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在今日世界成為某種流行，每個人都被迫與它互動，無論是生活行事上的轉變或是談天裡的埋怨：新冠肺炎儼然化作一種嶄新語言，自成語法結構、滋生褒貶意涵，名嘴忙着辯論公衛制度有甚麼缺陷，醫護人員連忙出面澄清呼籲，群眾所要接收的並不僅於專業醫學知識，尚需擔心訊息真偽、政治揣測、陰謀論調等，全都在名為新冠肺炎的劇目中上演。毋寧說，疾病有它自身在意義場域的生命，萬口發聲便沾染了萬人唾液，你我口中的新冠肺炎，未必是指同一種想像。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疾病的隱喻》便在談論此種疾病在意義上之滋生繁衍，它是怎麼產生？有甚麼影響？又必須以甚麼觀點看待？
此書分作兩篇長文，分別是1987年作者發現自身罹患乳癌時寫下的〈疾病的隱喻〉；以及1989年後重新閱讀前作、審視世界醫療狀況後延伸談論的〈愛滋病及其隱喻〉，前後有所承繼，亦有所推翻，然共同之處在於：雖說皆是疾病的隱喻，但打開書封第一頁，作者便言「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最真誠的方法──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換言之，作者試圖釐清疾病在神話學角度中的旁枝蔓延，給予患者更乾淨、有益處的自我認同。
疾病的想像如何形成？起先是透過外在可見症狀，包括咳嗽嘔吐、腫瘤硬塊、器官形變等，以人體的「不正常」狀況作為想像基礎，去衍伸出關於此種疾病的特質性格，讓疾病得以在病理場域外被談頌，當中很重要的成因之一，就來自於疾病的神祕化：在我們得知切確感染途徑之前，疾病傳播往往會引發人類基因組中的古老恐懼，它否定了人們的聯繫、摧毀曾經賴以為生的生活法則。疾病神祕化是一個會傳遞、承接的現象，以作者所舉的肺結核與癌症為例，在柯霍（Koch）尚未發現結核桿菌的19世紀之前，人們畏懼肺結核的反應與今對癌症想像是有部份類同，那永遠意味着對於生命不明所以的盜竊：人們為了填補疾病遮掩住的空白，所以激發各種想像去詮釋病痛，而這又是各個疾病迥然相異之處。
舉例而言，肺結核被想像為是種浪漫疾病，發作時症狀包括臉色潮紅、激發性慾或創作靈感，身體上的分解、發熱被視為心理層面上的激發，因而肺結核被視為能激發藝術精神的靈魂病；反之，癌症症狀則多發展為硬化、結塊，屬於身體逐漸退化、僵固的衰敗過程，它們攻擊的也都是那些人們較為隱私的部位如直腸、乳房、子宮頸等，是以癌症無法激發精神性，僅是種困於血肉之中的身體病。如上所述，疾病從藥單和診所中逸逃而出，逡巡於生活藝術、言談傳說之中，它廣泛影響了公共識讀某一種疾病的形貌，部份領域甚至也可能從貶意翻轉為褒美，認為罹患肺結核反而是種讓自己變得有趣，健康倒成為庸俗不堪的狀態。
然除了上述所言那種形貌、現象上的聯想，更麻煩的是當疾病不僅是表面上裝飾妝點，當它成為替人代言與批判的主體時，疾病自身竟內蘊了某種賞罰與善惡，它可能會觸發了患者的道德自咎感。譬若有部份論點認為，罹患癌症的原因是因為患者平常太過於壓抑自己的情緒，因而導致體內細胞產生異變，不斷去擴張心理狀態之於疾病的解釋權，認為所有身體疾病的產生都可以歸因於心理事件。這種理解將患者切割於社會誘因、生理因素，患者必須要如困獸之鬥般獨自與疾病戰鬥，若是我的情緒造成我的病徵，那我應該如何與自己相處？
第二點影響，來自於疾病衍生的道德意義，神祕意味着未知，意味着人們得以用各種說法闡述病痛，其中最易懂（或說最方便的），就是疾病是來自上天的道德譴責，認為某一個體或族群得病，來自於他們自身所曾犯下的錯誤與墮落：例如薄伽丘之於1348年鼠疫大流行之解釋是佛羅倫斯的公民太不檢點。中世紀時的痲瘋病亦可解釋為「社會性文本」，是「道德的一則勸諭，是腐化的一個象徵」。因此，疾病意涵開始逐步擴張，人們將自身害怕的各種恐懼都丟進疾病詞彙裡，如同犯罪、虛弱、汙染、腐敗……疾病自身變異成了惡性隱喻，人們又將它去譬喻其他邪惡，政客是國家身上的病、貪婪是人性身上的病，疾病的循環詮釋不斷繁衍，其身上的惡也徹底殖生於意義網絡：
