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ivable and the Unlivable》（可存活與不可存活，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23）是一本小書（只有八十頁），收錄了巴特勒（Judith Butler）及法國哲學教授沃姆思（Frédéric Worms）橫跨四年（2018–2022）的兩次對話。對話的主題是不／存活（Un/Livable；注意：不是死亡）。對話當然不似學術文章，論點結構不緊密，也缺乏空間闡釋。編輯細心，於書的開始簡略介紹兩位的理論架構：巴特勒重視政治、社會的批判，沃姆思則視關懷（care）──包括關心他人、願意提出協助及支持──為人權的基本要求。
在不可存活下，誰可發聲喧囂？
第一次對話理論性較強。沃姆思先開題：我們應如何界定「不／可存活」？沃姆思認為這兩個概念都是主觀的及質性的（qualitative）──由於是主觀，所以必須是經歷。（譬如，必須是臨終病人才有資格分享長期病痛經驗；只有加沙居民才可告之斷水斷電受炸的痛苦。）然而，沒有人可形容「不可存活性」，因為既然人不可存活，根本沒人有能力有主體性去形容該狀況。（臨終病人沒力氣分享，逃難中的加沙居民無暇接受訪問。）沃姆思將死亡與「不可存活」比較以說明這狀態。後者可以比死亡更差──如果死亡（如可存活）是眾生互相確認（recognition）的成果（我們不是常聽人說，「我的一部份隨他逝去」嗎？這也是巴特勒的理論），「不可存活」的環境則先消毀磨滅人類的主體（如尊嚴），卻繼續讓他生活（包括沒錢買藥的臨終病人、無法逃離加沙的居民）。正因如此，其他人就有責任去形容這種「不可存活性」。
沃姆思沒有主動提及，但對話主持人卻指出：他的關懷理論可以減輕「不可存活」的問題。沃姆思立時警告：關懷本身亦能充滿歧視（例如，通常是女性提供服務，醫生護士地位可以有不同）。
巴特勒反對沃姆思的分析架構──他（巴特勒用「they」作自己的代名詞，我因此用「他」）說明，可存活及不可存活不是二元對立，並不能清晰分開定義。他反而覺得真正的問題是「分辨可存活及不可存活的機制如何運作」。（頁24）他又詰問沃姆思，他的理論如何分辨人類主體的差異。他以二次大戰集中營生存者戴爾波（Charlotte Delbo）為例，問：戴爾波在《奧斯維辛及其後》（Auschwitz and After，2014）一書所述的她集中營經歷是否「不可存活」的情況？巴特勒認為，經歷不可存活狀態的人即使重獲語言發聲，再現當時情境，並不令此人存活。例如，戴爾波現在繼續生活，她又是否「可存活」呢？（她可能一直被過去經歷纒擾。）明顯，巴特勒對語言建構現實的力量的分析比沃姆思深入得多。
最後，巴特勒再次重申平等及共同富裕的重要，亦同意關懷的正面作用；但他提醒我們：關懷（如社會服務）不應外判或大幅減少。
我們的視而不見延續了他們的不可存活
第二次對話於新冠疫情差不多完結、烏克蘭戰爭剛爆發時舉辦。不設主持人。討論的着力處不再是理論的爭辯，焦點反而放在解決問題的可能辦法之上，看似較實在。而巴特勒主導對話的強勢更明顯。
縱觀這次對話，巴特勒的主旨有三。首先，他堅定地指出，對弱勢不可存活的狀態，視而不見，沒情緒沒憤怒的，就是對生命（包括自身）的否定。換言之，不察覺社會眾生當中的權力差異，只會繼續製造不公義。巴特勒以疫情期間，非洲缺乏疫苗為例，指出資源的不均，導致弱勢遭排斥、邊緣化。對此情況，莫不關心，並不能獨善其身，因為生命就是互相扣連互相影響。（在全球化下，一個地方染疫，另一地方怎可獨善其身？）所以我們應放棄將生命約化為個人財產或自由的產品。他的第二個主旨認為，要改變弱者更弱的趨勢，唯一辦法就是改變現有複製強弱的社會結構──但可惜，他又沒詳述如何改、改甚麼。
