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畢《消失了樹》，我被鄺國惠的洞悉力所激盪，他看出無論在「九七大限」面前抑或「後九七」時期，香港人所謂「本土」的建立與「身份」的尋求，都是困難重重幾近永不可得，許多人以為這是在於大陸的壓倒之姿，但他卻看見了殖民在當中的重要角色。除了如此悲觀的底色，《消失了樹》在小說情節和語言表現上亦有種尖酸諷刺與瘋狂，使讀者常常要來回翻閱，反覆玩味主角們那些不成對白的對白，以及各個人物（例如督爺）的乖僻行徑，最終才發現那奇怪的敘事者，語帶挑釁的諷刺語氣底下的真正意思。
一部2007年寫成的小說，在2017年閱讀，彷似寓言。你多想他落空。譚以諾在指「這樣的文本，本該是後殖民論述的寵兒，但《消失了樹》在評論界中缺席，驗證着香港小説討論後殖民不再，焦點轉移了。」[1] 這觀察很有意思，但焦點轉移的原因是甚麼呢？我想，大抵是政治中國在回歸後以壓倒之姿軍臨香港，評論者終於要從九十年代那些糾纏於殖民主與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討論中醒覺：後殖民框架可能並不夠用，能夠回應眉睫之憂的可能是先處理香港主體性以及自我身份的建立。於是，論者轉向本土意識，試着爬梳自七十年代開展至今的「本土」論述和主體性論述（諸如羅永生、葉蔭聰、朗天、彭麗君等）。假如《消失了樹》真如譚以諾所判斷，是後殖民論述的寵兒，那麼他遲到了十年；而在我看來，《消失了樹》的內容不無討論香港主體性、本土議題的傾向，只是，關於小說又再被忘掉一次，似乎因為出版在大家都急於談論「根」（土地、本土、以香港為根）的時代，《消失了樹》裡對本土的思考，又不乖巧地站在偏離的位置。
魔幻寫實與九七大限
讀畢小說，你一定會也會感到小說對九七大限的回應。這種回應的呈現方式包含着諷刺語調的語言經營。但這並不足夠成功地營造回歸前瘋狂頹廢卻又怪異焦慮的世紀末氣氛，還需要魔幻寫實的手法來配合。以魔幻寫實作為一種寫作策略，已經在某程度上表現了鄺國惠對回歸的思法。也許我們可以先追回魔幻寫實這種文學表現手法衍生的語境──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風潮。這種用以揉合神話、風俗、傳說，抽取並放大其怪誕之處，以最奇幻來寫現實的技法，衍生以回應高壓、黑暗的政治現實。也許這種重新在本地神話傳說中抽取資源的意向，以及荒誕意象反映現實的目的，吸引了面對回歸焦慮的香港作家。鄺國惠與西西、也斯、韓麗珠、謝曉虹都以魔幻來寫我城。
魔幻寫實一直被認為與政治社會有緊密的關係，這種關係來自於對本地資源的調動，以抵抗元敘述、官方史的機制。鄺國惠在《消失了樹》中亦不斷動用香港的故事資源，以表現自己對回歸的悲觀想像。正如譚以諾所言，角色們各自的遭遇，指出鄺國惠對「九七回歸」的回應是悲觀的。[2] 的確，透過男主角唐棣、亞申、Dave和西柏，以及兩位女主角鄒越和杜若，鄺國惠試着把握香港的回歸後情境。而我更想從書裡許多魔幻意象來談談鄺國惠如何思考「九七大限」。最重要的莫過於這座城的奇怪陸沉預告：[3]
政府有關陸沉的報告在八月公告了，那一天天色極好，整座城市色彩悅目得有如卡通片。報告研究了在中央山東面山坡上的石龜，有神奇的預測能力。這是一則古老的傳說，石龜每年向海移一粒米的距離。「當石龜爬入海，這裡就會陸沉！」［……］政府派了四艘吊船要把東灣吊起來，船身髹上總統伉儷的頭像。假若這裡是一艘船，要把自己吊上來，這是可行的嗎？海灣對開的海面綠汪汪，一列新生島快誕生了。（頁275）
這海龜的傳說本來是具神話預言色彩地描寫香港的未來命運：注定要消失，而鄺國惠由此延伸，將之寫成了「九七大限」寓言。海龜傳說成為政府的研究項目，為了阻止市民因此而感到驚慌，政府派了船以人力來拉回陸地。從客觀而言這定當是不可能的事，很諷刺地，船身畫上了總統伉儷的頭像，本來是力挽狂瀾的氣勢，變成了令人冷眼嘲笑的政府愚蠢行為，而接手此城的總統剛愎自用的性格亦表露無遺。
更有趣的是後一句。敘事者否定了把自己吊上來的可行性，反而寫了海灣對面群島新生之境，迢相呼應的是人們因着「九七大限」而離開香港之舉，綠汪汪的彷彿充滿生機的樣子。順帶一提，緊接這段傳說，小說敘述了這緊要關頭康棣去信政府要求建鑽石大樓一事，彷彿島不是敗在傳說之上，亦會敗在投機者如唐棣的手上，何其諷刺。鄺國惠的整部小說，就在像海龜陸沉這類傳說的意象運用，配合四位主角各種決擇，來經營整場回歸的思考。
