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專門出版短篇小說的英國出版社Comma Press，自2006年開始推出「A City in Short Stories」系列，以小巧的短篇選集，呈現列斯、利物浦、伊斯坦堡、里約熱內盧、東京、第比利斯（格魯吉亞）、達卡（孟加拉）、喀土穆（蘇丹）的面貌。
出版於2014年的《加沙之書》（The Book of Gaza）為系列的其中一部；但跟別的城市不同，短篇小說這種形式之於加沙有其特殊意義。1967-1993年間，巴勒斯坦全境──包括加沙地帶在內──被以色列佔領，以色列政府嚴格審查巴人的出版物，在加沙出版小說愈發艱難。在六、七十年代，加沙作家大多以假名寫作，手稿必須偷運到耶路撒冷、開羅或貝魯特的印刷廠才有機會面世。在這些限制下，短篇小說成為加沙最嘹亮的聲音，短則寥寥數頁，長也不過一百頁。因此出現了一個說法：加沙是專門出口橘子與短篇小說的地方。
「加沙」其實同時是一座城市，以及地中海東南岸那個狹長地帶的名字，《加沙之書》述說的是關於大加沙的故事。稍為交代一下背景：加沙地帶總面積365平方公里，大約是屯門、元朗、大埔加起來的大小，人口近200萬，密度緊隨香港，是全球最高的地區之一。二次大戰後，英國預備撤出巴勒斯坦託管地（今以色列及巴勒斯坦），聯合國在1947年通過巴勒斯坦分割方案，提出在該地域分別建立一個猶太國及一個阿拉伯國。當時境內猶太人口約佔三分之一，但猶太國卻分得55%的土地；阿拉伯領袖不滿方案，即時離場抗議，託管地內的猶太人及阿拉伯人隨即爆發衝突。
及至停戰時，以色列佔領了境內八成土地，緊鄰的埃及和約旦則分佔了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以色列徹底擊潰埃及、約旦及敘利亞，侵佔了加沙和西岸，一直到結束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的奧斯陸協議簽訂後（1993年），加沙和西岸才交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治。此後，以色列長年經濟封鎖加沙，甚至限制醫療人道救援物資進入加沙；牢牢緊握加沙的海陸空控制權，摧毀加沙國際機場的跑道，控制七個陸上關口之中的六個。加沙地帶的電力供應、水源、電訊設備等基礎設施都必須倚賴以色列，而且因為經濟封鎖及武力衝突，近半人口失業。
過去廿五年間，以巴之間的敵意持續，多次爆發衝突，加沙地帶亦因此是國際新聞的常客。遠在香港的我們，常在晚飯前後的時間看到那個瓦礫遍野的戰爭地帶，那是大多數人對加沙的唯一印象。除了無可避免地聚焦於衝突場景和頹垣敗瓦的新聞報道，也有歐美記者、作家如Louisa Waugh（Meet Me in Gaza，2013）及Ben Ehrenreich（The Way to Spring，2016），在多次到訪加沙或西岸後將觀察與分析輯錄成書；學者如 Ilan Pappé（Israel and South Africa: The Many Faces of Apartheid，2015；The Biggest Prison on Earth: A History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2016），在文獻紀錄與口述證言之間探尋歷史真相。雖然他們對問題的處理較諸一般新聞要細緻複雜得多，但這些終究是外人的視角。誕生於暴力陰影之下，被以色列褫奪家園的巴勒斯坦人又在想些甚麼？
