如此宣示：「你生活在幻覺之中」（頁66），指的正是此虛無的環型迷宫；亦是這種荒謬為文本帶來持續拉扯的張力。
終結：不應有恨，我欲乘風歸去
情節的爆發點在於作為「理想我」的周師奶撞破李山殺掉她養的白鴿，久受壓抑的他終於精神崩潰，毫無顧忌地暴露了自身的毁滅傾向，由此帶來無上滿足：「一切這麼平靜，這麼快樂，這麼無牽無掛」（頁207），最後強姦並誤殺周師奶，結局終如莫梭，「陽光直刺進他的瞳仁，他竟然不肯閉上眼睛，他妄想把太陽的精華納入自己的體內。他再回望時，他只見白茫茫，然後是一陣黑，他看不見任何東西。」（頁214）；在第二部，從醫生和探長的視角敘述李山已成歇斯底里症的解離型，人間失格式的永居精神病院。這在一般人倫而言自是凶殘血腥，然在文學則作別論。沙特宣示人的命運是終往瓦解的生命，但他卻並非提供一種絕對的悲觀主義，相反，他觀察到人類採取行動的基本特點正是希望，並向之得到實現的欲望而存有：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的。故存在主義文學所以呈現人類生存處境之荒謬，並非以貧瘠的否定論支撐，而是作為喚醒「一個背叛荒誕的意志……於是創造了一種價值。」存在主義並非依歸於虛無主義，而是作為一種反叛的、包含理想追求的人本主義，甚至以肯定任何真理或行動中包含了人的主觀性為第一原則。像沙特、加繆等存在主義作家書寫荒謬時並無貶義：無所謂毁滅，只有空間關係之改變；無所謂虛空，人應該靠自己為沒有意義的人生創造意義。如加繆從《異鄉人》寫到《鼠疫》，正是體驗到現實生命之荒謬性，以輕蔑代替詛咒，以反抗作為命運並存在之憑據。
崑南的文學觀或亦可見於此，他寫作《慾季》非旨在鼓勵讀者大縱情慾、毀滅所愛，而只為解放作為禁忌的情慾，大力刻畫生活現實的荒謬加以批判，像沙特所說，是作者向讀者的自由發出召喚。加繆的作品往往進一步肯定荒謬，繼而指明生存的唯一選擇正是棄絕生活，如李山疏離於社會；然當生存作為人的宿命，自殺同樣是荒謬的，故李山漸從自毀步向毀滅他者；加繆最後從荒謬推導出反抗、自由與激情，李山亦以解放自身的壓抑為終結。「我反抗，故我存在。」只有透過對荒謬的反叛，才能成為自己真實的主人：在他徹底反叛之前「女顏在雙腿間」（頁159），最終卻存在於他與周師奶合一的瞬間裡，藉由反叛從他者歸合於自身存在。「它描寫的不是毀滅，不是通向死亡的危機，恰恰相反，描寫的是治療。」崑南曾借《荒原狼》的話描述自己的主張，以文學為避難所，厭倦生活虛無、而終指向拒斥與覺醒：「面對不合理的世界，除了把握自身之存在，我們還能歸依甚麼？……我們有充分的自由決定創造或毀滅。」
《慾季》中的李山註定終結在毀滅中選擇創造，在反抗中得到新生：「殘酷的真理在──發現殘缺的圓全時，圓全的殘缺便開始了。」（頁243）這正是典型的存在主義文學命題。李山覺悟自殺之為荒謬，不再逃避解放情慾之本願，既然決定「活多一次」則無須絕望，獨在荒謬的現實中遊戲人間，詡似「醒過來的堂吉訶德，天天做夢，自甘墮落，不知也不管天高地厚。」就像崑南嘗引《日知錄》「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一句話談自身抱負，他或不屑於「明道」，其作品卻表現出一種永存的反抗聲音，敲問並刻畫自身存在的本真。
參考資料
王良和：〈騷動反叛的靈魂──與崑南談他的詩〉，《打開詩窗──香港詩人對談》。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8。
崑南：〈泛論尼采與存在主義哲學〉，原刊《香港時報》「淺水灣」一九六零年三月六日。載《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崑南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