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謂的書評──無謂的盛宴的三個向度

書評

無謂的書評──無謂的盛宴的三個向度

前言:無謂的盛宴,作者高度介入[1]

由《半本》舉辦,歷時三周的《無謂的盛宴》讀書會於上周二(2016/09/27)完結。討論角度多元,作為《半本》首次舉辦的讀書會,反應良好。不同參與者各自以存在主義、精神分析、文本結構等角度切入文本,有參與者帶出一個特殊觀點:將此書當成米蘭.昆德拉的「遺作」來閱讀,得出的是另一種閱讀經驗。

理解文本時,「無謂的」明顯比「盛宴」佔更大比例,「無謂」作為全書主題,像一種魔咒般籠罩書中各個人物,每人或多或少也做出「無謂」的行為。昆德拉甚至還在故事終章直接描寫出他如何觀看「無謂」——「無意義,我的朋友,這是存在的本質。它隨時隨地與我們同在。就算沒有人想看到它,它也會出現……無意義,我們必須學習去愛它。」(《無》,155)這種無謂、無意義,是相對於「有意義」的,而何謂「有意義」?昆德拉結合了存在主義的「他人注視」、建立話語權來書寫,下文將描述之。但無論如何,相較於《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玩笑》、《搭車遊戲》等作品,《無謂的盛宴》無疑更直白易讀。

本文並不會花大量筆墨形容此書的寫作手法,是以,先在前言裡提出一點:後設書寫與作者介入。《無》一書裡,作者的痕跡非常明顯,他以「我的朋友們」形容其中四位主角,讓主角呼喚昆德拉為「主人」;暴力地插入(insert)物件,如故事其中一條線索:赫魯曉夫的《回憶錄》,就是昆德拉給主角夏勒的,在本文最末一節會討論這點。同時,哈蒙又因作者的原故,年輕時學習黑格爾哲學,用以帶動《無》的情節。這種後設書寫,比〈輕〉更直截了當[2],讓故事世界中的邏輯服膺於昆德拉的個人意志,他想說甚麼道理,人物們就得隨著他的意思作出行動,堪稱暴力介入。

〈第一部.主角登場〉中,昆德拉介紹了五個主角。亞瀾、哈蒙、卡利班、夏勒、達德洛。前四者與昆德拉是「我的朋友—主人」的關係,他們會在夏勒的家裡因著「主人」的意志來討論事情。而達德洛則是故事中舉行「盛宴」的人。故事會隨著「主人」的意思來切換敘事方式、忽然加入物件,五人又各自帶出或象徵著故事主旨(亞瀾—戀母情結;哈蒙、卡利班、達德洛—存在主義;夏勒—歷史維度)。五條交織的故事線裡,昆德拉又插入史太林、赫魯曉夫、加里寧等蘇聯領袖的故事,加深歷史維度。

 

一、存在主義

達德洛作為「主人的朋友」以外的主角,他在故事開始時以為自己患癌,即將死去,並決定在三個星期後的生日舉行一次「同時慶祝如此遙遠的誕生以及如此迫近的死亡;他將舉辦一場雙重的宴會。」(《無》,11)這個宴會是他最後的人生意義,他認為有人為他慶祝是快樂的,「勝過年華老去的羞慚」。面對死亡時,癌症如小燈泡般神秘,使他讚歎不已。在《存有與時間》中,海德格認為人「向死而存有」,人意識到自己將要死亡時,將會反思自己的人生目標、意義等。而《無》中的達德洛,為自己訂立的目標就是一場「雙重的宴會」。

可是,醫生馬上就告訴他,他沒有癌症,一直以來也是虛驚一場。他的人生意義頓時被取消,成為空洞,化為烏有。不過,當另一主角哈蒙在公園裡偶遇他時,他仍然撒謊隱瞞──他向哈蒙說他患癌,將在三個星期後舉辦雙重宴會。宴會背後的意義是空的,是為「無謂的盛宴」。在哈蒙的描述裡,達德洛是一個喜歡引起他人注目,享受歡呼與笑聲的人,換句話來說,他是個活在「他人注視」下的人。在他人目光下,他選擇最受人注目的表演形式,卻使自己不得不困在無謂的謊言之中。