2014年夏，三名遭綁架殺害的以色列少年掀起新一輪戰火，飛彈在半空中往還，炸裂聲再次成為無可規避的日常，歷時五十天的以巴衝突造成超過二千人死亡，一萬多人受傷，其中絕大多數是巴勒斯坦人。《加沙之書》湊巧在同年出版，編輯兼作者 Atef Abu Saif 當時在題為一篇〈我不想當一個數字〉的文章中寫道：「如雨落在加沙的導彈將曾經美麗的生命消解成數字。事情總在一瞬間發生，這個念頭使人發狂。」是的，加沙人不是數字，也不止是電視畫面上那些蒙塵的受難面孔。從1947年至今，加沙風雨飄搖七十年，暴力是一朵執意不散的雲，而即便是「和平」日子，其實亦塞滿細碎難以言說的壓迫。短篇小說、詩歌、散文、藝術、電影，都是在沙礫與荊棘叢中掙扎着生出的燦艷花朵。
（二）
《加沙之書》一共包含十篇從阿拉伯文翻譯成英文的小說，其中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如Abdallah Tayeh、Ghareeb Asqalani、Zaki al ‘Ela，為巴國短篇小說奠下基礎。他們曾生活於以色列佔領下的加沙，有的更出生在難民營，這一代小說家多以國族衝突為題材，描寫以軍佔領下巴人的困境、身體經驗、精神狀況、行動與選擇，作者身為局中人的無奈與憤慨赤裸裸地躍然紙上。
選集中的〈渣巴叔叔返回樹林〉正是典型範例。作者Zaki al ‘Ela被稱為加沙短篇之父，故事描寫渣巴叔叔在戒嚴夜外出接應武裝反抗分子，回程時遭到以軍查問，被虐打逼供的過程。作者沒有對個別的以色列士兵作任何描寫，軍兵的數目也沒標示，他們不僅冷酷、暴虐、不講理，更共同構成一座巨大的暴力機器，他們對巴人下達命令的聲音，是經揚聲器扭曲變異的非人聲音。這是一篇嘈雜的小說，暴力的侵入性以聲音描寫呈現，亦對應加沙人許多不得好眠的夜晚。「剎車。摩打的聲響暫止。」「難民營外反覆的槍聲。靜默被抹殺掉。爆炸。轟炸的烈度增加。」「連發的子彈。聲音在其上起伏。」「軍用汽車。對講機的聲音。貨車，軍兵車隊。推土機。一陣騷動，可怕的噪音。」當然還有如冰雹直打在渣巴叔叔臉上的辱罵聲。與之相對的是主角的沉默。「寒冷，疲倦，沒有工作，屋頂還得維修」的渣巴叔叔，面對以軍的盤問只有寥寥數語，更多是以斜體顯示的心聲，髒話都越不過喉頭，直至末段，「話語在他的胸口凝固。他咆哮：『皮條客。廢人。白癡。豬。』」
生活在無日無之的欺侮與暴力下，低眉順目不過是求生本能，水面下就是看不見的湧動。如果將〈渣爸叔叔〉表現的憤恨視作加沙人的典型情緒，那麼在苦難中書寫以巴友誼的〈給大衛的白花〉更顯得極其珍稀。小說以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1987-1993）為背景，主角馬哈茂德在開首一幕便面對兩難處境：「與死亡打照面。在兩個死亡之間二擇其一：殺人或目睹你的兒子被殺。在極端恐懼中，我把石塊砸向我的兄弟。」Ghareeb Asqalani亦有着墨於以軍的暴力，寫士兵「臉上深烙着仇恨」，以拳腳棍棒毒打「他們身體的每一吋，撕毀他們的身分」。以軍每晚宵禁後便搜查巴人民宅，把男人們抓到臨時基地虐待毆打，被抓的人「到黎明時便如腐爛的垃圾般給扔到街上」。
即便在大起義爆發前，巴人對以色列人的恐懼和疑心也是根深蒂固。馬哈茂德和大衛原本在同一家建築公司工作，一次大衛無意中撞破馬哈茂德和父母在工地範圍內挖掘多年前埋下的財物，馬哈茂德原以為大衛必去告發他們，但大衛卻拿來鐵鍬幫忙。此後大衛不再是壓迫者的一員。小說中有很美麗的一幕，描寫大衛和太太以斯帖到難民營探望馬哈茂德一家，那地方的一切在以斯帖眼裡都是新鮮的，她走進海裡，收下漁夫送她的魚，戴上貝殻串成的項鏈和手鏈，吃着鄰居焗的薄餅。馬哈茂德母親送她一件巴勒斯坦手織長袍，太太海法送她一塊圍巾，以斯帖親吻海法並說：「我夢想生一個擁有阿拉伯眼睛的小女孩。」兩個家庭之間的友誼因大起義而撕裂，大衛加入鎮壓起義的一方，馬哈茂德的兒子胡薩姆是眾多擲石抗爭的孩子之一，朋友頓成仇敵，馬哈茂德為了保護兒子用石頭砸破舊友的頭。然而Ghareeb Asqalani始終信仰人類感情之堅強，大衛和主角弟弟雖各自在衝突中受重傷，但也日漸康復，最後主角一家往探望大衛，大衛摸着胡薩姆的頭髮，馬哈茂德親吻大衛的額頭，涎沫沾濕了他的傷疤。國族之間暴力衝突終究無法毀壞友誼。
