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錄自《危脆生命》（香港：手民，2023）第五章〈危脆生命〉
我們必須從更廣大的可理解性的規範圖式來理解媒體是如何透過影像掏空人類，因為這種種規範圖式奠立了甚麼能成為人類、甚麼能成為可活的生命、甚麼能成為可弔唁的死亡。這些規範圖式的運作不只透過生產理想的「人類」以區別那些或多或少是「人類」的人。有時，規範圖式生產出偽裝成人類的「不那麼人」的影像，以展示「不那麼人」如何偽裝、如何藉偽裝欺騙靠臉認「人」的我們。但有時這些規範圖式正是透過不提供任何影像、任何姓名、任何敘事來運作，因此從未有生命，亦從未有死亡。
這是兩種不同形式的規範權力：其中一種生產出對非人之臉的象徵性認同，藉此排除我們對人的認識；另一種則透過徹底的抹除，使該場景中從未有人、從未有生命，因此不曾發生任何謀殺。在第一個案例中，某些浮現於顯現領域中的東西不得被肯認為人；在第二個案例中，公共的顯現領域本身便是由對該影像的排除所建立。我們必須奠立不同的公共觀看與公共聆聽模式，藉此回應顯現領域中人類的哭嚎。在這領域中，哭嚎的痕跡要不是被過度膨脹並藉之合理化某種貪婪的民族主義，就是完全被抹除。兩者殊途同歸。我們也許能將此視為戰爭的哲學含義與再現意涵，因為政治與權力部份是透過規範可顯現之物與可聽見之物而運作。
當然，這些可理解性圖式是由壟斷主流媒體的大公司不明言地強制要求的，這些公司能藉由維持美軍權力來獲利。戰爭報導讓我們理解，我們需要更全面地去除媒體利益的壟斷，並介入美國國會中充滿爭議的立法過程。這些利益不僅控制了所有權，同時也決定了甚麼能被公眾肯認為現實。媒體利益沒有行使暴力，但在被展現物的框架中存在暴力。後者的暴力是一種機制，將特定的生死維持在不可再現的狀態，或讓其再現被戰爭之力（再一次）捕捉。前者藉由掩蔽來抹除，後者透過再現來抹除。
使不可弔唁的生命逝去的暴力，以及禁止公開弔唁的暴力，兩者之間的關係為何？禁止弔唁是否亦是暴力的延續？是否緊實地控制影像與字詞的再生產？它又是如何劃定可再現性，並藉此使我們的民族憂鬱更為緊密地貼合於可說物與可展現物的框架？我們難道無法在此場址閱讀到──如果我們仍會閱讀的話──這種憂鬱被銘刻為可思物之界限的方式嗎？將逝去給去真實化，亦即對人類苦痛與死亡無感，已成為成就去人類化的機制。這種去真實化並非發生於影像的內部或外部，而是藉由涵括影像的框構來達成。
最初，在反伊拉克戰爭的倡議中，美國政府大肆宣傳其軍事功勳，使其成為壓倒性的視覺現象。美方與軍方稱此為「震懾策略」，即生產視覺景觀以麻木感官，效果如同崇高能暫停思考那般。這種生產不只用景觀來摧毀陷於戰爭的伊拉克人口的感官，也用以麻痹仰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或《福斯新聞》獲取戰爭資訊的消費者──這兩家電視網路頻繁地稱其戰事報導為「最具公信力」的戰爭資訊來源。
震懾策略不僅生產出戰爭的審美面向，更把視覺審美本身當作戰爭策略的工具來使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提供了大量這類型的視覺審美。而雖然《紐約時報》過了一陣子開始反戰，但仍天天在頭版刊登伊拉克落日下的軍械、炸彈在巴格達街道與家屋上空爆炸等浪漫影像（竟然讓其進入大眾視野）。當然，世貿中心被摧毀的景觀是最早產生「震懾」效應的，而美國近期也讓全世界看到自己亦具備同等的毀滅性。媒體着迷於毀滅的崇高，而異議與反對之聲必須設法介入這具去感官的做夢機器，因為這台機器，將生命與家園、水資源、電力等大規模破壞，製造成美國軍事力量復興的狂熱象徵。
