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拿上手，「板蕩」一詞入目，才疏學淺如我，查找了一下，應是《詩》「大雅」內有〈板〉、〈蕩〉兩篇，均形容政治黑暗、社會動蕩。陳智德的新書以「板蕩」與「抒情」起題，我理解為對戰爭時期文學狀態的探討。於是，帶着這樣的前設，我閱讀了他的新書。大量的資料鋪陳，佔去《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全書內容三分一之多，閱讀起來不得不說是頗為困難的──你必須先消化大量的資料，以及它們所組成的時局現況，才能進一步理解智德在書中所欲表達的抗戰時期香港文學狀況。這一點，正是從事該時期文學研究的一大困難，在此，智德以新書作了一次重要的整理與演示，初步確認了些許框架。而我在閱讀的過程中，亦聯想到一些相應的、談論戰爭與文學的概念作前設以助理解這部非常具有史料價值的、研究香港文學不能錯過的著述。
戰爭與文學：文化據點之意義
如果我們要談論戰爭時期的文學，不先談「戰爭」這種特殊狀態恐怕說不過去，先理解「戰爭」與文學的關係，才能明白智德新書裡那些少在文學研究、一般評論內運用的關鍵詞，諸如「據點」、「局勢」等等，以及書中大部份陳列宏觀政治社會現實、甚至是軍事狀況的資料，才能進而談論「抒情」。只有理解戰爭、佔領區的特殊環境究竟孕育着怎樣的人的條件，我們才能嘗試掌握這種極端處境對各種作品（無論是報章社論、小說、散文、詩抑或譯作）的影響又如何。先不論戰爭時期的人們對於時間感到度日如年，突如其來的變序亦令個人生活踏進失序（更多是被重新規範）的處境裡，走進戰爭亦同時意味着國、族、身份、自我與他者之間區分與再定義。我們作為後來人，所讀到的已經是經過上述多翻掙扎，並再度建構而成的文字，換言之，要閱讀它們意味着我們必須抽絲剝繭地從文本內讀出這些掙扎。儘管無法再現歷史真實（歷史亦不可能再現，且從不關乎真實），但情感結構卻是最赤裸地留下且能捕捉的，我且將之粗疏地稱作「抒情」。
梳理戰爭與文學的關係，大抵是此書首三章的目的。智德列舉的抗戰時期報刊、文學論爭則甚有意義，因為它們正是戰爭時期抒情的最佳體現──對戰爭細節的描述、在文學中書寫戰鬥、口號、宣言、文學審美／新形式的提出，無一不與情感相關，受戰爭的氣氛所牽引，同時又牽引且塑造之。
在這三章裡，智德以〈香港的「據點」位置〉先為香港文學定位，再在〈抗戰時期的香港報刊〉一章羅列他所能查找到的抗戰時期報紙刊物，以陳述香港文學在當時所展現的特點。值得留意的是，「據點」本身是戰時用語，指軍隊在戰鬥時為方便行動而設立的根據地。除了在某特地根據地內進行戰爭的調配，同時亦肩負與其他據點之間的聯系。智德將香港定義成「文化據點」，揭示香港因屬英國殖民地而成為最後一根稻草，接收內地的文化資源，成一時根據地。[1] 智德對當時香港位置的界定，勾勒出抗戰文學在香港，實屬於內地的延伸，相對地亦更集中於南來作家群之間發生。
這文化據點如何運作？智德在梳理當年香港報刊及出版物概況後，轉入引介論爭、討論個別創作風格及作者論 。第四章〈抗戰與和平〉、第五章〈寫實與抒情〉和第十一章〈矛盾與抵抗〉，主要討論抗戰文學及日佔時期文學風格。透過勾勒「國防文學」、「和平文藝」等論爭的資料輪廓，為讀者重組當時的文學語境。在各種抗戰時期文學風格的大前提底下，智德亦整理李育中、陳殘雲、彭耀芬、侶倫等個別作家當時發表的作品，為他們的風格歸類。更重要的是，智德在〈香江雅聲〉一節，將舊體文化人納入討論；並於書中提及重要卻因資料缺乏而易受忽略的「《再會吧！香港》禁演事件」，更全面地呈現了抗戰時期香港作為文化據點的複雜群體面貌，以及提倡抗戰的群體與殖民地政府的緊張關係。