除了達德洛外,亦有另外一位主角被困於「他人注視」中難以自拔。卡利班在第一部(主角登場)中沒有出場,只被提及過名字。而在〈第四部.他們都在尋找好心情〉裡,昆德拉描寫了這個角色的背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演員,最後一次登台時,演的是莎士比亞《暴風雨》裡的那個野蠻的卡利班(Caliban)。「朋友們對他的演出實在太著迷了,於是決定用這個讓人想起他演出的名字叫他。」(《無》,71)卡利班是誰?十八、十九世紀影響力最大的字典《約翰遜字典》(Johnson’s Dictionary)就在“Curse”一條裡就引用了《暴風雨》中又瘋又醜的「卡利班」台詞:“I know (not) how to curse!”[3]來突顯出這個字詞背後的癲狂意味。在小說裡,昆德拉讓角色們以這個名字來形容卡利班,他的原名從未被提及過,這突顯出他在朋友眼中的瘋漢形象。

而且,卡利班的行為亦真的帶著一種無謂的荒謬。他在最後一次演出後失業,輾轉經過一段時間後,就幫助夏勒當酒會服務生。但他卻並不是個簡單的服務生,他自覺要延續演員的天職──他裝成一個巴基斯坦人,口裡唸著自創的「巴基斯坦語」。他認為「一個演員扮演的角色距離真實生活越遙遠,演出的成績就越輝煌。」(《無》,72)只不過這種扮演也是無謂的,也使他非常痛苦。「雖然這兩個朋友在最初幾場酒會還挺樂的,卡利班還是很快就開始懷疑這苦心經營的神秘感根本毫無意義……他成了一個沒有觀眾的演員。」(《無》,73)他的演出已經不是為了他人,這個「巴基斯坦」角色已經成為了他的本質。在他人的注視下,他將無意義地一路扮演這個身份角色。

到了後來,卡利班在協助夏勒舉辦那場為達德洛慶祝的「無謂的雙重盛宴」時,他必須身為巴基斯坦人而「語言不通」,而達德洛家中的女傭是葡萄牙人,她不喜歡法語,於是就自覺和達德洛一樣是「異鄉人」。她們就以互不相通的語言溝通,兩人卻因此更加靠近。(《無》,74)但達德洛的女兒卻因某些原因不喜歡這個女傭,經常對她喝罵。到宴會結束後,女傭以法語向卡利班示愛和訴說她被欺侮的悲傷,但卡利班卻因裝作一個巴基斯坦人,又不願意(而且沒有辦法)忽然拆開這個面具,唯有與這個女傭吻別,哀愁地離去。這種無法拆開面具的悲劇,哈蒙形容為「(其他人)會認為你一定是有甚麼曖昧的理由才會隱藏自己的身份!你會解釋說你的巴基斯坦話是在開玩笑。但警察會笑,怎麼會有這麼蠢的說辭!」(《無》,104)這就是沙特的「他人注視」、「他人則地獄」,每人都被他人的目光限制著,無法脫離自身以往的選擇。

但這個故事結構是不是非常熟悉?是的,在昆德拉的前作《搭車遊戲》中,一對互相戴上面具,偽裝成奸夫淫婦的年輕情侶就因為戴面具後偽裝得太過逼真,甚至在他人的注視下越扮演越起勁,到最後都遺忘了自己的原始身份。一個「我們回不去了」的悲劇結局。「姑娘一邊哭一邊沒完沒了地重複著那句可憐的話:『我是我,我是我……』」(《搭》,42)並且,和卡利班一樣,他們的操演是毫無意義的,是荒謬的,是無謂的。《無》一書裡,存在主義、荒謬性[4]和身份建構都也運用得非常明顯,甚至可以說有種過於淺顯的操作。但是,除了明顯的存在主義思潮外,還有更為淺露的精神分析運用。

