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10日，由戴望舒主編，在香港出版的《頂點》創刊號，發表了自上海避戰禍而南下，寄居於香港西環桃李台，在匯豐銀行大廈上班的徐遲的一篇名文：〈抒情的放逐〉，展示出這時期的一種「戰爭詩學」。徐遲說：「轟炸已炸死了許多人，又炸死了抒情，而炸不死的詩，她負的責任是要描寫我們的炸不死的精神的，你想想這詩該是怎樣的詩呢」？中日戰爭爆發，民墜塗炭；蒼茫大地，容不下風雅閒情；但徐遲還相信「詩」有「炸不死的精神」。這詩該是怎樣的呢？《頂點》同期有徐遲的一首詩〈述語〉，詩的正文如下：
雖然我是主語，而我也很有一些述語，
每一句我應該有一個述語才能完成的，
可是在這裏我似乎不大懂得文法了，
我的述語與我無論如何不適合，
沒有一個「動」詞可以做我的述語嗎？我「買」外匯「跳」舞「游」泳「喝」啤酒「吃」三明治，
我不要這樣的述語他們不適合我，
像迦洛連山麓足球場大看臺和人口密度，
當守望戰爭而沒有一個熱情的啦啦隊，
我只有一個述語「寂寞」也不適合我不要牠，
我要的是一個真正的動詞來做我的述語。
詩中出現了「戰爭」的字眼，但細看卻只是「足球賽」的常見隱喻。詩的主體內容，是「文法」（語法）的格式──「主語」（subject）和「述語」（predicate）的組合──比喻人生的動向。這種手法，很有英國十七世紀「玄學派詩人」（Metaphysical Poets）習用「巧喻」（conceit）的味道。「玄學派詩人」在二十世紀重新得到關注，得力於艾略特（T. S. Eliot）等現代派詩人的推重，作為抗衡浪漫主義末流「濫情傾向」（sentimentalism）的文學史依據；因此玄學詩風也是「現代主義」詩學的重要元素。徐遲原是三十年代的「現代派」中人，他這首詩把抗戰時身處香港的文化人的生命形態以淡乎寡味的方式呈現：當下生活的各種可能──「買外匯」、「跳舞」、「游泳」、「喝啤酒」、「吃三明治」──只帶來不協調的感覺，唯一實存的「寂寞」，又是「我」所急欲擺脫。當中的思考以主語與述語的語法關係出之，顯示出一種似乎可以邏輯切割，但實際又必然要連結組合的矛盾和複雜境況；這都可以看成是智性的思考，合乎「現代主義」的詩學主張。我認為徐遲這首在香港完成、在香港發表的作品，是中國現代詩的一首上乘之作，尤其我們結合詩的一段序文同讀，更可以交織出豐富的義蘊：
詩序：香港油麻地渡頭的時鐘鐺鐺地敲給一個車站聽。這是九龍車站，去年廣九路粵漢路時被轟炸。有一次人們買了車票臨時車卻開不出站。一連二旬左右，他們在這站上候車而又生活，如生活於列車飯店。列車飯店早己閉歇，車站現在有一顆寂寞的心，渡頭的時鐘敲罷，我有一個歌唱。
「詩序」一方面為正文空懸的意念的置入具體的語境：香港油麻地、九龍（尖沙咀）火車站、中日戰事方酣；另方面序文也有也有自身的意象經營：「渡頭」與「車站」均是可以開展行旅的地點，「渡頭」以「鐺鐺」鐘聲向「車站」抒發己懷，「我的歌唱」也是傾訴尋找「動詞」那種上下求索的焦慮。我們可以想像：正文中理想的「真正動詞」會不會是從渡頭、車站出發，以投身於大時代中更具意義的事功的意思？依此思路，「寂寞的心」，與正文中要排除的「寂寞」，應如何解說？作為全詩的序文，「一顆寂寞的心」的「我」要「歌唱」，又如何與〈抒情的放逐〉所指摘的「抒情小唱」共存？
〈述語〉詩序與正文並置、〈抒情的放逐〉與〈述語〉的同期並置，都帶給我們許多文學史解讀以至文學理論思考的可能性；「詩」如何直面「戰爭」？或者說：「戰爭」能夠容納甚麼樣的「詩」？「戰爭」與「詩」，可說是「文學」與「政治」這永恆糾葛最尖銳的展現。
陳智德《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寫的是一段以戰爭銘刻的文學與文化史，是「戰爭詩學」的立體模塑之剖析。當「地方」（香港）與「戰爭」（「七七事變」、「三年零八個月」）扣連時，「文學」有何意義？曾經發揮甚麼作用？在書中陳智德追記香港如何在「抗戰局勢」中成為「突破封鎖的文化中心」，香港如何承納以至催生各種與時局關連的文學題材與表現形式：正因為香港在戰事發生之前已有一場「新文藝大爆炸」，在本土成長的文藝青年如李育中，才能在「國防文學」的主流思潮下談「抗戰文學中的浪漫主義質素」，望雲（張吻冰）才能寫出既繼承「五四」精神，也充份表現本土意識的小說《人海淚痕》；正因為戰火災劫，才有大規模人口流動與文化播遷，正因為香港有這個「據點」的位置，徐遲才會在此時此地完成他在詩學與政治的「思想轉折」，鷗外鷗才能以他特有透視眼光寫出以身體感覺世界的〈和平的礎石〉、〈狹窄的研究〉一類作品。
