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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可存活下繼續生活──評介《The Livable and the Unlivable》

書評

在不可存活下繼續生活──評介《The Livable and the Unlivable》

  《The Livable and the Unlivable》(可存活與不可存活,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23)是一本小書(只有八十頁),收錄了巴特勒(Judith Butler)及法國哲學教授沃姆思(Frédéric Worms)橫跨四年(2018–2022)的兩次對話。對話的主題是不/存活(Un/Livable;注意:不是死亡)。對話當然不似學術文章,論點結構不緊密,也缺乏空間闡釋。編輯細心,於書的開始簡略介紹兩位的理論架構:巴特勒重視政治、社會的批判,沃姆思則視關懷(care)──包括關心他人、願意提出協助及支持──為人權的基本要求。

  

在不可存活下,誰可發聲喧

  第一次對話理論性較強。沃姆思先開題:我們應如何界定「不/可存活」?沃姆思認為這兩個概念都是主觀的及質性的(qualitative)──由於是主觀,所以必須是經歷。(譬如,必須是臨終病人才有資格分享長期病痛經驗;只有加沙居民才可告之斷水斷電受炸的痛苦。)然而,沒有人可形容「不可存活性」,因為既然人不可存活,根本沒人有能力有主體性去形容該狀況。(臨終病人沒力氣分享,逃難中的加沙居民無暇接受訪問。)沃姆思將死亡與「不可存活」比較以說明這狀態。後者可以比死亡更差──如果死亡(如可存活)是眾生互相確認(recognition)的成果(我們不是常聽人說,「我的一部份隨他逝去」嗎?這也是巴特勒的理論),「不可存活」的環境則先消毀磨滅人類的主體(如尊嚴),卻繼續讓他生活(包括沒錢買藥的臨終病人、無法逃離加沙的居民)。正因如此,其他人就有責任去形容這種「不可存活性」。

  沃姆思沒有主動提及,但對話主持人卻指出:他的關懷理論可以減輕「不可存活」的問題。沃姆思立時警告:關懷本身亦能充滿歧視(例如,通常是女性提供服務,醫生護士地位可以有不同)。

  巴特勒反對沃姆思的分析架構──他(巴特勒用「they」作自己的代名詞,我因此用「他」)說明,可存活及不可存活不是二元對立,並不能清晰分開定義。他反而覺得真正的問題是「分辨可存活及不可存活的機制如何運作」。(頁24)他又詰問沃姆思,他的理論如何分辨人類主體的差異。他以二次大戰集中營生存者戴爾波(Charlotte Delbo)為例,問:戴爾波在《奧斯維辛及其後》(Auschwitz and After,2014)一書所述的她集中營經歷是否「不可存活」的情況?巴特勒認為,經歷不可存活狀態的人即使重獲語言發聲,再現當時情境,並不令此人存活。例如,戴爾波現在繼續生活,她又是否「可存活」呢?(她可能一直被過去經歷纒擾。)明顯,巴特勒對語言建構現實的力量的分析比沃姆思深入得多。

  最後,巴特勒再次重申平等及共同富裕的重要,亦同意關懷的正面作用;但他提醒我們:關懷(如社會服務)不應外判或大幅減少。

  

我們的視而不見延續了他們的不可存活

  第二次對話於新冠疫情差不多完結、烏克蘭戰爭剛爆發時舉辦。不設主持人。討論的着力處不再是理論的爭辯,焦點反而放在解決問題的可能辦法之上,看似較實在。而巴特勒主導對話的強勢更明顯。

  縱觀這次對話,巴特勒的主旨有三。首先,他堅定地指出,對弱勢不可存活的狀態,視而不見,沒情緒沒憤怒的,就是對生命(包括自身)的否定。換言之,不察覺社會眾生當中的權力差異,只會繼續製造不公義。巴特勒以疫情期間,非洲缺乏疫苗為例,指出資源的不均,導致弱勢遭排斥、邊緣化。對此情況,莫不關心,並不能獨善其身,因為生命就是互相扣連互相影響。(在全球化下,一個地方染疫,另一地方怎可獨善其身?)所以我們應放棄將生命約化為個人財產或自由的產品。他的第二個主旨認為,要改變弱者更弱的趨勢,唯一辦法就是改變現有複製強弱的社會結構──但可惜,他又沒詳述如何改、改甚麼。

