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出一本書吧。我寫故事，你畫插圖。」米哈大概在三年前跟我說。我那時隨口就答應了，反正我知道出書這種事多是隨口說說。直到去年聖誕前，他突然說故事已經寫好了，問我會否幫他畫插圖。對，就是《餡餅盒子》。
如今《餡餅盒子》出版了，但因資金有限，只能以單色印刷。聽說只要能出第二版，彩圖就能重現人間。或許，在這裡就先放出幾張原圖，和說說創作背後的美學？
我初時想：米哈在大學有教中世紀美學，難道小說會像艾可的《玫瑰的名字》？我打開稿子，看了看，我錯了。首先，《餡餅盒子》是由七個短篇構成的小說集；其次是，小說的內容不像《玫瑰的名字》：第一篇令我想起夏目漱石的《門》。再看第二篇〈我與你與一隻狗叫布〉，仍然是使我聯想起夏目漱石。
米哈的寫作有夏目漱石的影子，主要是他旁引其他著作的方式。但他的故事比夏目漱石的更架於時空之外、更「非現實主義」。再讀下去，夏目漱石的影子慢慢又消失不見了。這種內部變化成了我為《餡餅盒子》創作插圖的第一原則：既然幾個故事的風格並不一致，插圖的風格也不應一致。但所謂不一致又並非完全的不一致，而是某種異中有同的不一致。
這涉及了風格的本體論問題。甚麼是藝術風格？或許不應在這裡說太多的哲學論證和理論。簡單說，我認為理查．沃漢（Richard Wollheim ）的理論有部分是對的：風格並非從藝術品的物理結構劃分，而是看作品所反映的「心理真實性」（psychological reality），也就是說，風格其實是作者精神世界的展現。 雖然沃漢只把風格劃分了總體風格（general style）和個人風格（individual style），忽略了在個人風格中應再細分為不同作品的獨立風格（美學家諾埃．卡羅爾［Noël Carroll］提出過這點）。但假如獨立的作品風格存在，它所反映的是個人風格的某部分：作者精神世界的某部分。
因此，在創作《餡餅盒子》的插圖時，我一方面是在搜索米哈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在比較我跟他的世界所重疊的部分，這樣的創作才能使文字與圖像互相結合。又或者說，在更多的時候，我往往在問自己一個問題：假如米哈會怎樣為《餡餅盒子》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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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不是米哈，我跟米哈的精神世界明顯具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也只好讓兩人不相容的部分成為《餡餅盒子》中的矛盾與鬥爭（也或許叫合作火花？）。
在另一方面，《餡餅盒子》本來就是一部獨立自存的作品，沒有插圖，它仍然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但只要加入插圖，讀者觀看小說的方式必然也會有所改變（最少，腦神經學家是這樣認為的）。在這方面，畫插圖的人彷彿有了話語權。問題是，我要怎樣運用這個話語權？
圖像當然能夠說話，能夠作為符號，指稱有具體內容的事物。但在《餡餅盒子》裡，我所行使的話語權並非如此，我所表達的主要是一種能跟文字互相輝映的美感經驗。因此，插圖所講述的並不是故事裡發生著的事，而是文字的美感經驗的圖像化。
這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思考進路。首先，文學是一門怎樣的藝術？剛過身的美學家彼德．基維（Peter Kivy）認為文學不是一門關乎美感經驗的藝術──文學的價值是認知上的，而非感官上的，而美感經驗卻又是感官上事兒，因此文學不可能帶給我們美感經驗：文學所帶給觀者的是非美感的藝術經驗。
假如我同意基維的話，我為《餡餅盒子》所畫的插圖大概會跟現在的很不一樣（我的插畫大概會非常具象）。可是我不同意基維的觀點。一來，美感經驗不一定只能夠是感官上的，這涉及近年心靈哲學家關心的所謂認知現象學（cognitive phenomenology）的問題，簡單說，美感或許可以是認知上的。比喻說，當一個數學家說：「這條公式很美、很優雅」的時候，她所指的是甚麼？大概不是它看上去很美，而是它的內容和意涵。文學能帶給我們這種經驗嗎？
二來，文字所帶給我們的閱讀經驗，或許不只局限於認知的層面。就像，當我們在讀一首詩的時候，它聽上來或許非常悅耳，甚至說，那種悅耳的感覺可以是獨立於詩的內容──至少，我的伊朗朋友經常為我朗讀波斯文的古詩，他說我不用知道內容也大概能感受詩的美感（他是對的）。另外的例子或許是約翰．凱奇（John Cage）的《羅拉托里奧》（Roaratorio，1979），他把 626 頁的《芬尼根的守靈夜》（Finnegans Wake）化約成 41 頁，以獨特的節奏與韻律朗讀；再把小說中出現的聲音，如笑聲和狗吠聲、所述的場景聲音都放到作品裡，這不是在假設小說和音樂的美感是互通的？
但在《餡餅盒子》中，那種圖像與文字互通的美感是甚麼？大概是一種抽象的心靈圖像吧。剩下的似乎需要由讀者親自感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