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段時間狂啃香港小說，資料搜集時發現了「天地長篇小說創作獎」，發現了第一屆的亞軍《普洱茶》，發現了鄺國惠。
不知是否創作量不多的緣故，留意的人很少，閱讀的人很少，到了2007年，他出版了第二本長篇《消失了樹》，份量更重了，以魔幻寫實來寫香港的過渡期與主權移交，看似是切合時勢，但留意的人依舊不多。
後來讀他的短篇集《新聞在另一端》（2009），就覺得他不是寫短篇的人，長篇本本迷人，短篇的質素則時好時壞。想當然，他的第三本創作依舊沒有甚麼人問津。未必是他寫得不好，只是他總是在別人看不見處默默書寫。
今年，他又再次交出長篇。《雲的理由》減少了魔幻寫實（依舊有魔幻的元素），確切的以虛構介入政治的思考。小說中的廣場、示威和政治參與並不必然叫人聯想起雨傘運動，而確實，他從構思到寫作都是在雨傘出現之前。然而，小說的結構、人物、情節和對話，又難以不把當下的傘後情緒與之對照。這種遙遙的呼應，所要思考和再現的不在於雨傘的點滴，更是在乎於香港近年來的政治命題。
麥精、Mark Sir與阿MAC的三角關係
討論《雲的理由》，需要先由結構說起。
小說主角麥精是中年的香港人，當警察，因為想晉升所以報讀了大學的政治學科的課題；阿MAC是大學的助教，年輕的研究者，主力研究「向後轉方程式」（稍後會提及），相信選擇與自由，期望以行動突破現有的社會䄮序，後來漸漸發現，他可能是麥精沒有聯絡多年的兒子；MARK SIR，密室中的導師，也是阿MAC啟蒙導師，提倡「資本主義七十四樓理論」，推崇「反語言」，認為秩序是壓迫的根源。從他們名字的發音，讀者已可猜算出他們的關係：父－子／師－徒結構，父與師是互相對揚的，子／徒就是要思索如何突破父／師建立出來的世界。
麥精這個警察的設定很有趣，他既是秩序的一部分，身負維持秩序的責任（警察），但他同時是一個會反思秩序的人，會參與到MARK SIR密室世界的人。他是一個「間中」（in-between）的人物，再加上他要追認父子的關係，使他能更接近MARK SIR提出來打破秩序的革命思想。然而這份追認，多少是作為「父」的罪疚：他在兒子年幼時離家，希望現在能與兒子重新建立關係。但這份「父」的罪疚不只體現在他與阿MAC之間的關係中，而是他與這個城市的共謀結構。他在反思自己的過去時提到殖民時間的「集體收買」：
於是麥精確認，早在二十年前，當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年輕小夥子時，就已經被這座城市收買了。
這是歷史事實；生長於那個繁榮歲月的人，是集體的給收買了，被商場給收買了過去。獲得（警隊）取錄的應允，薪金長年長日有增長。
［……］
自從走進這商場的一刻開始，他根本就不曾離開過。是的，夢不能讓他多點爽直，多點勇敢。是的，那畢竟是收買來的，收買回來的夢。（頁198-199）
可能有追求寫實的人會說，會去讀政治哲學和如此反省的警察並不真實（先不談作者在訪問中提到角色的原型來自真實的警察），或者我們可以把這個人物讀成是某種某代人的隱喻，作者那代人的願望。
與麥精相對的是MARK SIR。MARK SIR不喜歡高度發達社會，認為資本主義是個詭計。他提出「資本主義七十四樓理論」，說我們的處境被資本主義騎劫到七十四樓去。這是一個進退維谷的情汜：上爬太累了跑不動，往下又捨不得。（頁62）於是他在密室中的音樂教學提出「反語言」，（頁56）認為音樂的聲音可以是純粹的發音，音調有高低，但不必然含有意義，在歌者重複的練習中把歌者從語言的結構中解放出來。他推崇的「反語言」認為語言結構和邏輯都是限制人的思維，我們要從藝術的純粹與反結構中提到解放，讀來好像是某些後結構和後現代理論的翻版。
阿MAC則是直接的運動了後結構主義常用的詞語：論述。我們當然可以考究鄺國惠運用的論述與福柯所說的有可不同，但我們亦可以把這個字放回小說中去理解。 阿MAC從了MARK SIR觀點，認為論述就是「一種限制，一種權力」，（頁78）而制度則是從論述而出，並決定每個人的生存意義。（頁79）阿MAC是個渴望行動的人，但是他在MARK SIR身邊秘密社團的示威行動中，只站邊緣。他有自己的行動。他想要透過改變「論述」，而改變歷史，進而改變當下的現實；他想潛入檔案庫，改變檔案，從而改變論述，這也是他「向後轉方程式」的理論。（頁100-101）這極像是「文本以外無一物」的粗淺理解。而事實上，他口中的論述並不只是檔案庫，其實更像是體制（institution）。
規訓與反射
