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我們聽慣了「是有種人」的調調，作為喜歡文字的人，我還曾經順勢思考過「有種文學」。在動盪的年代，文學靜態，似乎追不上變化、趕不及對應，有趣的是，這缺點也剛巧是優勢，文學作品所衍生出來的想法可以遠比一句口號來得深入、複雜，而它所引發的震盪與餘波，能掀起的漣漪也定必比短暫的爆發來得久遠。讀張婉雯的新作《微塵記》，短篇裡對現世社會的思辨與反省，實在予我這種感覺：有種文學，靜靜在角落發生，悄然回應現世。張婉雯在書的自序中有兩個問句：
中間這十多年，我一直在問出版小說的意義。既不能為生也沒甚麼掌聲，書店裏的書也多得很，再多一本拙作又有甚麼分別呢？
［……］
我以為自己是誰，出一本書就能改變這個城市甚至全世界？[1]
在一篇短短的自序裡，重複叩問自己寫小說的意義，這件事實在很「張婉雯」。讀過她的生平、訪問都知道，張婉雯就是這樣勇敢直面自己的人，這樣說絕非恭維，這一點，許迪鏘先生在小說集序言中便有中肯的評價：「張婉雯人如其名的溫婉，文中冷不防來一記潑悍」，[2] 他認為張婉雯的文鋒可以力發千鈞、氣勢凌厲，而且潑悍，那是一種「敢」與「直」。當然，誠如許先生所說的，「若說文如其人，未免把小說藝術看得太簡單」，[3] 我自然不是把張婉雯的個性直接代入她筆下的小說人物裡，這實在是不合理的，不過，這種敢與直，自然是張婉雯用以經營小說意念，以及剛柔並濟的文句的要素，而經營的結果，是以小說作為抵抗──事實上，張婉雯的作品，已經為她自己設下的問題找到了方向，至少，作為一個小讀者，我是這樣認為的。唯獨在這裡要呈清的是，用上「抵抗」而不是「抗爭」，一來不願逆作者對創作的思考，[4] 二來，「抗爭」很直接、有時甚至很暴力，而「抵抗」的內涵則曖昧得多，當中的主動與被動、方法與姿態，都有許多可能性，而文學提供予我們的，正正便是這種深與廣的維度。
雨傘運動裡的塵與土
《微塵記》裡有幾篇關於社會運動為主題的短篇，以短篇集的安排來看，結集開篇便是描寫雨傘事後的〈陌路〉，接下來是描寫現場被捕者之間的思辨的〈拘捕〉，那種現時感，以及作為小說家對現況的反思，實在令本應在風中輕飛的微塵，添上幾分實感，微塵附在人的肩上、或物的周遭。微塵落地而成土，無論你同不同意這種態度，但不能否認的是，它很貼地。
最近刊登在《字花》的訪問裡，張婉雯坦言雨傘運動對自己有影響，[5] 這種覺悟在小說裡並不是成為口號式的宣言或兩極化的描繪，而是如她自己所言的灰色與渾沌。這種書寫方式，正是張婉雯的抵抗之姿。〈陌路〉故名思意，故事描述兩位密友因為雨傘運動的意見「分歧」，友人分道揚鑣，形同陌路。這故事的結構看似簡單，但是，張婉雯的直和敢，在此呈現成勇於從社會對運動的對立思考中，抽出混淆不清的部份來寫，灰色地帶，就是我所言的，屬於文學創作的抵抗之姿。小說從作為第三者的丈夫作為視角，觀察妻子與密友之間出現分歧的情況，視角的選擇令兩人矛盾的癥結之處變得模糊，表現問題是知道了，但總是隔了一重，「不，不是因為佔領運動。不是的。」[6] 那麼，應是甚麼呢？
〈陌路〉裡利貝嘉與妻的矛盾是更根本與長遠的，關於價值觀的漸漸背離，那是看在「我」眼底，騙不了人的，雖然二人形影不離，卻著實很許多不同，[7] 兩人的友誼，「我」許多時都不明所以，甚至逃避：「那時我就應該想到，利貝嘉和妻遲早步上後塵──即使沒有佔領運動。只是我們都不願去想。」[8] 至此，所謂陌路早就存在了，佔領事件後利貝嘉與妻的抉別，不過是契機而已。小說著力去寫妻與利貝嘉之間的友誼以及兩人的個性，當中許多言行的細節，都令作為爆發點的佔領事件變得漸漸次要，而所謂意見分歧亦不如想像中那樣暴力與爆炸，妻是非常冷靜的，彷彿陌路早在她掌握之中。