 

二、伊底帕斯情結

在「性器期階段」(phallic stage),幼兒開始對自己的性別有認知,並對自己的性器官有興趣。同時,幼兒會對異性的父母產生性衝動,如果是戀母,即為「戀母情結」、「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這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重要理論。

在《無》的第三部「亞瀾和夏勒經常想到他們的母親」一節中,昆德拉揭示了亞瀾的童年。他在故事之初看到公園中的女孩穿著露臍衣服,就衍生了關於肚臍的思考。在第三部裡,他想起自己的單親家庭,最後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遇到母親時,他剛從游泳池上岸,母親走過來碰了他的肚臍,然後轉身離去。這時,他十歲。

亞瀾經常幻想他的母親,由於他沒認識過她,只知道「母親根本不想把他生下來,她根本不想要他這麼舒服地攤在小沙發裡。她不想要他。」(《無》,79)這是和他相依為命,心思纖細又溫和的父親告訴他的。但是,在慾力(力比多,Libido)與典型戀母情結下,亞瀾不斷幻想他母親的模樣。他幻想母親原本想要跳河自殺來防止他出生,卻因他人阻止而失敗、他幻想自己是父親,和母親做愛並體內射精、他幻想母親和他說話;甚至,他把母親的照片放在家裡牆上,而和他相依為命的父親卻沒有照片。

非常典型,也都非常直截了當。昆德拉幾乎是害怕讀者不能理解亞瀾這個角色象徵戀母情結,一如他害怕讀者不能理解卡利班、達德洛所面對的「他人注視」。父親形象(Father figure)在亞瀾幻想父母做愛時,代表著一種純粹的惡,一種體內射精的壞蛋形象,「他這樣做不是因為興奮而盲目,而是一種意志,冷靜盤算後的意志」。而母親在他想像裡則產生「比意志更強大的恨意,因為戰敗而更加凶猛的恨意。」(《無》,82)對於印象模糊的母親,由於不理性的戀母情結,亞瀾完全偏袒母親。甚至,由於他是一場意外的產物──他精神分析自己——他生下來就必須向其他人道歉,得以贖罪。命運的拉扯,由一代傳一代。是以亞瀾在故事結尾甚至有反人類的夢境──殺死夏娃,讓人類滅絕。

但我們先不討論精神分析,也先不討論滅絕人類吧。我們先集中在代際關係──上一代影響下一代這個命題上。在《無》中,昆德拉用這種精神分析來突顯亞瀾日常思想的荒謬性,也突顯(某些)人的誕生源於無謂而意外的體內射精,衍生的是一連串「無謂」的思考。不過呢,這種書寫是不是又很熟悉呢?我們回想一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做愛的時候,她在他耳邊輕聲說著:『小心!小心一點哪!』他卻故意不小心。害她來不及找醫生墮胎,只好趕緊嫁給了他。特麗莎就這麼生了下來。」(《輕》,53)而母親後來自暴自棄的行為舉止「不過是個粗魯的手勢,藉此拋棄她的青春和她的美麗。……在我看來,特麗莎是這個手勢的延伸。」(《輕》,58)

命運一代接一代,這點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已寫過了。如同文初提及的扮演角色,也在《搭車遊戲》寫過了。甚至,連作者介入文本,在《輕》中的托馬斯也是「我的朋友」。

 

三、對立統一:話語權

赫魯曉夫的《回憶錄》是怎樣進入故事的呢,「是我們的主人給我的」、「他幫我畫了幾段重點。」(《無》,18-19)換言之,是昆德拉在故事中安插的情節推動裝置之一,「我把赫魯曉夫的這本書帶給夏勒,讓大家可以找一點樂子」(《無》,33)。至於畫了甚麼重點,其實就是一段蘇聯政治笑話[5]──史太林向部屬們吹噓他槍法如神,有一次他滑雪了十三公里,大樹上有二十四隻山鶉,但他只有十二顆子彈。於是他先射下十二隻山鶉,轉身滑回家拿子彈,再回到這顆樹前,再射十二發子彈,把牠們都打死了。