對邪惡的感受被投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被賦予了如此之多的意義）則被投射到世界上。（頁73）
疾病隱喻被援引到各個領域：政治哲學中，霍布斯預設了政治失衡是需要被「治療」的混亂；商業領域裡，癌症則被當作二十世紀經濟個體各種失控「增生」的負面行為。在此當中最讓作者感到難以接受的，是疾病隨之而來的「他者性」，範例一，來自於描述疾病時非常慣用的戰場語彙，舉凡對抗、殲滅、全體動員，戰爭將疾病妖魔化，連帶也可能將患者妖魔化，患病即面臨從群體切割出來的道德譴罰；其二則是在〈愛滋病及其隱喻〉中提及愛滋病與各種低資本族群的連接，如有色群眾、犯罪想像、性氾濫云者，相比於癌症，愛滋病更容易被視為咎由自取，因而社會性死亡總是早於身體性死亡，而愛滋病被視作一次歷史災難，也隱然含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觀點，再一次，我們見識到疾病所衍生的彼此界線。
綜觀歷史，疾病總是和他者想像連結，梅毒之於英國人是「French pox」，之於巴黎人來說是「morbus Germanicus」、之於日本人而言是「Chinese disease」，疾病都是自非我族類處傳來，似乎如此便能稍微消解本國防疫責任，他者性也如此順理成章寫入疾病的意義鏈。
行文至此，我們必須要問個問題：疾病是邪惡嗎？中性看來疾病是身體機能的失衡及變異，如同芸芸眾生的生死循環，它未必有明顯貶意，但因為它會造成人們苦痛，因而被作為厭棄對象可以理解，說到底，沒有人願意自己是癌症患者。那麼下個問題是，疾病「像」邪惡嗎？二者之間的相似處實際來自於何處？我們援引了各種疾病名稱去代指那些髒亂、背德及汙染時，是不是精準傳達了各種惡性？作者認為，癌症作為隱喻有其粗暴與簡陋，一方面它與死亡靠得太近，如此容易煽動；再者，它也簡單化那些複雜命題，病徵並不等同於歷史，相反的，自歷史中才有可能看出惡的最小單位。
亞里斯多德於《詩學》（Poetics）中說明隱喻是「藉着屬於另一事物之名，指稱某一事物。」隱喻是人們早以精熟的古老魔法，它將事物兩兩編織成一套類比、一組譜系，自然萬物因而產生親暱關係，海洋會在說出溫柔時湧現，月構築了美的一撇。既是最為熟悉的思維模式，隱喻同時也隱喻了人們與世界的關係，如何決定某與某相黏，當中的切分雕塑出人的精神體系：到底是人選擇了隱喻，還是隱喻決定了人？
作者自言寫作此文的目的是「平息想像，而不是激發想像」，是要「從意義中撥離出一些東西」（頁120），於消費社會中成長的我們擅長加法，購買比拋棄要簡單得多，堆疊沒經過思考的字詞也比沉默靜思要來的容易，作者此處逆風呼籲便更顯有趣：你必須真正看到了「像」的那條連結在哪裡、怎麼「像」、如何「像」？這處並置是不是有問題云者……麻煩是麻煩多了，但你的語言得以變得更乾淨澄澈，某方面來說，那等同於人的思考模式。謹以下段作結，祈願我們都得以看出隱喻之後的隱喻。
我們關於癌症的看法，以及加諸癌症之上的那些隱喻，不過反映了這種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們對死亡的陰鬱態度，反映了我們有關情感的焦慮，反映了我們對真正的「增長問題」的魯莽的、草率的反應，反映了我們在構造一個適當節制消費的發達工業社會時的無力，也反映了我們對歷史進程與日俱增的暴力傾向的並非無憑無據的恐懼。（頁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