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小說的結尾不是愈走愈明，而是黑暗的：「妻轉過頭來，看着我，默然一刻，然後嘆息。黑暗中，我但願那是釋然的微笑。」微笑是「我」的意願，在黑暗裡「我」與「妻」的表情都無法看清，而事實上「我」對妻子不無批判，例如在佔領區，「我看着遠處興致高昂的妻，忽然感到相當疲累。」[9] 選擇以黑暗作結，證明路要怎樣走，其實是無法預計與看清的，整篇小說能做的不過是對來時路的梳理（透過「我」的回憶與觀察）而已。自運動以後，文學作品對社會的回應呈現了很不同的姿態，相對大量雨傘詩、散文的發表，〈陌路〉的表面很冷，但內裡的暗潮洶湧，事實上就是對社會上那種非黑即白式、歸邊的囂噪的一種抵抗，當然，這種抵抗無法為社會問題提供直接的答案，但它卻以真實來拷問讀者：在兩極化的當下，人們好像忘記了現實社會其實就是這樣曖昧不明的，矛盾早存在了，不過是沒有人提起。
接連兩篇關於雨傘的作品，像是從不同地方、角度截取一片真實的碎片。〈拘捕〉描寫了佔領區清場時，教授與學生的一場思辨，拘捕行動彷彿只是背景，重要的是這時刻所勾起的，深沉在褚老師和學生沈思緒之間的爭論，才是真正重要的事。這是很重要的取態。事實上，糾纏於誰做對、誰施予暴力、誰是正義、誰的路線好這類爭論，早就將整場運動對社會的回應與反思淹沒。禇和沈之間的思辨，與其說是直接回應雨傘運動，不如說，是在梳理自身，小說離不開作為（自認的）成年人的禇，對自己既得利益者身份的焦慮。禇有過去那些關於社會運動的糾結，於是每當沈提出一點對成年人的不滿，他便要沉回年少時與朋友俞之間的矛盾。整篇小說又是一貫地遠離囂噪論述的風格，在與沈交談的時候，褚一直在反思過去，過去的手足無措，使他明白眼前的沈，並「對於自己在二十年後能給出這個答案感到老懷安慰」。[10] 小說的結尾，禇與沈握手，一來是意志的傳承，二來是與過去的抉別。所謂運動的成功與否，小說沒有批判或提供答案，但是，這一場拘捕期間的片段，卻清楚明白地指示，事情沒有結束，現在才是開始。
張婉雯筆下的社會運動，非常冷靜，配合她平和、簡潔的文風，與現實的急躁成對比，這種對比是一種態度──無論作者是否同意──小說世界裡的人物告訴我們，來時路已需消化，身後身無法預視，於是，他們焦慮卻又寧可深沉。
真實的虛假與真誠的不誠
所謂真相，永遠並不是單一的，然而真實的多元多樣，卻不是人人接受，正如所謂最真誠的真誠，我想是面對自己的不誠，這可能是每個寫者都必須自問的難題──虛構小說裡的「誠與真」，一直以來都是爭議性議題。煩瑣的學界討論我無法亦無力理清，不過，讓文本說話，現實中的張婉雯要和你大談真誠，但小說裡偏偏充滿了尷尬、混濁與曖昧。[11] 這也是小說有趣與先見之處。
以同樣用教會為背景的〈使徒行傳〉和〈玫瑰誄〉為例，這真誠與真實的尷尬、混濁與曖昧便非常突出。讀完〈使徒行傳〉的第一感覺，可能會覺得小說對教會的內部問題處理較為單向，洛奇是最終的受害者、教會受到外來資本的入侵而引致內部腐爛、教會同工為了正義而反對等等，都是很簡單的二元對立情況。不過，細讀字裡行間，讀者不難理解「我」為何會說「我們所認識的洛奇早就死了。我們，包括我，都是兇手。」[12] 「我」並不是二元對立地思考教會內部的腐朽，而是對所有人都予以共謀者的批判，當中包括洛奇自身。「不知怎的，我經常把史泰龍那個捱揍的樣子，與洛奇的笑面聯想在一起」，[13] 洛奇的笑其實就是捱了揍，他的忍耐其實既是教會亦是他自己所做成的。這從敘事者與文本呈現之間的落差與尷尬可以看出來，諸如「誰還能挑剔這樣的學生呢？」、「然而他很快就適應了教會生活，就像他生下來便是基督徒」、「基義堂已多少年沒出過這樣的傑出青年了？正確地說，基義堂從來沒出過這樣的人才」、「我們也許會扭他的臉蛋，摸他的頭，而他也會乖乖地不作一聲，任由我們撫弄」……等等，洛奇真的如此完美嗎？抑或是，洛奇本身希望這樣完美嗎？殺死教會的不是外來資金的投入、殺死洛奇的不是我們，而是必須要完美無暇的想像──小說裡的角色與悲劇在於，大家都無法面對真誠裡的不誠，包括敘事者「我」，也在逃避，「是的。洛奇永遠是那個瘦削、上進的中學生，熱心愛主，奉母志孝。」[14] 正如那首尾呼應（作為意象）的長跑者，這些年來都一模一樣，從沒顯老，然而他的眼裡卻不反映任何風景，長跑者的堅實如一，事實上空洞無物，如同使徒的真誠一樣曖昧而無以覓真。