然而，美軍戰死伊拉克並被斬首、孩童被美方轟炸而重傷或死亡等，都是主流媒體拒絕報導的照片。主流媒體以空拍照取而代之，而這空拍視角總是由國家權力奠定並維繫的。不過，當被侯賽因政權處死的士兵屍體曝光後，他們把這些照片放上《紐約時報》的頭版，因為這些屍體必須被弔唁。士兵的死亡引發了怒火，而這憤怒又驅動了戰爭，直至戰爭進入管理階段時，已與常說的「佔領」別無二致。
悲劇的是，美國似乎是以發動暴力來預先克制暴力，但它所懼怕的暴力正是它所製造的暴力。我並不是說美國在因果關係上需要對其公民所受的傷害負起責任。而我也無意替巴勒斯坦自殺炸彈攻擊開脫—儘管是種種可怕的條件孕生出這類謀殺行徑。然而，活在可怕的條件中、遭受苦難甚至是無法承擔的傷害，與決意謀殺之間是有距離的。布殊總統很快便跨過該距離，在短短十天浮誇的哀悼後，便呼籲眾人「結束弔唁」。苦痛能讓我們體驗到謙遜、脆弱、受影響性（impressionability）與依附，而如果我們不過急地「解決」這些感受，這種種皆能成為我們的資源，讓我們超越同時反對偏執的受害者形象，並停止無限再造正當化戰爭的論述。這是在倫理層面上與自己的謀殺衝動角力，因為這類衝動嘗試壓抑某種壓倒性的恐懼；與此同時，這也是認識他者的苦痛並替自己施加的苦痛承擔責任的方式。
在越戰中，孩童被汽油彈火灼致死的照片讓美國公眾震驚、憤怒、懊悔並弔唁。這些正是我們不應看到的照片，因為它們擾亂了視覺場域以及奠立於該場域的整體的公共同一感。影像催生了某種現實，但也展現出一種擾亂再現統識領域的現實。除了圖像的有效性，這些影像還指向別方，超出其自身，指向一種影像本身無法展現出的生命與危脆。正是認識到我們摧毀的生命的危脆性，許多美國公民才開始發展出某種至關重要的反戰共識。但如果我們持續無視傳遞訊息給我們的字詞，如果媒體不願發佈那些照片，如果那些生命仍無法命名且無法弔唁，如果那些生命的危脆與毀滅無法顯現，那麼，我們便不會被動搖。我們不會重返倫理憤怒感，而這種憤怒感是以他人為名、為他人感到的憤怒。
我們在當代的再現條件下，無法聽見極端苦痛的哭嚎，也不會被臉驅使或命令。我們被迫遠離臉，有時甚至是因為臉的影像而離開臉，因為這些影像要傳遞的是非人、早已死去之物，影像中的非人不具備生命的危脆性，因而無法被殺害。但我們仍被要求殺害這張臉，彷彿當世界擺脫這張臉之際，我們便能回歸人類，而非更非人性（inhumanity）。當臉以語言之外的事物發聲時，我們需要細聽臉所言之物，藉此知曉生命的危脆。但媒體會讓我們知道並感受到甚麼樣的脆弱？被如此培育與維繫的再現領域中，媒體會讓我們在再現的界限上知道並感受到甚麼？
如果人文學科的文化批評仍有未來，而文化批評在當前有其迫切任務的話，我們毋庸必須回到人類，在無預期發現人類的地方找到人類，在人類的脆弱與其製造意義的能力之界限上發現人類。我們必須在能知道、能聽見、能看見、能感知之物的界限上，質疑人類的浮現與消失。在情感層面上，這也許會促使我們重啟批判的智識計劃，重新質疑並理解文化翻譯與異議的難處與要求，並創造一種公共意識──不害怕、不貶低或不駁回反對聲音，珍視其煽起感官民主的偶然之舉。
《危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