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令人疼痛。而且一直如此。
《跳舞的熊》一書中遍佈着「疼痛感」，是「學習自由」所帶來疼痛。跳舞熊和馴熊師有幾百年的傳統，多年以來，吉普賽人靠着馴養黑熊維生，隨着文明社會的發展，保加利亞加入歐盟以後，「跳舞熊」這種對黑熊不人道的馴養方法被禁止。在國際的關注下，「跳舞熊」被拯救出來，在得到自由的當下，牠們必須「學習自由」才能生存，可是，一旦脫下鼻上的金屬扣，牠們反而不習慣，長久被管制的環境裡，「自由」是多麼陌生的事情。
同樣，從獨裁走向民主的國家，包括古巴、烏克蘭、科索沃、愛沙尼亞等國家的人民，在轉型的過程中也感受到痛苦，在作者維多特‧沙博爾夫斯基的觀察下，很多人沒有因為得到自由而快樂，蛻變中的國家社會讓他們感到虛空和不安，甚至湧起了懷念獨裁政府的情感，一如退休的跳舞熊總會輕易地被喚回過去的記憶，不由自主地翩翩起舞。這樣的想法或舉動，固然帶着根深蒂固的奴性，但不能被忽略掉的，是個體和管制者及體制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除了統治和被統治的權力關係，也包含了複雜而又幽微的情感。跳舞熊與馴熊師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彼此之間的大部分生命互相聯繫着，像親人一樣，一旦失去彼此，要花非常大的力氣才能適應新生活──或是迎向死亡。在還沒有享受到「自由」的好處前，他們就想要放棄自由。
在西方文明社會中，「自由」是可貴的，無論是人類或動物，西方文明社會都努力追求平等自由，就如世界各國都需要經歷民主化的轉變。在追求「自由」或是探討「學習自由」的可能時，我們要思考的是，何謂「自由」？如果「自由」是有界線的話，那還算不算自由？
所謂「自由」，只是表象
跳舞熊在「學習自由」的第一件事，是學會自由有它的界線，為了讓黑熊們得到照顧和保護，牠們在圍繞着通電鐵絲網的貝利察公園生活，在人類的高度監視之下，牠們自由地活動，公園裡的人為了讓牠們學習適應野外生活，會觀察牠們的一舉一動，在飲食和設備上作出調整。
儘管貝利察公園的工作人員的任務是「喚醒熊的本能，把熊交給大自然」，但他們對熊的照顧與限制跟他們的理念背道而馳，他們創造的環境跟現實的野生環境有一大段距離，而且，基於人道理由，把黑熊隔離，分成不同區域，不讓牠們殺害彼此，又只不讓黑熊有捕獵其他生物的機會，甚至覺得黑熊拔掉管子一下子把堅果全拿走是粗暴的事：「我們寧願他們動腦筋，而不是使用蠻力」，這種種限制，無不透露出人類作為高度文明的生物，用所謂「人道主義」和「道德高地」的眼光去觀察和對待動物，忽視野生動物原有的習性，變相是另一種拘禁，這些黑熊無法能獨立生活，最後甚至連基本的生育能力都沒有──公園的工作人員以保護為名，閹割公熊。
貝利察公園希望能喚醒跳舞熊的獨立性，卻無法為牠們創造出野外弱肉強食的生存環境，只是把牠們關在公園內任人觀賞，進行高度監察，怕牠們過度野蠻而爆發出毀滅般的力量──這是對野生動物本能上的壓抑。
貝利察公園是個卡在自由和奴隸中間的特別空間，只是創造出所謂「自由的表象」，黑熊無法得到絕對的自由，一旦因為不適應，牠們可能會出現強迫行為，或是自殘，甚至站起來跳舞──「跳舞」在貝利察公園園長眼中是一個奴隸般的動作，但對於跳舞熊來說，是牠們釋放壓力的行為，而且，在過去的生活環境中，「跳舞」能體現牠們存在的意義。就如拿掉跳舞熊鼻上的金屬環「像截去牠們身體的以部分，或是讓牠們「成為奴隸的人格」，可悲的是，這個叫「哈卡」的金屬環，就算被脫下來，鼻子上的傷痕永遠不會抹滅，就像植根於跳舞熊精神和肉體上的奴性，一旦失去，反而不知道怎麼生活。另一方面，舒適和平的生活環境無法培養出黑熊本應有的強悍與勇猛，可見牠們在肉體和精神上受閹割，更無法獨立生活。
