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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病》:瘟疫與法西斯獨裁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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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病》:瘟疫與法西斯獨裁的對立

1937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Čapek)發表了他的劇作《白色病》(The White Disease),這位早以另一齣劇作《羅梭的萬能工人》(R.U.R.)聞名於世的作家(英語「robot」一詞便是出自這部作品,而後為廣傳),自三十年代開始,也曾被多次提名競逐諾貝爾文學獎。然而,因著當時歐洲的政治情況,人們對《白色病》的回應傾向兩極化。

一方面,《白色病》受到右翼政客吉日.斯特林尼(Jiří Stříbrný)強烈的批評,法西斯政黨斯洛伐克人民黨(Slovak People’s Party)評之為「有害」。但在另一方面,《白色病》馬上受到了歐洲各地文人的讚許。德國大文豪湯馬士.曼(Thomas Mann)對《白色病》的人文關懷精神讚譽有嘉,[1] 甚至,在劇作出版的同年,他就曾致信阿爾托,表示自己對流亡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國同胞表示關注,希望同是反對納粹政權的阿爾托可以告訴他,流亡捷克的德國人的真實生活狀況(其後曼本人也流亡到美國)。[2]

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十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面對納粹德國的掘起,以至其權力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脅,恰佩克曾多次公開批評法西斯主義,自然是法西斯主義的眼中釘。到了《白色病》,恰佩克便直接把對自己法西斯的看法化成戲劇,試圖以藝術對抗專制的極端民族主義,讓他們知道「棒喝」的真正意義。這不難想像何以他會受到右翼人士的批評。而在右翼與瘟疫流行的今天,再讀《白色病》彷彿又是一種感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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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病》講述一種來自中國,名為「鄭氏病」(Cheng’s disease/Čengova nemoc)的不治之症已經席捲全世界(不要問為甚麼叫「鄭氏病」,我想只是巧合)。這種傳染病表面症狀類似痲瘋,但卻比它更奇怪、更具殺傷力,因患者皮膚出現白色的斑點而姑且被叫作「白色病」。這病會殺人,患者通常就只有一年的時間,使得人心惶惶。患了病的人認為這可能是神要降罪於人,都在求神打救。古怪的是,「白色病」只對五十歲以上的人具侵略性;年輕人似乎就是有一種神秘的免疫力。但也正因為如此,劇中國家的獨裁元帥才會忙於發動戰爭,對瘟情的嚴峻漫不經心──畢竟,年輕人才是戰爭的主要投入,年老的人由他們死去也只能算是不幸而已。

這時,一位名叫蓋倫(Galén)的神秘醫生突然出現在屬於黨的疾病研究所,聲稱自己找到了「白色病」的治療方法。研究所的首席教授起初只把他當才瘋子,直到他得知,蓋倫是當時最偉大的醫學教授利連塔爾(Lilienthal)口中最得意的門生「大孩子」(Dětina),才願意接受他的建議,把醫治窮困患者的第十三號大樓歸他管轄,用作實驗之用。

事實上,蓋倫醫生只願意治愈窮人,他要求準患者攜帶收入證明,凡是有錢的一律不收留。他甚至要求前來採訪的記者們向外宣布,只要政府願意停止戰爭,他就會醫治所有患者。蓋倫之所以要如此偏執,是他想要借用有錢權貴們向政府施壓,以達到他所渴望的世界和平。以至,後來連獨裁元帥身邊的得力助手也病倒了,蓋倫便利用他作為其中的談判籌碼(這位名為克魯格[Krug]的工業家,似乎是現實歷史中幫助希特勒的工業家族克虜伯[Krupp]的化身)。

獨裁元帥當然不會輕易屈服。他知道蓋倫想要利用富人的力量反抗,便設計了一場詭計,聲稱蓋倫的一名前學生也掌握了「白色病」的根治方法,並開始向富人出售能一時消除症狀的假藥,繼而展開了對鄰國的侵略。直到最後,連獨裁元帥本人也得了「白色病」,才認真要考慮蓋倫提出的協議。但偏執的獨裁元帥還是死於「白色病」,到死前還是喊著「戰爭萬歲」;而偏執的蓋倫醫生也因為不願意高呼支持戰爭而被殺。

最終,劇場以歐洲繼續飽受戰爭和疾病的催殘而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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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病》要刻意強調中國為瘟疫的源頭,大概可以歸咎為十九世紀末,香港把鼠疫帶到歐洲的結果。但在另一方面,這也似乎顯示了一種屬於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世界觀,和他們民族心靈的展現──中國不是好東西,捷克人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慣用語,把壞的天氣以「中國」作為形容詞。

劇中的醫生名字叫「蓋倫」,也是大有來頭。這個蓋倫,指稱的是公元二世紀希臘名醫學家蓋倫(Galen of Pergamon)。恰佩克還刻意說明過,劇中的蓋倫就跟歷史上的蓋倫一樣,都是來自當時屬於希臘的別迦摩(Pergamon)。

