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起，MIRROR熱潮席捲全港，「鏡粉」鋪天蓋地的應援引起熱話。《生而為粉，我很幸福》一書由日本「阿宅」橫川良明以多年應援「推」的經驗，剖白偶像文化對自身及日常生活的影響。本文試借書中粉絲（fans）對「推」的第一身觀點，輔以香港現況及社會學、文化研究理論探討香港追星的原因，並以MIRROR及其粉絲為主要討論對象，在仰慕以外尋找追星之需要。
「粉」和「推」：超越支持的支持者
書中指出「推」帶有傳教精神，比起「支持」只有個人單向愛慕，「推」更有將喜歡的明星推薦予他人之意，並借此尋求共鳴；另培育發展中的新人也是「推」的一大涵義，務求讓更多人認識。由此說明現時粉絲願意為偶像一擲千金、舉辦大型應援活動的原因，如早前姜濤生日時將銅鑼灣包下電車、電車站和大廈巨型LED屏幕等廣告佈置成「姜濤灣」、Anson Lo生日時安排尖沙咀碼頭的巨型廣告位及郵輪跑馬燈作應援，以上應援活動可見粉絲試圖將偶像的肖像、作品展露出人前，不但滿足個人對其的欣賞，亦主動將其推廣予公眾，試圖擴展受眾層；而早前在市集中自發舉行的「more鏡more鏡考試局」更首設「MIRROR考試」，借試題介紹MIRROR成員身高、作品甚至兒時小名和「CP」（成員配對）等個人資料和特質，加強公眾對他們在舞台以外的全面認識。以「推」一詞為解釋，現時鋪天蓋地的應援也許會更易被理解：現時偶像的個人形象不僅由經理人公司塑造、支持者接受，粉絲也擔綱了「創造」的重要推手。另外在應援活動中，偶像亦會到場打卡認證上傳至個人社交媒體並感謝支持，是為在公共領域下交流互動、互相回饋。應援活動對粉絲而言不但是宣揚「推」的美好，同時亦能借「推」的回饋來肯定自己的眼光、忠誠及向心力，因此此為一個良性循環：粉絲的應援令「推」更家傳户曉，同時「推」亦增加了粉絲對其的歸屬感和愛慕。
作者身為積極到場參加現場活動的「阿宅」，自言參與活動的三大精神為：被自己的「推」震懾、見證自己的「推」成長、讓自己的「推」為繼續在娛樂圈有「吸金能力」而繼續走下去。由上述綜合可見，現場參與活動及應援其實對「推」的發展有莫大關係。有別於文化理論中標準化和效率至上的文化工業，現時藝人大多作為「育成系偶像」，觀眾見證偶像由素人到慢慢小有名氣、能力漸漸提升，到成為品牌和頒獎禮寵兒，慢慢深化個人特色及塑造個人形象，獨一無二；相比高高在上、已被「神化」的明星，觀眾與其同喜同悲、一同成長，一方面拉近與受眾之間的距離及加強交流，另一方面亦易於讓受眾身同感受並增加向心力。文化評論家中森明夫指出，偶像的獨特魅力在於「新鮮感」、「年輕的活力」和「拼命努力成長茁壯的姿態」，而以上的過程因人而異，同時，成長過程中的不足也可是吸引之處。當「推」成熟、有獨立業務能力而突圍而出，或可反映社會對個人獨特性的追求及強調個人價值的實現。一方面，粉絲樂於見證「推」出人頭地，其能力廣受認同，另一方面，其「推」（推薦的目的和努力）亦因「推」（偶像的成功）而完滿，此成功亦能被公眾目賭及被工作量、公眾評價等量化。
除滿足個人愛慕之情和見證追星外，作者認為追星更能締結友情，借同道中人幫助、分工合作有效率地追星，借分享全面組織「推」的消息，同時亦能增強粉絲之間的聯繫。現時香港追星之盛，其中一部份亦有賴系統性的粉絲群合力將追星活動規模擴大。有別於香港以往以個人為主要認知和行動，現時如鏡粉（MIRROR支持者）的應援方式類近「親衛隊文化」。親衛隊文化始於日本，可簡單理解為「行集體主義的高度組織粉絲團」，其動員力、組織的行動外顯性更強，同時亦以週邊換取或量化支持，並鞏固支持者之間的親密度，且收宣傳之效；另外，支持者會有「官方粉絲名」、「應援色」以加強組織的一致性，同時亦會互相留意行為舉止或結合以偶像之名行善，以增加偶像的聲望及避免負面影響其名聲，如MIRROR組成三週年時十二個後援會（Fans Club）聯合舉行慈善義賣，以「鏡粉& MIRROR 12 Fansclub United」的名義籌得逾一百萬並捐贈予十一間慈善組織。因此當粉絲分工合作以擴展應援行動，應援的規模自然盛大，廣為人知。社會學家如羅迪格（Henry L. Roediger）、艾貝爾（Magdalena Abel）、赫斯特（William Hirst）和文尼亞（David Manier）普遍認為，社群成員身份的建立與維持，與社群內共同擁有的回憶、知識及資訊有莫大關係：當社群內的成員共享的回憶、知識、價值觀越多，成員就會對該群體有越大的歸屬感，從而更擁護自己作為社群成員的身份。同時，群體內的文化及傳統亦提醒成員間的共通之處和身份，增加成員對群體的認同感及情緒依附（emotional attachment），加上共同文化、以英雄（heroes）為維繫團體的資源及核心。由此推論，偶像本人可視為英雄、應援組織內的規範可視作文化，組織社群成員及確立其身份。
造星亦為造己：追星背後的符號和時代性
《生》作者認為，花錢應援能滿足得到想要物的佔有慾，生出為所愛付出的奉獻慾，也會有浪費辛苦錢的背德感。同時，作為成人，應援不僅能為年幼時被拒絕消費的自己作出些彌補，亦能放任自己在高度規範的社會中作傻事、擺脫束縛。無論是《生》中日本職場的工作壓力，抑或現今香港社會的高壓氛圍，當「推」和「追星」能讓人暫時忘記現實和厭惡，並專注在個人興趣和愛好之中，盡情展示自己真實一面及情感，及時行樂，應援不只是一種表現，而是借應援作出認同。文化消費意指消費者滿足個人精神需要而購買產品或服務、以消費建構生活、文化及價值；當粉絲購買週邊或代言產品、消費作應援活動，亦可理解為獲得愉悅和滿足自身的精神需求，及借偶像的形象、粉絲身份的歸屬感帶來個人價值和對文化的觀感，在消費文化之際亦同時創造文化、促進文化發展。