進行「自由實驗」的國家
當跳舞熊因為學習自由而感到痛苦時，脫離共產主義的前蘇國家與衛星國，也正進行轉型中的「自由實驗」，再轉型的過程中，人民同樣感到痛苦，就如書中的馴熊師米切夫所言：
對我而言，共產時代是個美好的時代。我甚至覺得遺憾，那時我還沒有熊。那時大家心情比較好，也比較快樂，而今天呢，他們很焦慮，每個人都像追着自己的尾巴跑。
對過去的懷念，源於對現實的不滿。從獨裁政體到民主政體，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自由來得太快，國家社會在轉型中出現混亂的局面，讓人們民族情感和身份認同上感到茫然而無所適從。
《跳舞的熊》的第二部紀錄了國家在轉型中的社會狀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趨勢下，這些剛脫離共產主義的國家陷入了貧困的狀態，國家努力發展對外貿易，但賺取金錢的只是特權階層，普遍國民還是過着貧窮的生活，貧富懸殊的問題日益嚴重。在市場經濟的自由發展下，人們只能在混亂的社會和模糊的法律邊界上，憑藉自己的努力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式，這時候社會上出現大量走私和黑市買賣的的地下經濟，出現私客、邊境中進行買賣的人、詐騙遊客的人等；另外，也有跨境工作的人，甚至有人借「前蘇聯難民」的身分爭取利益，或是乞討金錢。轉型中的國家也讓外國人發現了商機，大量進口的舶來品和世界品牌讓人民眼花撩亂，然而，在這一片資本主義的幻象背後，是一大片休耕的土地和守株待兔的人們，這些人們在蘇聯解體後，期望得到歐盟的援助，或是「待在自己的村莊，拿棍子去敲樹，希望梨子掉下來。」共產時代習慣被拘束，就像跳舞熊長期戴上「哈卡」，為他們塑造了被動與消極的性格，一旦得到自由，他們也不會主動學習累積資本，最後只能被市場經濟淘汰。
固然，歐盟以及各個國際基金會和志願團體，在蘇聯解體後致力支援和協助前共產國家轉型，讓這些國家有賺錢的能力。可是，把前國營農場變成「哈比村」，用政治人物的歷史傳說來包成旅遊景點，這種種賺錢模式，像小丑向有錢人獻媚。在這個「自由實驗」中，轉型國家有如被解放的跳舞熊，從馴熊人的束縛中跳到貝利察公園的「自由假象」──「資本主義」只是西方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包裝下的牢籠罷了。當國家轉型為資本主義時，隨之而來的，是外國或本地資本家和特權階級的剝削，「自由」只會讓剝削無邊界延展，而大部分的人們卻後知後覺，到他們從社會主義的虛幻中覺醒過來，也只能通過勞動，奮力在資產階級中往上爬，縱然，要脫離低下階級一點都不容易──資本主義就是一個野生叢林，而正在學習自由的人就是這個叢林的犧牲者。
「自由」帶來的身分危機