在這個人物結構下，可以想像小說的詰問是：到底最後阿MAC會取何種行動呢？而阿MAC又會傾向麥精多一點呢？還是MARK SIR多一點呢？
小說為此分為了三部分。三部分初看起來像是一氣呵成，但仔細讀來，你會發現當中的矛盾與不協調。這三部分既不是線性的層層遞進，也不是混合各種插敘、倒敘而讀者能夠理出一條時間線出來的。這三部分像是把這段父子／師徒關係活了三次，三次設定相似，但細節不一樣。由於細節不同，他們討論和解及的政治面向也略有不同。不過，主旨還是圍繞着秩序、反秩序和自由的命題。
角色的對話中提及這些，但小說的細節卻又再把這些命題深化。我很喜歡第一、二部的結局。兩個結局都是寫及父與子不可挽回的關係。但為何是不可挽回呢？不在於他們願不願意，而是因為「條件反射」。在第一個結局中，阿MAC走到博物館，要把文件偷偷換掉，完成他「向後轉方程式」的行動，麥精只感到這個行動的荒謬，並出手阻止：
意外中父親服下踉蹌，兒子給摔了下來。但年輕人矯捷，就像那個紅色氫氣球，往左方閃，反手一掌揮到父親脅下，還似要去扣警員腰上的佩槍。
這是條件反射，絕非出於意識。這是長年訓練的成果，警官的本能。假若這並非意識所為，難道出於潛意識？父親的尊嚴給冒犯了，這樣也是對不肖子的懲罰！
槍管已指着兒子的頭顱。
抑或這只不過是一記報復？
假若可以再來一次，可以怎麼樣做，做得好一點呢？
怎麼會是如此的下場？
無論如何，只要可以，都希望重做一，總會好一點吧？
假若可以，就再來一次……（頁127）
麥精拔槍，非由於潛意識，而是由於長年訓練。身體在長年的訓練下形成自然的條件反射，襲警就拔槍。這不就是福柯所說的「規訓」的註腳嗎？在麥精最為微觀的肌肉反應上，都規訓成「警察」的反應，是自然而然的，是條件反射的。［有趣的是，麥精同時享受肌肉組織瓦解的快感，在一百六十下掌上壓的撕扯下，享受着肌肉纖維的破壞。（頁65）這也是使他成為「間中」人物的原因。］
即使再來一次，情況會好一點嗎？這次，麥精堅持要改變甚麼，利用檔案改變「論逋」，但這回阿MAC卻認為造假文件沒有效，改變當下主流論述才是皇道。於是乎，他們再次成為對立面，又是一論的拉扯：
剎那間的悲，佩戴手槍的部位給觸踫，警務人員的條件反射牽引他伸手拔槍，原來手腕已給套上了繩圈。手一揚，原來今天休假，沒有佩槍，但他握槍的右手已亮出來了。
非實有的槍管，正正指着阿MAC頭顱。
分不清這是十年前的雨水，抑或三十年前，還是剛剛下的大雨。始終以槍指着兒子。（頁227）
再來一次，情況相似，不只相似，還再深化。條件反射並不需要有實物（手槍），肌肉的動作先於意識，受到襲擊，還是會還擊，不論是否在休假，不論是否自己的兒子。
條件反射是從某種體制的長期規訓下產生出來。這種長期的規訓不只是在警察身上發生，也在反對體制的人身上發生。小說有一章很有趣的，描寫行禮如儀的示威人士：遊行人士在相同的位置遊行，維持秩序的警察也在相同的位置維持秩序，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的示威，重複的出來，重複的離開。這種重複，借用洪席耶的說法，就是「警治／治理」（policing），沒有直實的政治行動。在那章中，反倒是警察提議了一個打破「警治」，直面真實的方法。警員對示威者說：「不如，你打一下我」。（頁70）
示威者最後當然沒有打，但有這前提下，第三部分結尾最後的父子和解看來就不那麼保守了。在第三部分的結局中，麥精在循守廣場，阿MAC在廣場留連，最後兩個人攬着肩膊同走，小說就終結於阿MAC最後的說話：
「幾時教我玩槍？開一下都好……」
……
「不要用槍指住我的頭，我會很驚……」（頁295）
故事結尾雖是說明阿MAC捨棄MARK SIR，取麥精之道。但在這裡，麥精並不是代表着秩序和警治。阿MAC所要向麥精學習的，是開槍，是「不如打一下我」中的「打」，是想要越過論述、找到真實的途徑。這句話，很温柔的說出來，卻叫人膽戰心驚。
小結
小說的書名為「雲的理由」，其實是對揚於小說的示威場地：方形廣場。方形廣場被譽為是完美的方形，代替着的是理形世界，又可以是對應MARK SIR的理想主義。但雲呢？沒有邊界，說不準它的形狀，曖昧而難言，（頁236）在沒能預想的地方出現，游弋城中。（頁208）小說想要捕捉的，就是這個無以名狀的變動，難以名狀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the impo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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