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英法兩國簽訂互相降低關稅的《科布登條約》（Cobden-Chevalier Treaty），及後五十年，世界貿易體系逐步完善。歐洲主要國家的工業品平均關稅降至個位數，僅是之前的幾份之一；與此同時，歐洲勞工的平均工資翻了一番。經濟學大師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日後回憶起這段全球化的黃金歲月時如此感嘆：
這是人類進步中多麼不同尋常的一幕⋯⋯倫敦的居民可以一邊在牀上啜着早茶，一邊通過電話訂購全世界各種各樣的產品。由於航運發達，可以合理期望這些商品很快送上門。同時他們也可以自由地將財富投資到地球任何一個角落的天然資源和事業，並分享投資在未來產生的成果。
但無論對國家還是個人來說，全球化不但創造了贏家，也註定會帶來失敗者。正如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留下的名言所述：「整個歐洲的燈光正在熄滅；我們有生之年不會看到它們重放光明了。」
新的全球化浪潮似乎給全人類再次帶來鍍金的伊甸園：自千禧年起，全球貿易佔全球GDP的比率已經超過一半。無數人相信，以互聯網和數字經濟為標誌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能夠讓世界上絕大部份人更為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從不斷加速的全球化中受益，通過參與全球經濟體系獲得更多財富，並使全球中產階級的人數空前壯大。
很可惜，這一切仿佛只是幻象。牛津大學馬丁學院「新經濟思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弗雷（Carl Benedikt Frey）看來，世界經濟正在陷入「技術陷阱」：中等收入的工作機會萎縮、薪資停滯不前、勞動在收入中的份額下降，貧富差距飆升。換言之，工業革命以來的重要科技發展大幅改變了社會成員間的經濟與政治力量分佈，現時正在進行中的全球化、數碼化和自動化浪潮，將會帶來嚴重的就業問題，從而可能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動蕩和政治混亂。
在弗雷的分析中，提升生產效率的省力技術（labor-saving technologies）有着兩種密切相關但不完全相同的意思：「節省勞力」（labor saving）會造成勞工市場混亂和錯位（dislocation）的程度，取決於相關技術是賦能技術（enabling technologies）還是替代技術（replacing technologies）──替代技術會逐漸減少工作機會和職業技能；賦能技術則讓勞工在現有工作中變得更具生產力或者能創造出全新的工作，技術提高了工人的生產力，也使他們的技術更加寶貴，得以賺取更高的薪資。
摩天大樓的電梯操作員、負責點燃與熄滅煤氣燈的燈夫⋯⋯這些職業名稱，早已因為替代技術而消失在歷史中。不過，替代技術並不必然帶來裁員，而與行業本身的發展息息相關。經濟學家傑羅姆（Harry Jerome）在1934年的分析指出，1929年美國有四十萬鋼鐵工人，而如果改成以1890年的技術生產同樣的鋼鐵總噸數，會需要動用到125萬名工人。問題在於，1929年並未有八十多萬名工人失去了鋼鐵業的工作；恰恰相反，經濟大蕭條前，煉鋼業的就業人數反而增加了──雖然更為先進的技術使得製造同樣數量鋼鐵所需的勞工數目大大減少，但由於對鋼鐵的需求穩定增加，煉鋼業機械化能提供的工作機會也隨之擴大。
相較之下，除非是特定產品或服務的需求開始飽和，否則賦能技術僅會提升勞動生產率，並不會取代勞工。例如，由電腦輔助的設計軟件提升了建築師、設計師及其他專業技術人才的生產力，賦能技術了協助他們而不是取代了他們。Stata與Matlab等統計軟件讓統計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的分析能力更加強大，但也並未減少相關人才的需求。打字機、復印機等辦公室機器，更是創造出先前並不存在的文書工作職位。