抒情的實踐：戰爭年代的作家群像
或許這麼說你不同意，但是，抒情本來就與戰爭相輔相隨。動盪的年代總是產生大量著名作家與作品，這樣說略略幸災樂禍，但細想一下，抒情可能是動盪期間最後的自留地。智德的戰爭年代作家群像，除了近年較受論者關注的戴望舒和葉靈鳳以外，還記錄了陳殘雲、劉火子、李育中、彭耀芬、柳亞子、徐遲、侶倫、古卓崙等人。
有趣的是，智德並沒有將作家與論爭和文學現象分開，而是在不同章節談及不同現象之後，再轉入個別作家的討論。例如〈文藝青年大召集〉內，他先整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文協香港分會）的各種資料，包括他們曾經籌辦的「八月文藝通訊競賽特輯」、「香港的一天」徵文比賽等。而在此團體背景之下，再接曾經是「文通」（香港文協所辦「文藝通訊員計劃」）的香港青年彭耀芬專論。雖無言明，卻用意明顯，希望讀者能從香港文協的背景之下理解這位詩人。
陳智德早年亦有論及彭耀芬，[2] 同樣亦細析彭與「文通」的緊密聯繫。這個首位被即日三讀遞解出境的年青詩人，的確是動盪時期抒情實踐的重要人物。智德認為彭受到徐遲的影響，詩人的形象更像是紀錄員，在記錄時代的細節。讀者亦能從中看出，智德挑選彭耀芬作為此章的個別作者論，亦有深意。彭作為香港青年，參與「香港文協」的活動，並學習抗戰詩的形式，事實上亦與反新式風花雪月論戰以及抗戰詩形式論爭有重要的關係，彭本人實在是實踐者。又，可以說，有別於以作者論為框架的文學評論，智德更願意走進宏大時代的背景間，重新審視詩人作者的作品，屬於脫離作者的評價或作品文學性高低的討論，為這些抒情個體連接上更宏觀的局面。
有意塑造的風波：抒情的背後
不過，讀畢全書，我疑惑許多書中概念背後的意義為何。全書結論以「邊陲位置的喊話」、「地方、空間與文學社群」、「時代與思想的轉折」和「憂時傷國的情志」作結。的確，在香港1930年代中葉爆發大量高舉「抗戰」之名的文學作品、社論及群體，然而我們終究不應忽視是誰在喊（甚麼）話、誰在結（甚麼）群、誰在轉（甚麼）折，乃至於誰在憂（甚麼）時，誰在傷（甚麼）國。上述問句似乎又令整場討論走回界定的糾纏上，但是，我的提問並非挑剔，而是閱讀書內的各式作品、論爭之後不得不回想起相關的界定。這些界定不為排除，只是希望延伸出更多討論，為了更仔細地觀察香港作為「文學文化空間」──我想這個在香港文學史論述裡被肯定的看法，應是借用了文學場域（literary field） 的概念──內部與外部的互動。場域既不是獨立存在，場域的內部亦是龐大而複雜的，文學群體的內部互動往往矛盾不一。
回到我最初提及的戰爭境況，明顯地，香港在1930 年代中葉以來呼應與提倡「抗戰」，更多地屬於內地各式思潮的延伸。[3] 這解釋了香港本地並無「淪陷」，報刊等文學場所卻呼天搶地的原因。即是，「極端處境」至少在香港真正淪陷之前後才真正成形，至此之前卻是「借來的」，因着內地作家群體把這裡當成根據地，首先是在此無風起浪似地大力宣傳「抗戰」，透過大量的口號和呼召努力塑造起來的。[4] 誠如書中總結引述鄒韜奮所言並指「對於肩負時代責任的作家來說，他們播遷香港有着比個人安危更重要的考慮，就是延續抗戰文藝的工作。」[5] 無可否認，對許多作家而言香港是發言的空間、動員的空間，僅此而已。不獨過往部份研究者將香港當成地理記號，[6] 部份南來作家亦然。這種想法究竟如何與香港本地青年作家作有機的結合？即是，書中把部份曾參到內地的本地作家──除侶倫曾於1927年到內地參與戰事外，李育中於1925年因省港澳大罷工一度返回內地再回港，而劉火子、彭耀芬雖無資料表示他們曾參與內地的抗戰，卻於香港參與南來群體的活動。結合抗戰論爭、風格來討論，認為他們響應了部份文學思潮，自然是肯定的。但是，我希望再更深入地閱讀他們為何會回應這場「借來的」情感呼喚，乃至沒有經歷過極端處境（例如南來群體大部份都經歷過的走難之苦），仍然衍生出詩作中澎湃的激情。這種情感的呼與應，除了他們實際上到過內地參與一些運動之外，或許也由於這場由南來文化人所主導的抗戰潮，為他們提供語言，對抗殖民地處境（極端嗎？屬於極端處境嗎？處境或不算，心境卻是）：