（三）
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後，以色列名義上停止佔領加沙和西岸，兩地交由巴勒斯坦人自治，出版限制也放寬了許多。在互聯網普及以後，再長篇的創作都可通過電郵傳到外面的世界，然而新世代的加沙作家仍然好寫短篇，大概動蕩的政局還是不利於長期創作項目。
編者Atef Abu Saif特別着眼於呈現不同世代與性別的聲音，選集中有一半是女性作家的作品，不知是否湊巧，她們全是八十年代生，致令書中新世代作品的女性視角特別明顯。〈海的披風〉、〈加沙娼妓〉、〈當我割下加沙的頭顱〉的主角都是女性，雖然角色身分各有不同，但三篇都指向加沙女性雙重受困的處境。有順服於傳統的女子，身穿長袍和頭巾游泳，在快要遇溺、想掙脫袍子時還想着她「恐懼死亡也恐懼恥辱」；三十三歲的處女「娼妓」，害怕一切，怕不慎露出髮絲，怕被人看到和男性朋友在公眾場所談話，也怕處女膜破裂；整個社區唯一不戴頭巾的離婚中年女子，容讓獨生女獨自去歐洲旅行，被鄰舍視作撒旦造的穢物……
女性角色的移動範圍也是受限的：處女游移於床鋪之間，眼目把天花板與牆壁上每一條縫隙、每一處斑痕都看透；離婚女人每早收到匿名女子的信，身體只來回於家中與信件擱着的家門邊上；傳統女子回想兒時最後一次在街上和鄰居男孩追逐玩耍的往事，那天父母痛罵她一頓，要她包起頭髮，而且不准再到街上玩，因為她「已經不是小女孩了」。Najlaa Ataallah在〈加沙娼妓〉中寫得坦白：「加沙並沒給我太多選擇，我被它的偏見圍困，才用盡全力抵抗這個男人的插入」；「整個社會都這樣做，將人們監禁在固定的身分之中，永遠鎖在牢籠裡，囚友的大腦隨着羞恥和異常感潰爛……」主角常在困悶中渴想着香煙，仔細幻想抽煙的每一步驟，但她深知此生不可能嘗到香煙的滋味，因為在她身處的社會，香煙之於女子永遠是禁斷之物，規則不可撼動如銘刻在石板上的十誡。女性既如所有加沙人一樣，面對以色列的圍困與壓迫，但同時亦受制於伊斯蘭文化的性別規訓；於是圍城加沙彷彿成為女身的隱喻，每個身體都是一座牢籠，而且幾無突破的指望，處女的復仇不過是隨興拋棄渴慕她身體的男人。
如這幾篇小說所示，加沙的戰場不止一個，在人們看不見的角落也有靜默的鬥爭，透明的鮮血，沒有屍體的犧牲。世人對加沙的印象是扁平的，然而《加沙之書》卻呈現那個地方那些人的複雜面貌。整體而言，大部分故事都不脫幽閉感：無止盡的紅燈，離不開的房子，打不出去的電話，還有〈相反方向的旅程〉中的，出不去也進不來的圍城。故事裡四個各有心事的男女，某天因為無法通過拉法赫城的關卡而重遇，同車返回加沙城之際，竟心血來潮逆轉方向追逐月亮。他們的生命沒有自由、尊嚴，也難有希望，然而還可以愛，可以笑，可以有玩的心思。就像2014年時，作家們處於密集轟炸中、每天只有四小時電力，仍然奮力寫作，堅持面向世界述說加沙故事。他們全是逐月者──月亮間或被山嶺雲層遮蔽，但銀閃閃的亮光總是靜靜待着，決意「護送他們，彷彿要保護他們免受暗夜幽靈的侵擾」。故事也是如此，在黯淡之處閃着微光，讓人們在絕望之處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