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史研究學者關詩珮教授十年磨一劍，精心寫就一部厚重的學術著作《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考證嚴密，材料豐富。緒論探討翻譯與漢學之間的關係；第二章介紹英國外交部譯員培養計劃與漢學發展推手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之作為與貢獻；第三章介紹倫敦大學國王學院首任中文教授，曾在香港擔任譯員的飛即（Samuel Turner Fearon）；第四章介紹設計漢字拼音系統的漢學家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學習粵語與北方官話，並設計改革中國學生譯員計劃内容的經過；第五章介紹理雅各（James Legge）在官學生醫院計劃中的角色；第六章總結全書。關於此書中探討的翻譯研究和漢學發展歷史，書評已有珠玉在前，不再贅言。筆者在此篇書評中想著重梳理的，是廣府話，或曰粵語，在英國漢學發展脈絡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與作用。
何種漢語？──廣府話與官話之爭
國際上廣受使用的Wade-Giles System拼音系統發明者之一威妥瑪，是大英帝國外交部的學生翻譯課程之旗手與靈魂人物。他正是在為此課程設計漢語教學材料過程中，才設計了這套拼音系統，後來由其學生翟理斯（Giles）修訂完成。此課程培養出多位著名漢學家，對英國漢學發展影響深遠。而威妥瑪本人也是中英外交史上一位極為重要的人物。威妥瑪於一八三九年參加鴉片戰爭，當時跟隨愛秩序將軍（Major Edward Aldrich）從香港島的赤柱上岸，而到港時他的中文程度還不足以協助草擬《南京條約》的三位譯者，所以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威妥瑪僅旁觀了和議的簽訂。而二十年後，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威妥瑪已經是漢文正使。這二十年間，威妥瑪如何學習中文，由於史料缺乏，無從細考。而關詩珮在此書中展現了自己首次發掘出的珍貴手稿，展現了威妥瑪在一八四三年通過抄寫馬禮遜（Morrison）編輯的《廣東省土話字彙》（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1] 學習粵方言的過程。在手稿扉頁上，威妥瑪這樣寫道：
Copied by me from Dr Morrison’s Canton Vocabulary now almost out of print between the months of July and October 1843. I look upon as the most valuable assistance to the student of the Canton dialect, who must however add much to it. Still as a foundation it is one of the many works for which English men have yet to learn their obligations to their 1st Sinologue primus idemque princeps.
此為我於1843年7月到10月間謄抄馬禮遜博士現已差不多絕版的《廣東省土話字彙》。我認為這書對學習廣東方言的學生而言是最珍貴的教材，雖然無可避免地要作一些增訂。即使如此，作為基礎入門書，我們國人還未盡應有義務向當今第一人的漢學家馬禮遜好好學習。（關詩珮譯文）
《廣東省土話字彙》這部教材一八二八年出版，至一八四三年十五年間，原版一書難求。此書得到廣東澳門一帶的外國人推崇，也在歐洲漢學界得到高度贊揚。當時學習廣東話已經形成熱潮，而教材極其匱乏，因此，威妥瑪才會在一八四三年七月至十月抄寫多達三百多頁的字典，通過抄寫手稿，自學成才。此書中還提及一個非常有趣的細節：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威妥瑪有所聽聞英軍譯者不足影響戰況的情況，於是他在簽訂《南京條約》後，便立即請教有名望的漢學家及詢問漢語水準首屈一指的前輩，如何獲得學習中文之門徑。他指得回來的答案卻是：「先生，你說要學習中文，到底是要學習哪一種漢語？」威妥瑪向第一位德高望重的漢學家請教時得到的回答：「漢語內有經典的語言，有比較現代的語言，有公文的語言、公牘文章，以及語體文的語言，當中還要區分無數方言。那麼，您要學習哪一種呢？」（293頁）[2]
威妥瑪曾經在香港法庭擔任譯員，他在香港時首先學習的是粵方言。被派往中國內陸之後，他逐漸發現中英使節之間的對話，以北京話或官話為依歸，於是努力學習官話。由於他精通粵語，得到英國政府的重用，從一八四九年起在香港處理太平天國的翻譯及情報工作。威妥瑪的語言能力得到上司賞識，從香港政府漢文正使被擢升為上海副領事及關稅司。一八五四年，他在進一步掌握了北方官話之後，去信英國外交部，毛遂自薦願意統籌外交部學生譯員計劃，整合一系列中國研究資源教材，編撰一套實用且系統的教科書。威妥瑪建議，該計劃以北方官話為優先學習語言，讓英國政府能夠直接與清廷對話。為達成此目的，編撰統一拼音方案。可見，威妥瑪將自己在香港長期學習精進的粵方言放在北方官話之後，在政治上為了國家外交利益，在個人層面是為了開拓漢學學科發展之途。
