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不少寫瘟疫的文學作，由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談》（Decameron），到莎士比亞的劇作，我們都能彷彿看到一個共通點：瘟疫是神對人的懲罰。這似乎已是過度普遍化的劇情。筆者早前寫過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Čapek）的劇作《白色病》（The White Disease），在劇作的第一幕，三個得了瘟疫的病人彷彿也默認自己是受了神的懲罰。
《白色病》的主旨在於以醫學作為對抗法西斯政權的手段，不但是反極權體制，嚴格上還帶有反神的意味。薄伽丘《十日談》也有反宗教的意味。細想，其實瘟疫跟神有很多可思考和討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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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談到劇作，可由莎士比亞開始。
莎士比亞的劇作常用到「瘟疫」（plague）一詞，其中有名的是《雅典的泰門》（Timon of Athens）裡的泰門一句：「願天神降災於所有的雅典人，讓他們一個個在你劍下喪命；等你征服了雅典以後，願天神再降災於你！」[1]
瘟疫不單是疫症和厄運，還是用來罵人的話。天神會降災於人，他們會降災於應當受懲罰的人。
在《特洛勒斯與克瑞西達》（Troilus and Cressida），莎士比亞對特洛伊戰爭重新作出了詮釋。劇的一開始講述阿加曼農（Agamemnon）與一眾英雄在特洛伊（Troia）的城牆前，想要奪城卻久久不能攻破。
我們都知道，特洛伊是靠尤利西斯（Ulysses）想到了用木馬計謀才能取下。在劇中的第一幕第三場，尤利西斯與眾人在阿加曼農的帳前討論戰爭的事宜，莎士比亞突然在此借尤利西斯的口，發表了一段關於瘟疫與劇場的見解。
尤利西斯先是提出，特洛伊城之所以不能輕取，厄運（也是plagues這個詞）總是降臨到他們軍的一方，是因為他們「漠視了軍令的森嚴所致。」[2] 就如，日月星辰的運轉，都自有其軌道，假如眾星出了常軌，厄運與災難便會降臨。隨後他便解釋，軍中的秩序混亂，源於阿基里斯（Achilles）與帕特羅克洛斯（Patroclus）對阿加曼農的衊視──他們輪流以滑稽的肢體動作模仿阿加曼農和眾人，又對眾人的戰爭謀略評頭品足。
以滑稽的肢體動作模仿他人，這不就是劇場的本與嗎？這段對模仿的描述，彷彿本身就似是一段反對戲劇的宣言。這亦難怪會使不少研究莎士比亞的人感到有趣，甚至是不解。[3]
莎士比亞為何要這樣說，我們並不知道。這或許只是出於無聊的自嘲。但我們知道的是，莎士比亞創作《特洛勒斯與克瑞西達》時，英國正受疫症侵襲，單是倫敦就死了三萬人。[4] 因此，有說接二連三的瘟疫其實也改變了莎士比亞的寫作風格。[5]
追本溯源的話，會發現《特洛勒斯與克瑞西達》的故事其實是根據英國中世紀大文豪傑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同名著作。喬叟的著作講的也是瘟疫。[6] 更巧合的是，喬叟的著作其實是根據薄伽丘的《愛的摧殘》（Il Filostrato）。喬叟和薄伽丘都是經歷過黑死病的人。薄伽丘更是第一個寫「瘟疫文學」的人。[7] 這彷彿說明，特洛勒斯與克瑞西達的故事，好像都跟瘟疫有著不可分割的關連性。
但更為現實的考慮，倫敦劇院因瘟疫的原故一度鎖起了大門，直到1604年的夏天才短暫重開過兩年，故有說《特洛勒斯與克瑞西達》很有可能就沒有公演過。莎士比亞或許真的想要在《特洛勒斯與克瑞西達》裡，借尤利西斯說明劇場就像疫症？但這個比喻確實有一定的準確性（畢竟，病毒會在劇院裡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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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說到瘟疫與劇場的關係，莎士比亞最多也不過是個引子而已。
羅馬時期的神學家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就很反對劇場，而他所說過的幾句話也非常有趣。劇場的誕生源於古希臘人對眾神們的崇拜，古羅馬人繼承和稍稍修改了古希臘人的神話體系，這自然與由東邊傳來的一神宗教有所抵觸。聖奧古斯丁甚麼寫了《上帝之城》（City of God），用一本書的篇幅論證羅馬帝國衰敗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一直崇拜了錯的神）。聖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把劇場跟瘟疫作類比，指出劇場對個體心靈的侵害，就如瘟疫損壞一個人的器官。[8]
劇場跟神（或至少基督宗教的神）本來就有一定的張力。一來，聖奧古斯丁反對劇場，在一定程度上就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史詩的評擊；然而，諷刺的是，當他在《懺悔錄》一邊批評劇場荼毒人們的心靈，[9] 另一方面卻又在著作強調懺悔式的文字的感染力，[10] 彷彿就如當年的柏拉圖一邊書寫如詩般的《理想國》，但又在另一邊批評詩與詩人對社會的禍害？
