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李薇婷、譚以諾
文字／李薇婷
攝影／譚以諾
鄺國惠可能不是讀者熟悉的名字，然而，對香港文學有興趣的讀者，卻不應錯過他的小說。從《普洱茶》（1997）到新作《雲的理由》（2017），眨眼已是二十年。當了多年記者的他，眼神炯然，談吐有條理，表面上看來是個非常冷靜的人，然而卻沒有壓下內心的熱情，講到動情處時仍然語帶激動。如此看來不難理解他持續不斷地創作的衝動何來。我們總是情有所動，然後開始創作。鄺國惠交出一部又一部長篇小說，扣問的是一個怎樣的問題？
寫作的理由
「第一次得獎，總會產生些許成為大作家的虛榮想法，但我很快就清楚，這不是寫作的理由。後來我知道寫作是有話要說。」鄺國惠呷一口熱茶，提到自己初初開始創作時的心境。他以《普洱茶》獲得1995年第一屆天地長篇小說獎亞軍，現在的他能以爽朗的笑聲說自己沒有成為大作家，卻因此換來了自由的寫作空間。「我沒有壓力，創作就是要出自己想講的故事來。有段時間創作力沒有那麼旺盛，寫了一系列的短篇」
寫作對他言，就像是一種習慣。「腦海中有點想法，慢慢在腦海裡發酵，然後，說起來好神奇，但是，小說的句子會慢慢浮現。每天我便寫下一點，漸漸組成故事。」鄺國惠說自己不是爆發型的作者，可以一天下來無間斷地寫作，寫作對於他而言是累積的一種習慣。因着這種習慣，他接連交出了三部長篇小說。常言在香港的生活環境寫長篇小說並不容易，但鄺國惠偏偏最喜歡寫長篇，「我喜歡複雜的事物，長篇小說好像一個謎宮，而我就像在和讀者玩遊戲。」他認為長篇小說更成呈現複雜的結構，曲折地說故事。似乎在他看來，世界是複雜的，要抓緊其中一個面貌，需要長些的篇幅。而這場與讀者的遊戲，亦不是以猜中他中心所想為目標：「《消失了樹》和《雲的理由》都有許多意象，我不喜歡固定的想像，很多時世界是沒有既定答案的，意象也一樣，我總是把它們寫偏一些、豐富一些。」長篇小說給予他這種機會，多寫些複雜的故事，也讓讀者有更多空間能讀出自己的想法來。
魔幻寫實的選擇
要說香港當代重要的書寫技巧，魔幻寫實是不能忽視的。也斯、西西、韓麗珠、謝曉虹等等，都以魔幻寫實書寫了香港。與《普洱茶》的風格截然不同，《消失了樹》很自覺地選擇了魔幻寫實的手法，魔幻對於鄺國惠而言有何深意呢？鄺國惠說，自己本來想以香港的戰前、戰後的歷史為題材寫故事，但是，很快發現此路不通，後來轉而以自己的生活作為寫作題材，並走向魔幻寫實。「我偶像是馬奎斯嘛！」鄺國惠笑說，魔幻手法是想模仿偶像才做，而這位偶像帶給他的震撼，不止於語言，「在中學的時候，我常常想寫些政治歷史的小說，但題材好嚴肅，想不到如何寫。直至我讀書時買了《百年孤寂》才知道──啊，原來寫小說、寫歷史政治可以如此絢爛。」魔幻寫實的實驗性質，以及這種寫作方式自身所帶有的歷史語境意識，啟迪了鄺國惠以魔幻寫香港現實。
面對九七大限的香港，鄺國惠心底有種難以言明的世紀末的灰色。因為工作關係，他剛巧有不少機會接觸中港兩地人物：「我的工作會見許多內地官員，他們很歡騰，但是，我卻開心不起來。他們不理解香港人，而我亦不理解他們。回歸本來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我開心不起來，周圍的香港人也開心不起來。」他能怎麼辦呢？他只能寫，抓緊這種世紀末的灰。也許這解釋了小說語言魔幻寫實的狂態。這種狂態底下是一場悲傷的抵抗，四位主角面對不可扭轉的局面，尋求出路卻不可得。鄺國惠指許多朋友說自己想法太悲觀，他卻說，香港當時的社會氣氛的確是這樣，他只是照直寫。而魔幻寫實就幫助他表達這種悲傷，以寓言的方式。
理想的香港