在《無》中的赫魯曉夫回憶錄裡記載了這個小故事,史太林向部屬說完這個故事後,他們的部屬表面上唯唯諾諾,散會後到了廁所就咆哮大叫:「他說謊!他說謊!我們沒有一個人相信他的話。」(《無》,31)赫魯曉夫是反抗者形象,但故事中有另一個「卑微者」──加里寧。加里寧被昆德拉描繪成一個攝護腺肥大的傀儡主席,一天到晚也得小便。但在史太林瞎扯的小故事面前,他不敢私自離席小便,以致史太林喜歡盯著他憋尿而扭曲的臉容,直到他失禁為止。「於是他(史太林)很快切入結尾,從桌邊起身,帶著一抹又開心又友善的微笑,宣布散會。」(《無》,41)

在昆德拉眼中,史太林其實對加里寧這種憋尿帶著溫情與同情──「他面對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痛苦,一種微小、具體、屬於個人、可以理解的痛苦。……(史太林)甦醒了對一個受苦的人的愛。在他殘暴的人生裡,此刻宛如一次暫歇。」(《無》,44)甚至,他把康德出生的城市「柯尼斯堡」更名了「加里寧格勒[6]」,為著這種溫情與憋尿時的英雄氣慨。史太林可說是當時權勢最大的人,在諸多蘇聯、俄羅斯的偉人裡,他選了一個相對「無意義」的傀儡之名──加里寧──成為偉大的康德之城的名字。自此,無意義就籠罩在康德之城上。

「隱瞞—同情」結構貫穿全書,在先前的達德洛(偽裝癌症)—哈蒙(被騙、同情);卡利班(偽裝巴基斯坦藉)—女僕(被騙、同情及被同情者),至此也是加里寧(裝沒事)—史太林(同情)。一種無意義的同情,將使人的感情變佳,也使人多了些樂子。不過,除了隱瞞與同情,昆德拉嘗試透過蘇聯領導人故事為我們帶來甚麼?別忘了,在《輕》裡,他也反思過蘇聯領導階層的屎尿了──「史太林的兒子老是把廁所弄得很髒……(英國俘虜)經常罵他……史太林的兒子受不了這種侮辱……衝向戰俘營四周的高壓鐵絲網。〔……〕為大便獻出性命。可是為大便而死並不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死。德國人為了向東延伸帝國版圖而犧牲生命,俄國人為了將祖國勢力向西推得更遠而死,是的,這些人才是為了蠢事而死,他們的死毫無意義。相反的,史太林之子的死,在戰爭的普世愚行之中,是唯一具有形而上意義的死。」(《輕》,180-182)是的,《無》又再次重覆前作了。但重覆以外,這次赫魯曉夫《回憶錄》卻引伸了一個新的角度。

故事提及過不同哲學家,除了康德以外,在哈蒙思索「好心情」時,提過黑格爾的哲學(《無》,106),史太林在解釋為「加里寧格勒」一城取名時,提及過康德的物自身與叔本華的表象。「如何在這片混亂中建立秩序?答案很清楚:把唯一的表象強加給每一個人。而我們要強加這個表象,只能透過一個在所有意志之上的意志。我就是這樣做的……」(《無》,123)而所謂「無意義」的答案自此解開,黑格爾的「對立統一」,有意義與無意義的對立,借著史太林的論述已被揚棄[7]。所謂有無意義,其實只差一個話語權。只要有話語權,「加里寧格勒」之名就能成立;只要有話語權,卡利班的無謂表演就能合理化;只要有話語權,達德洛就能舉辦酒會;只要有話語權,昆德拉就能硬塞劇情給角色去進行……有無意義,有無盛宴,有無故事性,也都不再重要了。

 