陳智德為我們復刻的，是一段轟動世界的歷史，卻同時是一段早被遺忘的文學時光。學界不乏「抗戰文學」的討論，但其間「香港」只是各種奮戰歷程的一個地理記號；故事敘述者無心關顧香港這個文學空間如何得以形構，無法理解這別有異色的文化空間如何催化「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社會」的互動。陳智德提醒我們：
當抗戰爆發後，內地多個城市相繼淪陷，內地作家轉移至香港繼續抗戰文學工作時，所面對的實在不是一片空白的文化環境，而是有本身文化軌跡的城市，新文學發展了至少十年，報刊有固有的獨立言論傳統，亦有充足的讀者群，這些都是抗戰期間香港接續和支援抗戰文藝工作的基本。
陳智德的重點之一是論文學，但他的「文學」觀念是開放的；他不像有些論者以為香港文學之講論舊體詩詞活動是一種「破例」。本書整整一章論「香江雅聲」，可以見到新舊文學在香港之聲氣相通，如擅寫舊詩詞的柳亞子，與新詩作者劉火子及流落香港的小說家蕭紅，多有交誼。事實上，當時在地舊詩充滿生命力；既能連接地方感覺，也可通達文化淵藪。如古卓崙七言歌行的〈香江曲〉寫香港開埠，到日本空襲、侵佔，「俯仰今昔，感慨繫之」，「竊取庾信賦《哀江南》之遺意」；〈續香江曲〉寫日治苛政，盟軍反攻、終戰，「據事抒情，發為歌詠」，「不盡低佪，用續待焚之稿」。歷史中的香港，泅浮在「鯉門月落潮聲急，香海寒生劍氣光」、「宋帝臺夷春草綠，龍城秋晚夕陽紅」的詩句之中。陳智德指出古卓崙二曲：
提出一種歷史觀，在苦難中回顧而點出「香江」的可珍惜處，談到戰爭時局的批評，不從國族主義而論，卻仍標示真偽和是非之辨，使其成為一種更有流傳價值的香港角度詩史。
試想如果我們單單追踪當時由意識形態主導的「國防文學」在香港如何循環再用，就會錯過了這些在地文化的另一深度表現。
陳智德本書的的另一項重要探索，是對香港的汪派「和平文藝」與香港「日治時期」文學的整理與分析。在過去文學史論述中，二者都因為「漢奸」、「通敵」等標籤而被棄置。然而，若有適當的歷史距離作緩衝，我們或者可以從中得出一些文學史的教訓或文學理論的儆省。從政治與文學的關係來看，二者可以說是「戰爭詩學」的的變體。「戰爭」是一種放縱暴力的過程，毀滅等同成就；「文學」如何與之相結盟？國民政府在1938年3月提出「抗戰建國綱領」，在軍事的摧毀力量之上補充正面的建設意義；當戰爭看來是一段漫長的歷程時，「抗戰建國」就成為文學界維繫鬥志的信念；不少文學創作都視「戰爭」為火浴，試煉的經歷將會帶來中國的新生。至於汪精衛一方的論述，則在1939年開始以「和平、反共、建國」作為口號，或則放大民眾對「戰爭」的恐懼心理，或則指出「戰爭」之毫無意義，宣揚「反戰」、「和平」才是真理；作為「抗戰文藝」對立面的「和平文藝」應運而生。陳智德在書中細緻檢視了「和平文藝」之來龍去脈，在政治宣傳上的不同型態與表現；但更精彩的是他對「和平文藝」論者在香港「日治時期」創作的分析。例如李志文寫於1944年的詩〈鄉音〉，開首說「故鄉」（珠江）在「慣常之戰鬥中」──沒有意義、不值得關心；接着說「我」已少夢故鄉了，但下文馬上接上「珠江正洪流浩蕩」一句，要捨棄的「現在」、要忘記的「過去」──「奔馳於山川叢林」、「扶着母親守望」，不期然歷歷現於心目；結句的「年青人記着我」，這年青人恐怕就是「我」想忘記的過去的「我」。往昔的時光追纏今日，記憶與遺忘，轉成一場「心靈的戰爭」。陳智德說：「在遺忘與記憶中，作者最後強調的是記憶。」
對了，在「板蕩」的歲月，陳智德要強調的就是「記憶」的可貴。他在書中慨歎侶倫、劉火子、舒巷城等人在動亂時代中逼不得已的焚稿，慶幸黃偉伯未刊稿在街頭垃圾收集站中被救出；讓他更感無奈的是「誰都不在乎」香港文學的「顯與隱以至有或無」，「遺忘」是「一以貫之的共同」。陳智德透過本書提醒讀者：「香港」，不應被遺忘；而「文學」，為我們刻記了許許多多的心靈騷動；因為其間有情，文學「抒情」；「抒情」不應被放逐，抒情詩人更不應被逐。本書切切實實為我們指陳「1937年至1945年間散發特殊氛圍的香港，以及文學」，為我們疏證其間的「一種憂時傷國的、在板蕩時局中的抒情」。當年的一場「戰爭」，大抵不會是愉快的記憶；但重拾這記憶，反思各種厄難臨即時寄寓在文學的感覺與應對態度，或許可以加我們以力，迎向生命旅程中層出不窮的「戰爭」。
以上是我讀智德書稿的感想，借以為序。
2017年11月30日寫於八仙露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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