「英國漢學」的發展脈絡
國外學界以中國文學文化歷史為主題的研究，一般稱為「漢學」（Sinology）或者「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而威妥瑪將自己所研究的志趣描述為「學習中國的知識」，拉丁文稱為「Res Sinica」，即是「China Affairs」或「things about China」（301頁），但這個講法在學術界並沒有獲得普及。
根據研究考證，在歐洲語境中，「專業漢學」階段指的是漢學課程走進歐洲大學，取得獨立學科的地位。真正意義上的職業漢學家隊伍開始形成，形成標誌是一八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法蘭西學院創設「漢語和韃靼—滿語語言文學」講座。一八一五年一月十六日「漢學講座」啟動，這是西方第一個漢語教學科研機構，也是中國語言文學首次進入西方大學的神聖殿堂。繼一八一四年法蘭西學院設置漢學課程後，西方各國高等學府紛紛設置漢學系或開設漢語課程，一些漢語學習者進人這些高等學府學習漢語。十八世紀三〇年代義大利拿波里創辦了中國學院（Collegio dei Cinesi），開設漢語教學課程，英國一八三七年、俄國一八五一年、荷蘭一八七五年、美國一八七六年、德國一九一二年相繼在大學或研究機構首開漢語教學課程，這些機構無一例外地沿襲着自利瑪竇以來的「以譯經學漢語」的傳統，即用語法翻譯法教授漢語書面語。[3]
與歐陸國家發展的漢學相比，「英國漢學」具有其特殊性。這也正是此書研究的主旨之一──英國漢學為甚麼在特殊的歷史時空（十九世紀中葉）產生，香港的角色又是甚麼？十九世紀的英國漢學為甚麼會以倫敦為基地？（第11頁）。作者特別提醒我們：
〔……〕 一八三七年才於大學機構內正式成立大學課程及教授講席的英國，雖然可以說與俄國同年，然而實際與中國的交往及漢學的發展，卻不能媲美俄國。英國人深深明白本國漢學的落後，一方面希望迎頭蓋上，另一方面亦希望與歐洲發展出不同的軌跡，並與歐洲學術傳統分庭抗禮。就是基於這種有異於歐洲漢學的心態，筆者提倡歷史學家有必要更審慎使用「British Sinology」（英國漢學）一詞。（33頁）
只要我們回顧十九世紀的原始文獻，就會看到英國人在陳述中國學問及學術範疇時，都避開使用「Sinology」一詞。從英國首間設置中文課程的倫敦大學學院、倫敦國王學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成立教授中文教席的校檔及公文中，都看到此稱呼「Professorship of the Chinese」 或「Professorship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亦即是中文或中文文學教授。在外交部及殖民地部所有檔案對中國學在英國的稱呼，亦無例外，都是稱為中國語言及文字知識（Knowledge of Chinese Language）或中文知識（Knowledge of Chinese）（33-34頁）。英國漢學先驅斯當東，在1837-1847年促使英國倫敦大學成立中文課程，往往以歐洲漢學作為比況。……
……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為了結合中英實務翻譯訓練及考核制度，於是在學術機構內設置中文教學及中國研究。在行文流暢的考慮下，本書仍會使用「漢學」一詞，但為了正名這個時代的中文研究特色，本書在書名上選取了「中文知識」一詞，確切反映英國在成立這個學術科目的關鍵時期，目的是先從語言範圍開展，以服膺實用語言交際及翻譯的原則。 （35頁）
在英國漢學建立發展過程中，斯當東、馬禮遜與威妥瑪三位譯者居功至偉。十三歲的斯當東在一七九二年跟隨在英屬印度等地擔任高級官員的父親老斯當東來華，在數月航海途中，逐漸向隨行傳譯學習漢語漢字。老斯當東擔任馬嘠爾尼爵士的副使，覲見乾隆皇帝。馬嘠爾尼使團在朝廷之上，由於文化差距巨大，傳譯能力不足，釀出了一場叩頭風波，而「叩頭」這個詞語，也以粵音拉丁化為kowtow，進入英語詞彙。馬禮遜，第一位新教來華傳教士，斯當東好友。其第三子馬儒翰在一九三四年去世之後，接任英國對華商務總監的翻譯官，任職期間（1835至1841年）爆發鴉片戰爭，他翻譯《南京條約》為大英帝國謀取最佳利益，直到一八四三年八月急病死去。