對此，沃姆思也認同。他有力地指出，不論疫情前後，弱勢都是無力。要改變這情況，應該先從反省開始──譬如，為甚麼疫情會蔓延？防疫措施有否問題？要解答的最終問題，與巴特勒一樣，都是為何當刻社會結構會製造弱勢？對此，他提出「簡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Minimal）。說白了，沃姆思也承認，就係與森恩（Amartya Sen）及納斯邦（Martha Nussbaum）的公義理論相似，選取幾個人生重點，作為公眾公義的基石起始。（詳見《正義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2009］及《正義的邊界》［Frontier of Justice，2006］）
當他還自我陶醉說這理論是「革命性」（revolutionary），（頁61）但尚未闡釋如何選擇重點，或應有哪幾個重點時，巴特勒（應是有意的）一面說他的解說「用詞好」（well-phased），（頁61），一面卻再次指出差異的重要，並解釋「在地化」的重要；也就是說，人生重點因文化、個人各有不同，根本無從根據統一按標準選取。最後，巴特勒將希望放在國際組織上，希望它們能帶領改變當下社會結構；認為即使以國際組織為本的全球管治易做成家長宰制──當然，（有能力）關懷本身就超家長制），也是值得的。這是他的第三主旨。
比悲觀更悲觀的現實想像
明顯，巴特勒須更詳細闡述誰該負責提供社會服務──在第一次對話，他強調關懷不可外判，那似乎應是政權的責任；但在第二部份，他又好像不信任政權，認為國際組織更可靠。還是，他覺得政府可外判社會服務給國際組織，後者就不可再外判出去？再者，即使對國家政權的限制、絕大部份眾生的愚執，感到失望及無奈，亦不代表跨國組織就能夠有效消除歧視、不公義。
令我悲觀的是，烏克蘭戰爭未緩，就發生中東血腥衡突──這使我們目睹，原來加沙地區居民的日常，可以由已經不可存活的狀態，再慘墮至更悲哀的不可存活無間煉獄。最強跨國組織──聯合國──發聲又如何？殺戮繼續，言論自由學術反思被左削右減。眾生已完全忘記新冠疫情的提醒──只有互相平等協助，問題才快速解決。可能，在不斷的剝削壓榨中，失憶才是最佳辦法，令人類可以繼續存活。當然，一本小書可以做到的，就是提醒；要繼續深研，就要靠讀者主動發掘更多資料了。
【後記 / 影評】（嚴重劇透）說坦白，我是有點後悔不先看《富都青年》才寫書評—電影中，阿哥（吳慷仁飾）在牢房面對佛教師父的無聲獨白，根本就係生不如死的「不可存活」最佳演繹—一位聾啞非法移民、孤兒，無論他多努力工作，亦只可屈辱地活在強大的「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中；生存了三十多年，每日擔驚受怕，不見可以變好的機會。寧願選擇死亡，符合情節。
Gym buddy兼死黨阿Nel說：《富都青年》明顯受王家衞的《春光乍洩》影響。那盞瀑布走馬燈、半裸睡吹風扇及在公車上頭倚肩，統統都是王導的Signature。這也幫忙解釋片中（沒血緣的）兩兄弟的曖昧—在他們「家長」Money姐的生日派對上，兩兄弟在各自女情人離去後相擁起舞—究竟女情人是他們同性情慾的轉移Displacement，還是vice versa，都不再重要。兩人就是深愛對方。
這種深愛轉化成阿哥對阿弟的無制限包容，亦是愛慾中主體與他者實為一體兩面的再現。一個聾啞、勤奮、內斂及有責任心，一個「健康」、隨心、多說話和不停犯法；他們並非簡單對立，而只是生存在象徵秩序的兩邊，各自都需要尋找對方的「確認」（Recognition）才可建構自我主體。最後，阿哥如耶穌般犧牲，阿弟的他者消失，要生存唯有進入象徵秩序。片末，阿弟見生父，是逼視父權還是妥協，是完美結局還是進一步挑戰，就見仁見智了。（這種龍兄鼠弟的組合自譚家明的《最後勝利》後，便成為香港電影的主流。而《最後勝利》的編劇就是王家衞。）
石淇評論此片時說，社工的死「好心不得好報」。然而，我卻覺得她非死不可。她努力、善良，卻不自覺貶視阿弟的意願（拒絕認生父）。她的存在就是掩飾整個父權象徵秩序的幻想（Fantasy）。她不死，令電影難以暴露象徵秩序的無能及不義（非法移工是否由以前政府引入？明明有出生証明卻不能申請身份証？）此片同時對（剝削式）資本主義、性別定型、國族國家提供反思的素材，可以一看（如果不怕看後整天失落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