  對此,沃姆思也認同。他有力地指出,不論疫情前後,弱勢都是無力。要改變這情況,應該先從反省開始──譬如,為甚麼疫情會蔓延?防疫措施有否問題?要解答的最終問題,與巴特勒一樣,都是為何當刻社會結構會製造弱勢?對此,他提出「簡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Minimal)。說白了,沃姆思也承認,就係與森恩(Amartya Sen)及納斯邦(Martha Nussbaum)的公義理論相似,選取幾個人生重點,作為公眾公義的基石起始。(詳見《正義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2009]及《正義的邊界》[Frontier of Justice,2006])

  當他還自我陶醉說這理論是「革命性」(revolutionary),(頁61)但尚未闡釋如何選擇重點,或應有哪幾個重點時,巴特勒(應是有意的)一面說他的解說「用詞好」(well-phased),(頁61),一面卻再次指出差異的重要,並解釋「在地化」的重要;也就是說,人生重點因文化、個人各有不同,根本無從根據統一按標準選取。最後,巴特勒將希望放在國際組織上,希望它們能帶領改變當下社會結構;認為即使以國際組織為本的全球管治易做成家長宰制──當然,(有能力)關懷本身就超家長制),也是值得的。這是他的第三主旨。

  

比悲觀更悲觀的現實想像

  明顯,巴特勒須更詳細闡述誰該負責提供社會服務──在第一次對話,他強調關懷不可外判,那似乎應是政權的責任;但在第二部份,他又好像不信任政權,認為國際組織更可靠。還是,他覺得政府可外判社會服務給國際組織,後者就不可再外判出去?再者,即使對國家政權的限制、絕大部份眾生的愚執,感到失望及無奈,亦不代表跨國組織就能夠有效消除歧視、不公義。

  令我悲觀的是,烏克蘭戰爭未緩,就發生中東血腥衡突──這使我們目睹,原來加沙地區居民的日常,可以由已經不可存活的狀態,再慘墮至更悲哀的不可存活無間煉獄。最強跨國組織──聯合國──發聲又如何?殺戮繼續,言論自由學術反思被左削右減。眾生已完全忘記新冠疫情的提醒──只有互相平等協助,問題才快速解決。可能,在不斷的剝削壓榨中,失憶才是最佳辦法,令人類可以繼續存活。當然,一本小書可以做到的,就是提醒;要繼續深研,就要靠讀者主動發掘更多資料了。

1 comment

  1. 趙文宗

    【後記 / 影評】(嚴重劇透)說坦白,我是有點後悔不先看《富都青年》才寫書評—電影中,阿哥(吳慷仁飾)在牢房面對佛教師父的無聲獨白,根本就係生不如死的「不可存活」最佳演繹—一位聾啞非法移民、孤兒,無論他多努力工作,亦只可屈辱地活在強大的「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中;生存了三十多年,每日擔驚受怕,不見可以變好的機會。寧願選擇死亡,符合情節。

    Gym buddy兼死黨阿Nel說:《富都青年》明顯受王家衞的《春光乍洩》影響。那盞瀑布走馬燈、半裸睡吹風扇及在公車上頭倚肩,統統都是王導的Signature。這也幫忙解釋片中(沒血緣的)兩兄弟的曖昧—在他們「家長」Money姐的生日派對上,兩兄弟在各自女情人離去後相擁起舞—究竟女情人是他們同性情慾的轉移Displacement,還是vice versa,都不再重要。兩人就是深愛對方。

    這種深愛轉化成阿哥對阿弟的無制限包容,亦是愛慾中主體與他者實為一體兩面的再現。一個聾啞、勤奮、內斂及有責任心,一個「健康」、隨心、多說話和不停犯法;他們並非簡單對立,而只是生存在象徵秩序的兩邊,各自都需要尋找對方的「確認」(Recognition)才可建構自我主體。最後,阿哥如耶穌般犧牲,阿弟的他者消失,要生存唯有進入象徵秩序。片末,阿弟見生父,是逼視父權還是妥協,是完美結局還是進一步挑戰,就見仁見智了。(這種龍兄鼠弟的組合自譚家明的《最後勝利》後,便成為香港電影的主流。而《最後勝利》的編劇就是王家衞。)

    石淇評論此片時說,社工的死「好心不得好報」。然而,我卻覺得她非死不可。她努力、善良,卻不自覺貶視阿弟的意願(拒絕認生父)。她的存在就是掩飾整個父權象徵秩序的幻想(Fantasy)。她不死,令電影難以暴露象徵秩序的無能及不義(非法移工是否由以前政府引入?明明有出生証明卻不能申請身份証?)此片同時對(剝削式)資本主義、性別定型、國族國家提供反思的素材,可以一看(如果不怕看後整天失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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