〈玫瑰誄〉裡同樣不誠的馮修女，就比使徒顯得更為尷尬與混濁，正如那場令瑪嘉烈緊張萬分的、既不簡單又很隆重的喪禮一樣。喪禮混亂，人人以為人之將死矣，見棺材，怎能不流真眼淚？但這也並非定理，喪禮裡人人見棺材不流淚，忙於處理喪禮的茶點、尋找合適的話題、迴避不想面對的人與事，馮修女連自己的喜好亦不能承認，明明喜歡濃味咖啡，卻「微笑說：『我都無所謂。』然後呷一口手中的咖啡，便把茶杯交給芬妮」，這種修養令人哭笑不得，聯想起馮修女對舊生的種種假裝，[15] 說是偽善，又言之過重。讀畢小說後，究竟是寫治喪抑或不是？大家究竟是來弔慰抑或不是？其實都不必明言，一說便俗，張婉雯的炫技，正在於拿捏這種尷尬、曖昧的準繩之上。
說到這裡，很難說這些小說不是一種抵抗之姿。這種抵抗深思熟慮，卻又不是犬儒，真正的抵抗是長久而深沉的抗衡，關乎作家個人定位，以及文學作品之於社會的定位等議題。《微塵集》裡的小說，無法提供答案、也不求抗爭，卻是實在地反映出真實的虛假與真誠的不誠，其創作定位很清晰，以不潔寫潔，不實寫實，不誠寫誠，所以我說，小說有抵抗之姿。微塵的名字好，細細一點不起眼之物，跑進人的視域裡，黏在純白的牆壁上，何其注目又何其微小。
注釋：
[1] 張婉雯：〈自序〉，《微麈記》（香港：匯智出版社，2017年），頁15。
[2] 許迪鏘：〈細認風中微塵──《微塵記》序〉，《微塵記》，頁12。
[3] 同上。
[4] 張婉雯曾經指出自己不願意將文學當成是抗爭的手段：「當文學作為抗爭手段時，我覺得已簡化了文學本身。現時的社會傾向把問題過分簡化，往往非黑即白，忽略了灰色和渾沌才是最大和最真實的部分，文學就是要反映這些灰色地帶，只是大家都不願面對這些真實。」筆者甚同意作者的思考，而這正刺中文學與政治、文學的寫實性質等重要的文學問題，下文將再述。見何杏園、李昭駿、譚穎詩訪問；何杏園整理：〈張婉雯與真誠〉，《字花》（總第65期），2017年1月15日， 頁14。
[5] 原文為「坦白說，佔領運動確實令中年人如我醒覺。從前一直參與動保運動，都不過是在安全網內，以『抗議』等安全的手段表達意見，經歷過佔領後，說實在的，這種手段已經再難找到突破。」見何杏園、李昭駿、譚穎詩訪問；何杏園整理：〈張婉雯與真誠〉， 頁13。
[6] 張婉雯：〈陌路〉，《微麈記》，頁20。
[7] 「我」多次表達對兩人關係的不解，並實在地觀察到兩人的不同。例如妻認為利貝嘉的工作並不踏實，對此不以為言，「我」不作聲；而利貝嘉在朋友聚會時有意回頭看妻一眼，妻卻頭也不回地已走遠了等等。
[8] 張婉雯：〈陌路〉，《微塵記》，頁26。
[9] 同上，頁22。
[10] 張婉雯：〈拘捕〉，《微塵記》，頁35。
[11] 這裡盪開一筆，尷尬、混濁、曖昧不代表行文與表達拖泥帶水，事實上，張婉雯的小說語言極之簡潔清麗，不是字數多少或句子長短，而是一句一字毫不浪費，精煉且物盡其用地經營小說結構。
[12] 張婉雯：〈使徒行傳〉，《微塵記》，頁115。
[13] 同上，頁116。
[14] 同上，頁147。
[15] 事實上，結集裡幾篇關於女子情誼的描寫之獨特與細膩，可說是形構出一種特別的“Sisterhood”，偽裝是其中一個特色，當然，有善有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