斯當東利用馬禮遜捐贈的珍貴中文圖書資源，計畫在英國的大學裏開拓中國研究與中文教學領域。他於一八三七年正式向倫敦大學學院提出捐贈圖書暨成立中文教席的方案。但鴉片戰爭之前的英國政府對此並不熱衷，倫敦大學學院也差點否決此建議，即使同意開設中文教席，原來反對此舉的校內行政會代表也提出中文教授年薪只能給出60英鎊，有悖於當時大學教授應該有200英鎊年薪的規定。這種做法體現了當時英國政府與大學機構對於中國研究與中文教學極為漠視的心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國漢學界領軍學者，法蘭西學院中文教授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卻對馬禮遜藏書極有興趣，立即聯繫到巴黎皇家圖書館（Royal Library of Paris）出資，表示願意立即購入此批藏書。斯氏婉拒法國同行好意，一心希望為英國培育中文人才，最終得到了大學評議會的支持，得以在倫敦大學學院開設全英國首名中文教席。倫敦大學學院開設中文科之後，修讀學生人數不少，其中大多來自宗教團體與東印度公司，包括後來成為牛津大學首任中文教授的理雅各。
一八七六年十月底，理雅各就任牛津大學中文教授之後半年，有意將殖民部翻譯官學生課程轉移到牛津大學。由於理雅各擅長廣府話，加之牛津大學學習環境、社會地位及人才網絡，實際上轉移到牛津大學是更好的選擇。但殖民部考慮到倫敦大學國王學院中文課程創立於一八四七年，歷史更為悠久，地理位置也更接近殖民地部總部，便於邀請學生和專家幫忙處理翻譯工作，所以，儘管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廣府話師資缺乏，仍然得到殖民地部的青睞。殖民地部在決定把翻譯官學生課程安放在倫敦大學後，需要處理各種實際困難，譬如另找老師教導學生廣府話。當時第一個考慮的人選是同樣來自倫敦大學，但屬另一所學院的中文教授畢爾（Samuel Beal，1825-1889）牧師。但與畢爾見面之後，殖民地部才發現他不懂粵語，於是只能找來曾任倫敦會傳教士的杜納（Frederick Storrs Turner，1834-1916）幫忙教授學生廣府話（384頁）。
本書指出，殖民地部選擇倫敦國王學院，關鍵在於政治因素。與此同時，結合當時急劇轉變的中英外交關係與中國晚清的時代變革進行宏觀分析，作者也指出當時英國漢學培養人才的重點發生了變化。北方官話雖然不通行於廣東省，但作為中國管治語言，與香港粵方言形成了緊張的競爭關係。這種關係對倫敦國王學院的翻譯官學生訓練課程產生直接影響，使得中文課程中的北方官話與廣府話之間出現張力，也引起英國殖民地部官員對兩種語言並存的質疑。
一九二三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基於現代中國北方官話的白話文語法和北京話語音制定標準化漢語，稱為中華民國國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區別中華民國政府所稱的「國語」，一九五五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將「國語」改稱為「普通話」。時至今日，英國漢學的重鎮是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中文教育的語言基本上都是普通話。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國排名第三的聖安德魯斯大學，在二〇二〇年建立了第一個中文專業，作為現代語言學院中的第九種語言。並且銳意開拓，即將開設Pearl River Cultures Program，列出粵語選修課程。[4] 可以預期，在不久的將來，粵語會在英國漢學界獲得更加重要的地位。
注釋
[1] 對此書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上網下載數碼化的版本。有心人上傳此書，更用粵語寫了一段介紹：「呢本《廣東省土話字彙》大有來頭，佢於 1828 年出版，由 Robert Morrison 馬禮遜所寫，佢來自蘇格蘭，係首位來華傳教，將聖經翻譯成中文嘅傳教士。呢本有 188 年歷史嘅書，屬奧地利國家圖書館館藏所有，而家 Google 將佢數碼化，兼且免費畀大家下載。下載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xSJycBe-_dIN1ZOSVlIdW9xUzQ/view」
[2] Thomas Francis Wade,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Yü-yen Tzŭ-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In Eight Parts, with Key, Syllabary, and Writing Exercises (London: Allen, 1886).
[3] 于培文，〈漢語在近代歐洲的傳播〉，《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2卷第3期（2017年5月），https://wap.cnki.net/touch/web/Journal/Article/HBDS201703004.html。
[4] 〈利大英教授聖安德魯斯大學創辦香港文化課程〉，2021年5月20日，https://typesetter.hk/2021/05/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