2017年交出《雲的理由》，寫的是公義之辯。提及此議題，許多人聯想到的是極權政權的壓迫。鄺國惠不是沒有想到這一點，但真正令他感到焦慮的，反而是一種對群眾的恐懼。「我總想問，大家想要怎樣的香港呢？」鄺國惠恐懼的是輿論壓倒真實的世界，「這是很基本的考量，但在政治事件裡我們卻又輕易遺漏。所以我想寫關於政治哲學的小說。」2012年選特首，鄺國惠眼見輿論滿天飛，大眾着眼於流言蜚語卻不是真正的理據分析，便開始着手構思小說，想抓緊這個社會現象。完稿時傘運還沒有發生。「2013年的初稿，結局是不明朗的。後來2014年，我認識了許多年青朋友，他們予我許多啟發，令我覺得原本寫得不好。再改了一稿，才有了現在還算明朗的結局。」鄺國惠指，除了把結局改訂，內容也作了許多修改，他明言2014年的確是改變了他關於政治的許多想法，自己亦比較喜歡現在的版本。
《雲的理由》的基本設定是父親重返校院進修，剛巧上的是兒子教授的課堂。這設定看似奇怪，卻是鄺國惠用心設計。小說裡的父親是警察，卻又不如港人媒體裡、想像中的警察那樣，按從規則，講究紀律──他的思考常跳躍，會反省自己的行為。以這樣的非典型警察作主角，究竟用意為何？「這樣看來，這警察就沒有代表性了！」鄺國惠笑言，自己想寫這制度內的人，如何面對其他人的思想挑戰，例如小說裡說得頭頭是道的Mag Sir：「他的原型取自我的油畫老師。他上課時不說油畫，倒常常談自己對社會的看法。但我很快就沒有再跟他學習，因為在他眼中，世界是非黑即白的，而我並不認同。我不信柏拉圖的說法。」在鄺國惠的眼中，社會就油畫那樣，總是有抽象的部分，不是一板一眼的。他的小說創作，正是要表達這種想法。「我讀書時很喜歡馬克思，甚至反覆和老師傾談細節。其實馬克思想像的共產世界理想沒有錯，只是沒有提供革命結束後如何抵達這理想的方法。結果，列寧就用以極權的無產階級專政來達成那個抽象的世界。」《雲的理由》甚至有一節是直接抄錄《資本論》，以表現這個想法──當我們一板一眼地看世界，像不像是以某個既定的方框企圖把世界框住呢？這廣場偏偏是個完美的正方形。
鄺國惠進而解釋，其實是想討論這種現實與理想的落差距才寫這廣場的：「我的小說也花許多筆墨來寫這落差，這理念上完美的Square轉而實踐在真實世界裡，所以小說裡的廣場，無論你怎樣丈量，都與完美差距一吋。人就是活在這樣的現實裡，若我們以不好的手段來達成美好的願望，往往就更突顯這落差。」早在雨傘運動之前，鄺國惠便希望來回推敲廣場的意涵。這廣場是抽象的思辯，是叩問我們能否發現並接受落差，更是在辯論那所謂理想的香港、理想的現實究竟何在。
如果結局可以選擇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雲的理由》三個部分在時序上有微妙的不對勁。儘管三個部分都以父與子的張力為結尾，但時序上卻很奇怪，至少並不順序發生。鄺國惠解釋這是他的創作理念之一，要為這場父與子的爭執下定論很容易，但是，同一件事畢竟可以有不同發展：「我是有意為之的。我很喜歡奇斯洛夫斯基的《盲打誤撞》（Blind Chance），同一個故事梗概，因為角色選擇的不同而重新來過，於是有不同的結局。《雲的理由》就是參考此結構。」最後鄺國惠還是把父子和解的部分放在最後一部。想來這較光明的結局得來不易，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選擇，導向不結果，只看我們是否願意。
《雲的理由》裡中有一條「向後轉方程式」──兒子偷偷把一頁紙片夾在「論述」裡，自此改變了歷史。真偽之間彷彿只差一線。誰又相信一小張紙片可以改變歷史？但鄺國惠說，現實往往如是，發表隨便一段沒有考證清楚的言論非常容易，但發言者很少考慮結果。輿論就是這麼回事。小說的細節落在這個後真相時代，好像在問：我們理想的香港究竟為何？輕易的一張紙片，就足以改變所謂真相，乃致我們的想法與公義。我們或許也能正面地看看這方程式。小說是虛構的，在大時代寫作很容易被指「沒有用」，但是，寫作的人好像那兒子──在歷史的洪流間夾進一本小說，可能改變社會負面的現狀嗎？讀過一本小說，吸收一點思想的力量，或許也能改變某些腦海裡的既定想法，種出一點良好的願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