樹的消失與本土之難
魔幻寫實的設計，重點在於意象的經營。《消失了樹》最大的意象，自然是樹的消失。順着上面的象徵和寓言式的情節，我們不難發現到鄺國惠在十年後出版此小說，他所感到的真正悲觀，不止於鐘擺之都的政權移交，而同時是「根」之不可能。在《消失的樹》裡，香港就是個「鐘擺之都」，這鐘擺的比喻有沒有令人想起西西筆下的不上不下受奇怪引力而浮於空中的浮城，又或是董啟章那無以尋求線性歷史的V城呢？但是浮城與V城都試着尋找根（城自身的存在的方式），這種自我追尋，到鄺國惠那處，倒成了「消失了樹」——那根深柢固的樹消失了，是根之不可尋。這根是輸給了投機。
樹的意象在小說開篇的時候便出現，第一節的題目為「樹下會談」，然後便是「消失了樹」，到了最後第二十一章又出現，這次是「前方樹綠」，以樹開始以樹作結。樹下的會談始於「我」種樹：
我學着城裡人也來種了一棵樹。聽朋友說，大陸那邊有的樹可以替人驅除煩惱。我終日夢着一個會飛的男人，要把他捕捉，放進一幀照片裡。我想，或者這棵樹可以幫上忙。每天澆水，三星期施肥一次，原來這種樹能感應人家心意。［……］
「這是不落葉的樹，可以幫我們看見未來呀！」
這是自欺欺人的說話。樹彷彿知道我對未來懷有憧憬，給我變來一個預言。自我安慰的預言。在殖民統治瀕臨結束的時候，對未來抱有憧憬是危險的事。（頁4）
「我」對於殖民結束之後的未來抱有警覺，朋友之間流傳來自大陸那邊的樹可以驅除煩惱，然而「我」卻覺得這是自欺欺人，因為在殖民統治結束前抱有希望很危險。我認為，從這一段前設看來，敘事者對殖民時期和殖民的結束都抱負面思考。樹本來是以根抓地的，民眾在解殖之時尋求並建立自我身份──即尋根，在土地紮根──其實是殖民統治結束時（看起來）順理成章的事，然而「我」本就不相信這種來自他方的樹是解決一切的靈藥。
第二章消失的樹，意象更為凸出。此島將近政權移交的殖民地，但島上樹林卻不在議程：
島的形狀像一片葉，這裡本來也是一個亞熱帶森林，但樹木旦旦而伐，而今所剩無幾。十數年後這個島將歸還大陸，雙方於是開始商談如何交接，不過植林並不包括在議程之上。（頁24-25）
這不禁引人聯想，從內陸傳來的樹不可信，而島上本來的樹林卻漸被伐光，沒有樹的植林會自然消失，而殖民地交接時植林更順理成章不包括在議程內。可以說，這樹木代表着島的個性。循這一點引伸，西柏等四位主角在討論「本地樹」的情節便更有趣。他們能說出西方來的樹，卻未過本地樹：
「樺樹近二、三十年先從外國入口，那邊的樹都幾百歲了，應該是本地樹。」
「本地樹……？」
「唔，裂扇樹、亞伯榕、青天榕、大紫檀……還有甚麼？想一想……」
「這麼多樹十未卜過。」
這麼多本土樹，仿似只是一個名字的存在；這麼多年以前，怎能得以一見？（頁29）
彷彿這些本地出生與成長的人也看不清楚本土的真貌，四位主角的前景的不明朗，配合樹的情況，就是本土之難。沒有以根抓地的、本地的樹，換來的是對西方白樺的熟悉，以及對內陸樹木的迷信。若瞭解樹的意象，則唐棣、亞申、西柏和Dave的角色走向，很能理解為無歷史、無根的市民面對政治轉變時的各種可行走向。當中唐棣的肆意投機，配合小說語言多帶諷刺的特性，我認為是很能體現作者對回歸的悲觀想像，以及對本土之難的慨嘆。
綜觀《消失了樹》一書，可見鄺國惠在每個歷史時刻都站後了一步，好讓自己能站前一步。消化回歸論述後他交出了夾縫的作品《消失了樹》，以大家念茲在茲的九七大限開始探索這段香港故事，最終勾出了自己深層的擔憂，對於尋索本土之難的憂心重重。回歸是一次政權移交，並不擔保被殖民者可以順利進行解殖行為，樹的消失正正提醒我們，我們必須好好了解殖民以及殖民餘震，才能談及「殖民之後」。
注釋
[1] 譚以諾：〈本土意識高漲之時──試論香港近年小説創作〉，《香港文學》（2013年11月總第347期），頁65。
[2] 譚以諾：〈鄺國惠的《消失了樹》〉，《文學評論》（2011年2月總第12期），頁119。
[3] 事實上這段預告是「真有其事」的傳說。原本指的是香港太平山盧吉道附近山邊的亂石堆，是香港八景之「霧鎖仙橋」的所在地。事件記載於劉國英編《香港百年》（香港：友聯出版社，1941年）。這實在是鄺國惠有意引用的都市傳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