偏要用到羅馬時期的醫學家蓋倫作為主角的原型人物,大概是他作為醫者的精神氣質。就如,《白色病》中的蓋倫強調醫術所為一種政治和道德的實踐,似乎跟二千年前持柏拉圖主義世界觀的蓋倫互相呼應。此外,在歷史上,蓋倫的醫學觀由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影響,而希波克拉底是史上第一個能真正被叫作醫者的人,這就不在話下,另外,他也是第一個反對疾病為天譴或超自然力量所致的人。這似乎也符合了《白色病》中蓋倫的形象。

在表面上看來,《白色病》中蓋倫似乎違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中所提及,救濟所有病人的醫者品德,就此,恰佩克甚至要至信當時國內的醫生們,澄清劇中的醫生並無所指。[3] 但細讀誓詞中的一句:「無論何適何遇,逢男或女,民人奴隸,余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福,並檢點吾身,不為種種墮落害人之敗行,尤不為誘姦之事。」或會發現,所謂醫德,本來就超越了純粹的救濟精神。那麼以醫術作為解救人類的手段,在一個角度看來似乎亦無不可。正如恰佩克又說過:

這個劇本的想法來自我的一個醫生朋友:伊日.福斯特卡(Jiří Foustka)醫生。那個主意是,一位醫生發現了一種可以消滅惡性腫瘤的新射線。他在它們身上找到了死亡的光芒,在它們的幫助下,他同時成為了獨裁者和這個世界不祥的救世主。 一個掌握人類命運的醫生。這個的想法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記憶中。[4]

其實,恰佩克的父親也是一名優秀的醫生;除了醫事,他還是社會的活躍份子。恰佩克甚至會稱他為「世代民族覺醒的好例子。」[5] 可見他對恰佩克的影響。此外,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恰佩克就特別痛恨戰爭,認為所有人都只會是戰爭輸家。[6] 因此,恰佩克才會在《白色病》的序言裡說:「戰後人類最鮮明的特徵之一,就是人性的退卻。 這個詞象徵了對生命和人權的虔誠尊重,對自由與和平的熱愛,對真理與正義的追求,以及其它在歐洲傳統意義之下,作為人類進化目的而保留至今的道德假設。 」[7]

正如魯迅會認為,只有醫治人民的心才能真正救國,繼而棄醫從文。就此,恰佩克似乎持一種相反的看法,認為假如一個醫生能掌握獨有的醫術,便能為世界帶來和平。但又細看兩者,又會發現兩人好像在走近似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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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談》(Decameron),到莎士比亞的劇作,瘟疫都會被指為神對人的懲罰,這似乎已經是過度普遍化的劇情。但當台上出現一個滿面瘟疹的角色,不僅有對當十足的戲劇效果,還有引申的道德含意。[8] 《白色病》的第一幕正是講述求神打救的三個病人;但可以說,恰佩克想要反對這種帶神學色彩的劇場美學觀。

羅馬時期的神學美學家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就很反對劇場,在《上帝之城》(City of God),他就曾把劇場跟瘟疫作類比,認為劇場損害一個人的心靈,就如瘟疫損壞一個人的器官(這自然是劇場作為羅馬神話的展現有關)。[9]

聖奧古斯丁的這個說法,在表面看來好像就純粹是反劇場;但認真細讀他的想法,會發現把劇場比作瘟疫實在是有挑戰核心權力的意味──他反對劇場,真正的用意是批評羅馬神話的世界觀。正如,恰佩克偏要以瘟疫作為《白色病》的主題,要的是同時批評於歐洲核心的基督教價值,和當時新興起的法西斯主義。

於這點上,似乎要沿著法國戲劇理論家安托南.阿爾托(Antonin Artaud)的文章,〈劇場與瘟疫〉(The Theater and the Plague)細說……

 

注釋

[1] B.R. Bradbrook, Karel Capek: In Pursuit of Truth Tolerance And Trust,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8), pp. 69–71.

[2] Thomas Mann, Letters of Thomas Mann, 1889-195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29–221.

[3] 參考 B.R. Bradbrook, Karel Capek: In Pursuit of Truth Tolerance And Trust,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8), p. 68.

[4] Karel Čapek, Renata Flint and Robert M. Philmus, “Preface to “Bílá Nemoc”,”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Vol. 28, No. 1 (Mar., 2001), p. 2.

[5] 參考Thomas Ort, Art and Life in Modernist Prague: Karel Capek and His Generation, 1911-1938.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19.

[6] Ibid., p. 104.

[7] Karel Čapek, Renata Flint and Robert M. Philmus, “Preface to “Bílá Nemoc”,”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Vol. 28, No. 1 (Mar., 2001), p. 2.

[8] 參考 Louis F. Qualtiere & William W. E. Sllights “Contagion and Blam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Case of the French Pox,” In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22(1), (2003), p. 20.

[9] Saint Augustine, City of God, Book I: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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