結尾、觀景臺

是以,「人們在生活中相遇、閒聊、討論、爭吵,卻沒有意識到大家在交談的時候其實都站在遠方,各自從一座座矗立於不同時間點的瞭望台發聲。」(《無》,34)人們無法互相瞭解,溝通變得無意義。是以,故事中亞瀾和女友雖然討論範疇不同,但他們依然相處得愉快。無法理解而孤獨,在《輕》中的「誤解之詞」也處理過了。「想要持續不斷『自我提升』的人,總有一天會感到暈眩。暈眩是甚麼?害怕跌落嗎?可是我們站在一座欄杆堅實的觀景臺上,有甚麼好暈眩的呢?……暈眩是想要墜落的欲望,隨即而來的,是我們心懷恐懼的奮力抵抗。」(《輕》,76)

在一座座觀景臺上,所有人同時感到孤獨,同時無助,渴求理解。這時,昆德拉寫下一份「無謂之書」,希望讀者能理解他對於「無謂」的哲思。但很可惜,他的概念與寫作元素在前作也使用過了,甚至連「重複自己」這個概念,也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永劫回歸」[8]概念裡寫過了。在首次讀書會時,提出過的「遺作」概念,這時就無比適用──昆德拉正進行一次寫作生涯與人生的大回顧:在歷史之中,他自感走向何處。

但即便是無意義,這小說裡也沒有完滿處理。興許是由於黑格爾的對立揚棄,以及史太林的「話語權」理論,讓昆德拉認為不需要再處理「無意義」。但本文的討論,還是以一個哲學小故事完結吧。一個創辦了「無意義學會」的人正在招生,他的要求是參加者必須要交出一封無意義的信才能入會。時間過去一周又一周,還是沒人能加入。為甚麼?因為只要讓人入會,那信就變得有意義了。而《無謂的盛宴》,只要一旦舉行,它就變得有了意義──無意義不再成立。無論昆德拉如何書寫,如何辯護,這組對立,這組「我們必須學習去愛它」的「生命本質」,也不能算深刻。《無謂的盛宴》,也顯然及不上諸多前作。

 

注釋:

[1] 本文引用文本如下:

米蘭.昆德拉,《無謂的盛宴》,皇冠,尉遲秀譯。以下標記為「無」。

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皇冠,尉遲秀譯。以下標記為「輕」。

米蘭.昆德拉,《搭車遊戲》,中國和平出版社,高興譯。以下標記為「搭」。

[2] 在〈輕〉中,昆德拉也會以「我的朋友」稱呼主角托馬斯,亦有極多「外音」,即作者直接向讀者說明寫作動機,或分析人物行為等。與《無》不同的是,作者不會插入物象、事件等,干涉故事世界的邏輯與走向。

[3] 在《約翰遜字典》裡,約翰遜加入了「not」一詞。

[4] 讀書會後,也有另一組比較有趣的討論。關於卡繆一直否認他是存在主義者,但作品又處處顯出存在主義思考。那麼,他是否應該被評為「存在主義作家」呢?荒謬性的顯示無疑帶著存在主義,那麼,《無謂的盛宴》又是否應被歸類為存在主義作品呢?

[5] 蘇聯政治笑話是流行於前蘇聯和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笑話。來源不一,有來自東歐共產國家的,也有來自美國、西德的。笑話主要諷刺蘇聯領導人、政治、經濟和生活狀態。而史太林在當中的形象,多為殘暴猜忌等負面性格,赫魯曉夫則是無知、魯莽等。

[6] 「加里寧格勒」原名為柯尼斯堡,意思是國王山。格勒的意思是城市。哲學家康德一生都住在這座城裡。

[7] 黑格爾的唯物辯證法其中有「對立統一」,有三個階段:對立、揚棄、提升。而本文提及的揚棄,指的是昆德拉棄去「無謂」與「有謂」的對立,提升到「語話權」的討論層次。

[8]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昆德拉引用尼采的「永劫回歸」,以無窮重複的時間空間來說明「輕」之重要。

沐羽

沐羽

現為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所名太長,幾乎把我剩下的語言壓成碎片,所以長話短說:請重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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