重要的是，新技術給不同行業、不同稟賦、不同條件的勞工帶來的影響──無論是積極的還是負面的──都不是劃一的，而是不均衡的、不相同的。「替代技術對工作與工資造成的影響，將與賦能技術所帶來的影響大相徑庭」。社會為求多數人的進步而犧牲少數人，似乎順理成章，然而「如果進步受害者的數量多出好幾倍，我們還會認為理應如此嗎？如果被取代的勞工大多被迫改做工資更差的工作呢？」
「歷史告訴我們，當技術進步帶來的是勞力取代，那麼就很可能引發敵意與社會動亂；相較之下，如果技術進步帶來的是賦能，則會有更多民眾都能享受到成長的好處，新技術的接受度一般比較高。」弗雷認為，藍領工人曾因為工業化、機械化、自動化的賦能科技而收益，如今卻不幸遇上了全球化、數碼化和電腦化等替代科技。而在以人工智能為標誌的下一次科技革命中，他們的際遇有可能變得更糟糕，與第一次機械時代（the first machine age）的歷史將極為相似。
「在改變的浪潮中，每個人命運大不相同。」弗雷通過分析歷史數據，發現在工業化的早期年代，雖然技術取得長足進步，但昔日的工匠技藝因爲機械化的進展變得無用武之地，使得成年男性勞工處於劣勢。伴隨而來的，是工廠的超長工時、危險的工作環境、童工的激增比率（在1830年代占紡織工人比重高達五成）、民眾大幅下降的生活水準以及非自願的遷移。
技術進步帶來的絕大多數好處都落到資本家手中，普通民眾一無所獲，實際工資停滯不前還甚至下降。營養不良造成身高一代不如一代，曼徹斯特、格拉斯哥等工業城市的預期壽命，竟比全國平均水平少了整整十年，堪稱駭人聽聞。因此，哈佛大學教授藍迪斯（David Saul Landes）才在《新國富論：人類窮與富的命運》（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中寫道：「如果說機械化替所有人開啟了舒適繁榮的嶄新前景，機械化也摧毀了部分人的生計。有些人在進步浪潮的死水裡過着枯燥乏味的生活⋯⋯工業革命的受害者已達數十萬、甚至是數百萬人。」
「歷史學家絞盡腦汁想要明瞭：為甚麽一般英國民眾會自願參與降低生活水準的工業化過程？簡單來講，他們沒自願。」英國政府派出12,000名士兵去平息1811–1816年間對抗工業革命、反對紡織工業化的社會運動者──盧德主義者（Luddite）砸毀機器的暴動，這數目甚至超過了1808年英國連同西班牙、葡萄牙對抗拿破崙的半島戰爭（The Peninsular War）中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所率領的部隊人數。
所謂的短期陣痛，對許多活在典型工業化年代的人們而言，就已經是一輩子。「等到英國勞工平均收入終於開始跑贏經濟增長，此時英國的一般老百姓已經整整過了三代生活水準下降的日子。」可以說，工業時代的一粒沙，落到英國普通民眾頭上，就是一座好幾代人都爬不過去的山。
弗雷分析了機器學習、機器視覺、感測器等等人工智能分支領域以及自動駕駛、行動機器等最新的重大技術發展，發現這些技術主要屬於替代技術，將進一步惡化藍領工人的就業形式，讓零售、建築、運輸、物流等行業也愈來愈暴露於就業市場的壓力之中，也會讓操弄民粹主義的人更為輕易地利用這種焦慮。就好像經濟學家古爾斯比（Austan Goolsbee）曾警告，如果350萬名卡車、公車、計程車司機全都因為自動駕駛汽車的緣故在十五年間失業，相當於每個月有19,000人失去工作。
布林優夫森（Erik Brynjolfsson）與麥克費（Andrew McAfee）在《第二次機器時代：智慧科技如何改變人類的工作、經濟與未來？》（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y）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隨着技術一路往前飛奔，技術進步將拋下某些人，甚至是很多人⋯⋯對擁有特殊技能或正確教育的人士而言，這是史上最美好的年代，因為這些人能利用技術創造價值並獲取價值。然而，對於只有辦法提供「一般」技術與能力的勞工來說，這是最糟的年代，因為電腦、機器人和其他數位技術正在以驚人速度習得這樣的技術與能力。
弗雷提醒我們，技術並不一定會在犧牲少數人的同時造福多數人，因此當大量人口被技術革新甩在時代後頭時，他們就有可能起身反抗，「他們可以阻擋技術，或是透過非市場的機制與政治行動主義，要求進一步重分配」。不要忘記，和工業革命時代缺乏政治影響力的英國工人相比，「今日勞工對於政府必須提供甚麼不但有着更高的期待，他們還握有政治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