或許，聖奧古斯丁一心只想批評羅馬神話，其他事根本無心理會；但對於劇場對心靈的影響如同瘟疫損壞器官的說法，法國戲劇理論家安托南．阿爾托（Antonin Artaud）作出了一些有趣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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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戲劇像瘟疫一樣，是一種譫妄，具有交流性。」阿爾托在〈劇場與瘟疫〉（The Theater and the Plague）裡說：「頭腦相信它所看見的，並且按自己的信念行事：這就是狂熱的秘密。 聖奧古斯丁的文字並沒有對狂熱的本相作出過提問。」[11]
其後，他為聖奧古斯丁補充說，把劇場跟瘟疫作類比，是因為瘟疫對人類器官造成破壞的特質──真正受瘟疫侵害和傷害的兩個器官，就只有大腦和肺部，而剛好，它們都是唯一能受我們意識所控制的器官（我們可以控制呼吸的速度和節奏，或甚至閉氣；可以思考的想要思考的事物，或放空不去思考）。劇場對我們的意識部份直接起作用。[12]
「如果劇院像瘟疫一樣，那不僅是因為它以相同的方式影響相當的集體，使他們感到不安。在劇院中，正如在瘟疫中一樣，既有勝利也有復仇：我們知道，瘟疫就如星星之火，所到之處，無非就是一場浩蕩的清算，足可燎原。」其後，阿爾托再解釋，戲劇就像瘟疫一樣，於有形與無形之間。戲劇就像瘟疫，擾亂感官的安息，釋放被壓抑的潛意識，引發一種虛擬的反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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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為甚麼聖奧古斯丁會把劇場比喻為負面的瘟疫，恰佩克等劇作家會把疾病作為對抗極權的工具？
瘟疫是一個隱喻，這個隱喻不只是文學上，還是修辭學上的。聖奧古斯丁顯然是跟從了柏拉圖的說法，才會把以瘟疫隱喻劇場。
但在這方面，法國哲學家利科（Paul Ricoeur）還是看得比較透徹。他在《隱喻的規則》（The Rule of Metaphor）論及過亞里士多德的《詩學》（Poetics）和《修辭學》（Rhetoric），說明兩者都運用了隱喻規則。正如利科又說，修辭學是有關意識形態的，[14] 聖奧古斯丁認為劇場是瘟疫，因為劇場以隱喻的方式展示了支持羅馬神話的意識形態。
同樣的邏輯，恰佩克以瘟疫作為劇場的主題，亦是以隱喻的方式展示了反對法西斯的意識形態。
注釋
[1] William Shakespeare, Timon of Athens, IV, I, 21-33.
[2] 這裡莎士比亞所用的「plagues」似乎跟《出埃及記》中的十災差不多意思。
[3] 深入討論可參考：Darryl Chalk Brett Hirsch & Christopher Wortham, “Contagious Emulation: Antitheatricality and Theatre as Plague in Troilus and Cressida,” In ‘This Earthly Stage’: World and Stage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Brepols Publishers, 2010).
[4] Stephen Porter, “17th Century: Plague,” Gresham College, (2001).
[5] James Shapiro, “How Shakespeare’s great escape from the plague changed theatre,” The Guardian, 24 Sep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sep/24/shakespeares-great-escape-plague-1606–james-shapiro
[6] 可參考Sealy Gilles, “Love and Disease in Chaucer’s Troilus and Criseyde,” Studies in the Age of Chaucer, Volume 25, 2003, p. 158.
[7] 可參考筆者早前寫的文章：〈《十日談》：瘟疫漫延時的自由與放縱〉。
[8] Saint Augustine, City of God, Book I: 33.
[9] Saint Augustine, Confessions, Book VIII.
[10] 參考James K. A. Smith, “Staging the Incarnation: Revisioning Augestine’s Critique of Theatre,”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Vol. 15, No. 2 (June 2001), p. 123.
[11] Antonin Artaud, “The Theater and the Plague,” in The Theater and Its Double, (Grove Press, 1938), p. 27.
[12] Ibid., p. 21.
[13] Ibid., p. 27
[14] Paul Ricoeur, The Rule of Metaphor, (Rourledge, 2004), Ch.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