符號學家巴特（Roland Barthes）視文化為符號，並將符號分為表面和內涵意義，而文化群體的成員則需以再現去傳遞和演譯符號；心理學家威克倫德（Robert A. Wicklund）和戈維哲（Peter M. Gollwitzer）的符號自我完成理論指出，當個人意識到自我不完整時，借消費物品的符號性意義以完成自我、達到自我評價和社會眼光的一致性。以上可見，當提及偶像一符號、消費商品或買廣告，除表示認同和愛慕、作宣傳外，更收自然化（naturalization）地、借表面意義作自我建構之效。由此花錢應援不只為了「推」的知名度和收入，其實也是為了文化的塑造，同時借此建構自身認同和身份。
承上節所及，作者認為因追星締結友情對收集情報尤其重要，但同，他亦認為借共同興趣組成社群、擺脫同學和同事等半強制且難以自行選擇的社群，能享受到一種如釋重負的自由，在高競爭力的社會中可以卸去偽裝、放鬆交流，亦能確立自身的身份認同。據社會學家伯格（Peter Berger）的制度化理論（Theory of Institutionalization）所及，制度化須經習慣化（habituation）、客觀化（objectification）和沉澱化（sedimentation）三個階段，過程中成員由概念框架下有待建立身份，到互相交流下逐漸浮現團體概念，最後團體確立並具備重要的人物（figures）、文化、習俗等以物質確立團體性質及秩序，過程中亦能確立和加強成員對社群的認識和歸屬感，加強社群的效能。
199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現被認為「厭世代」，難以支配的長工時、低薪、未見的前途，加上世代差異，或已成為全球共同現象。在如此困境中、未見曙光的現實中，不僅要借急速發展、具感染力的文化產業以尋回即時滿足，亦誠如作者所言「需要一個值得付出的『推』，讓我們確認自己的存在意義，找到自己存在的歸屬」，「推」可以為自己創立由興趣而非利益結合的人際圈子，甚至可以代替自己在困境中圓夢，實現「天道酬勤」的願望。作為粉絲，作者自白：「我們自己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平時我們花很多心思，盡可能處理好各種大小事，我們的工作就建立於這種看不見的付出和努力上。可惜一般人很少注意到，也吝於給予評價和鼓勵。」、「如果我們喜歡的『推』，有朝一日真的大紅大紫，不知該有多好⋯⋯我們只是把自己的夢想寄託在別人身上，但這會讓我們覺得自己的努力似乎得到了一絲回報，比我們成功更加感人。」
「推」對於粉絲而言，是追夢的代理人。以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著稱的心理學家班度拉（Albert Bandura）亦曾言，個人套取他人的思想、行動，感同身受，即為認同；承上文對粉絲身份認同的討論，當偶像堅持熱愛一件事物且不顧一切投入，粉絲亦能借認同同時建立自身的信念和韌性，影響著自身的能力和價值觀。作為追捧年輕偶像的支持者，縱使年齡不同，但同樣因「追夢」的相同目標而產生共感：一方面年輕支持者或從偶像形象中找到希望和精神鼓勵而尋求成功的可能，另一方面年長支持者將自己的熱情、個人對現實的情感，乃至當日未能圓夢的遺憾投射於偶像身上、借偶像的成功以達致個人圓夢的想像。偶像正正是一個勵志的符號，而粉絲以「努力」去傳遞此符號。追星背後，流行文化與大眾取態互為影響，但又互相滿足所需以達致自我實現。
總結
作者在書中提及，「推」給予的不只是甜蜜的感動，而是再次正視夢想的勇氣；在不懂發光發亮的困境中，借燃亮「推」的光芒以折射自己一分。「粉」和「推」存在的基本概念不僅是由自我開展，更亦可能為傳遞符號而生，由他者帶動自我。在應援之後，在熱鬧過後，「追星」的本質也許不只是單純喜愛，「造星」的意義也許比成就一個人更為深遠、在時艱中影響著其他默默支持而再現的造星者。
參考書目
橫川良明著，葉廷昭譯（2021）。《生而為粉，我很幸福》。台灣：方智。
中森明夫著，杜欣憶譯（2019）。《你根本不懂偶像》。台灣：柳橋出版社。
吳承紘（2017）。《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台灣：月熊出版。
Bandura, A. (1969). Principles of Behavior Modific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Barthes, R. (1972). Mythologi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Wicklund, R. A., & Gollwitzer, P. M. (1982). Symbolic self-completion.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rst, W. & Manier, D. (2008). Towards a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memory. Memory, 16, 183–200.
Scott, W. R. (1995).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CA: 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