此外，共產主義的崩塌，讓前蘇聯國家的人們陷入國族和身分認同的危機，過去他們是「蘇維埃」民族，但隨着不同國家爭取獨立後，人們對於國族身分上產生混亂，書中記述了愛沙尼亞人在蘇聯解體後陷入認同危機，由於國家獨立後，在語言和法律上的改革，讓人們可以選擇不同國籍，因此，年輕人即使拿了愛沙尼亞人歐盟護照，生活環境與經歷讓他們無法認同自己是歐洲人。此外，愛沙尼亞設立的國籍考試，讓長期居住在愛沙尼亞的俄羅斯人無法得到國籍。蘇聯解體後，居住在愛沙尼亞的俄羅斯人被新政策被排除在外，新的歷史書寫讓愛沙尼亞人憎恨俄羅斯人，種族衝突以及社會狀況把俄羅斯人推到邊緣，即使俄羅斯人生活了多久，也無法得到認同。
對於前共產主義國家而言，自由的代價太大，共產體制的倒下讓他們失去秩序，更失去「自我」，過去他們可以為國家貢獻，肯定自己的價值，當社會主義崩塌，他們失去國家政府的依靠，更顯得虛空。這個時候，他們只能選擇作出改變以迎合未來，或是自我催眠，讓活在舊日的美夢中，前者固然是積極的做法，但後者能讓人迷醉，不致痛苦，故此，不少人願意選擇後者，他們不會否定蘇共過去的歷史，甚至季繼續崇拜共產黨的獨裁領袖──那個訓練他們的馴熊師，除了管束，或許，還帶着「愛」，讓他們可以安心地依靠着。
只是，過去的幻夢終究會破滅，就如阿爾巴尼亞的碉堡早已失去軍事價值，它們面臨拆卸，把裡面的鋼筋賣掉，或是把他們改造成酒吧、旅店，甚至旅遊低標。在資本主義下，歷史也成了被消費的商品，過去的恐懼變得模糊，更帶有娛樂性──如果是這樣的話，人們應該如何看待歷史，如何看待自己的國族？
「人道」與「平等」
跳舞熊的「學習自由」的案例，除了讓我們思考「轉型」面臨的問題，還要思考的是人道問題。四掌基金會以「人道」和「生命平等」的理由拯救跳舞熊，在實際運作上，只關注動物，沒有顧及人類。馴熊師失去跳舞熊無法維生，也因為失去親人般的同伴而心靈受創，基金會給他們的金錢只能解決短暫的經濟問題。更殘酷的是，基金會期望貧困的貝利察居民接受跳舞熊，可是面對跳舞熊得到很好的照顧，連牙齒也得到德國的牙醫檢查，而他們卻因為沒有錢補牙而把牙齒拔掉──到底要有多寬大的心靈，才能夠接受和愛護這些跳舞熊？當貝利察公園園長覺得人們不應該妒忌跳舞熊，何曾想過當地人生活得多艱苦？這樣追求「生命平等」，對貝利察居民以及長期貧困的人也太殘酷了吧？對於這些人們，「雖然他們學習自由的時間比熊長，但沒有專家協助他們適應轉型。」保加地亞人的遭遇，一如很多正在轉型的前共產國家，他們的遭遇讓人心痛，卻失去了被同情和憐憫的機會，有些時候，活得連動物都不如，難道這就是自由的代價嗎？
「自由」讓人嚮往，但不一定為人們帶來美好生活的願景。書中描述的種族衝突問題，不會因為「自由」的到來而讓種族平等和平相處，反而讓種族之間的憎恨放肆地展現於人前。二戰後的共產時代，吉普賽人曾一度得到種族上的平等，有權利、工作、房子、讀書寫字的機會，也開始得到保加利亞人的尊重，但在後共產時代，吉普賽人卻被認為是落後、貪婪而愚蠢──變相是種族平等上的倒退。
「自由」和「平等」固然是我們追求的普世價值，但在自由主義的實踐下，追求「平等」是何等漫長的路，而轉型之路更是緩慢而困難重重，如果硬要把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文化教條套上去，必定會造成混亂和痛苦。在轉型的過程中，不能忽視國家個別的社會、文化與歷史，「資本主義」或「西方價值」不可能全都適用於任何國家與地區，就如從小被拘束和訓練的跳舞熊，無法在野生叢林裡生活。
或許「自由實驗」還要繼續進行，如何才能摸索出理想的社會與制度，還是回歸人道精神的根本，對「愛」、「自由」和「平等」等概念有更廣闊而多元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