我有一根松針
在維多利亞的山腰摘下
它刺激你的心 你的細胞[7]
看吧：殖民地的萎靡教育
將以二十萬雙手來粉碎[8]
香港作家「間接受了國內革命氣燄的震動，直接感着大風潮的刺戟，不能否認的是，香港的精神上是感着相當的振撼」是事實，[9] 但這震動的內容是甚麼？則這些理應親近的外來者帶給他們的啟示是甚麼？在情緒上升至參與相對陌生的「抗戰」的層面之前，或許更切身的是首先為他們帶來抒情的語言與理由。乃至於從抗戰轉入日佔之間，這種思考又有沒有經歷轉變？要回答以上題問，〈矛盾與抵抗〉一節為我們先做了些許梳理，提出三種不同的日佔時期書寫取態，其他還待後學深入討論。
無論如何，智德的新書記錄那活於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一群，部份因為各種原因來到香港，另一部份則在香港生存而感困惑，抗戰的語境為他們帶來了另一種文學的探尋之路，有人響應亦有人不。經過智德的整理，他的新書提供我們以珍貴的資料：以抒情為線索，這些作者在戰爭語境的思考形態，銘刻一段於香港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學史上不容忽視的文學潮。
注釋
[1] 詳參〈序論〉內小節「抗戰與『文化據點』」的定義。
[2] 例如刊於《詩潮》第9期（2002年）的〈彭耀芬與「文通」詩人〉。
[3] 我不欲將內地與香港華人群體完全切割，這裡強調分野，是基於1937年後更大規模的內地文化人移居，相對早期在港作家與本地新文學創作者而言，更目標為本地宣傳抗戰意識，甚至實際地呼喚作者回內地參與抗戰等組織工作。延伸到香港後自然也成為香港（空間）的特色，但是，這場延伸有沒有「離地」之處，則屬研究者應該繼續延伸討論的議題了。
[4] 事實上智德在書中提及前人在相關議題上的評價。部份內地的論爭並無影響香港本地文學場域太多，或者因為落到本地後語境相異，引致無以為繼。智德以鄭樹森及陳國球對風花雪月論爭的批評（包括鄭認為「論點似乎相當模糊不清，人人也插進去參與討論」然後「不了了之」，以及陳認為「對於香港文藝青年來說，這場辯論其實是一種『離地』的『革命啟蒙』」）來評價「風花雪月論爭」的成效。而我欲進一步提出，部份與抗戰相關的論爭，亦如上述所言，應該量度其成效或影響，乃至與本地文藝青年的接軌與否，以更仔細地顯示香港作為文學場域的內部互動。頁200。
[5] 頁314。
[6] 陳國球：〈歷史中的「戰爭詩學」〉，《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頁7。
[7] 彭耀芬：〈燈下散詩〉，《國民日報‧青年作家》，1940年7月30日。
[8] 彭耀芬：〈給「香港學生」──給殖民地根下的一群之一〉，《文藝青年》第十、十一期合刊，1941年2月。
[9] 貝茜（侶倫）：〈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工商日報‧文藝週刊》，1936年8月18日至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