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看書名──《田園誌》──大概會以為關於田園生活的。其實這也沒錯，不過在當下香港寫田園生活，肯定難以迴避寫及空間政治與社會抗爭的議題。
談到香港田園的書寫，其實也有不少，大概因為作家總會有某些時刻，要想樂得清幽，再加上不屑與城市文化生活為伍，就選擇「歸園田居」的生活，固此筆下不少作品，都會有「田園書寫」的特色。我過曾因為研究的關係，讀過一堆香港的田園書寫，在此趁黃可偉出版他的小說《田園誌》之時刻，稍稍回顧一下過去閱讀所得。
第一個想要提到的是張君默，在討論香港文學時其實甚少會提到他，可能因為作品風格問題，也可能因為背景問題。他的中篇〈香港子夜〉把茅盾的《子夜》搬到香港，甚為可觀，然同時能嗅出他不滿城市生活的氣味。後來，他真的「歸園田居」，到香港城中的田園一隅居住，並寫下不少關於田園的散文集，例如《自然小品》（1981）、《半山居》（1982）、《荷鋤雜記》（1984）和《山居》（1988）等。他在八十年代初，說自己是「半山居」，皆因他自覺未能完全離開對城市的依賴；後來的《荷鋤雜記》不少是寫他在田園居住時耕作的二三事，至於《山居》的出版，大概從書名已經說明，他能離開城市，完全到田園生活了。
散文集中的調子，多是承續中國傳統文人愛好山川的情感，而加上一點點浪漫主義者棄城市到自然的情緒，自然也少不了與八十年代那股時興的科技熱的對話。其實張君默與當年一眾的文化人一般，在七十年代時已多有留意科學上的發展，並以此為提材寫了不少科幻小說，短的有收進《粗咖啡》（1979），中、長的也有《蟻國》（1987）和《飛越彩虹》（1989）等。
這種對科學、科技發展的關係，其實也與當年的綠色運動有關，剛過世的文思慧（黃可偉小說中稍稍出現的角色，想來其形象該是來自文思慧的）當年也有投入綠色運動。當然，當年最為人所熟悉的，自然是周兆祥了。他當年反核、反味精、反電視，提倡綠色運動，著書立說，在大眾傳播媒介示範他一家的生活（後來竟然引來為何他們家住郊野卻不安裝蚊帳而要小朋友受皮肉之苦的質疑），取向與張君默大有不同。他介入政治，謀求改變，大概可以說是介乎文人愛山愛水與現代都市人追求綠色生活之間，像《我復悠然》（1986），副題已經表明他的位置︰「一個現代文明邊緣人的自由」，而後來的《綠色政治》（1988）與《綠色思想》（1989）更是在政治、經濟、哲學與文學中，提倡「綠色運動」。
而我研究自然書寫的最大發現，可說是李英豪的《山外有山》。說到李英豪，稍熟香港文學史的人，都會知道他在五、六十年代於香港推動現代主義文學的旗手之一，陳國球的文章 〈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與李英豪的文學批評〉已把他在香港現代文學上的貢獻梳理清楚，他著有《批評的視覺》（1966），集合了他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引介和批評，而他編選的《沙特戲劇選》（年份不詳）也能側面看出他切合當年存在主義的思潮。
但有趣的是，他從來完全離開了嚴肅文學，為報章寫專欄，所寫的大概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極短篇，內容不少與人文與科技、自然與綠色家居，都收到他的四本小說集中──《李英豪迷你小說》（1987）、《香港格子人》（1987）、《李英豪短篇》（1988）、《城市寓言》（1988）──另一方面就是他的種花養寵物的心得，例如《香港養花法》（1986）、《非洲紫羅蘭養法》（1988）和《寵物也有情》（1990）等。他的思想中有部分與張君默同，暗藏社會進化論的想法，但關注植物和寵物之情，又與張君默對待自然的態度有別：張君默回歸田園，李英豪則在城市中創造出綠色與自然的角落。至於李英豪成為了收藏家，那就是再之後的事情了。
而當中有一本書值得注意，因為內中深藏李英豪對自然的想法，就是稍早提到的《山外有山：給女兒傲山》。香港版於1986年出版，現在市面上大概沒有可能找到的了；幸好的是，東大圖書於1987年替他在台灣出版這書，使有心的讀者還可以購得此書來讀。顧名思義，這書是李英豪寫給女兒李傲山的信，一封一封的都是在寫李英豪對自然山水的看法，想把這些看法透過家書感染女兒，其實也是感染讀者。如果說張君默的形象是回歸田園的傳統文人，周兆祥是介入現實政治的實踐者，那麼李英豪可算是在都市中創造偏隅一角的自我自然，把都市田園化，或把田園引入都市，供給自我心靈提升的空間。
二、
如果以這套八十年代的田園書寫座標來看黃可偉的《田園誌》，哪它到底佔一個怎樣的位置呢？《田園誌》故事簡單，講述主角阮秋童「歸園田居」的故事。然而在當下的香港情勢，你不理政治，政治卻找上了你，情節安排他所居住的山花下田地會被青蛙城政府（香港的隱喻）徵收，來建造高鐵總站。整個故事所對應的，當然2009-2010年的反高鐵抗爭，也是香港近十年的抗爭裡其中一起重要的抗爭運動。
不過，黃可偉沒有選擇把焦點放在抗爭場面，也不是從「八十後」的視點思考事件，反而是以一個四十開外的freelancer為主角，用意或許是想從所謂香港第三代人──犬儒的一代──的身上，尋找面對當下香港情況的主體性。阮秋童大學時代曾踏足社運，後來因對社運失望而離開社運，畢業後成為教師，後來因為工作低潮，情感不順，就退到山花下過半退休的生活。但他不是主動從城市生活退到田園生活的，而是有點被動，有點被世界、被社會、被自己居住的城市遺棄的感覺，而到山花下去居住。阮秋童被動的性格貫穿整本小說，以致他後來參與抗爭，參與組織運動等，都籠罩著一股悲觀的氣氛。這，或許是作者自身的心態感染了作品吧。
對於角色塑造、對於阮秋童和女抗爭者于佩的感情關係、對於田園生活的描述、對於抗爭的細節、對於村民的參與與反應等各方面，小說都有進一步細緻和深化的空間，以現在的篇幅細寫山花下抗爭運動似乎略嫌簡薄，然而，我除了關心書寫的內容外，也同樣關心書寫的形式。
黃可偉一反新生代現代主義或超現實主義的書寫風格，以寫實的方法去寫這場虛構的抗爭運動。香港小說近年的「內向」與「外向」我在別處已有論及，若運用這個簡單的分類，黃可偉可算是「外向」型的作者，甚至可以說，他是「外向」型的作者中最為「外向」的一款。若論近年新一輩寫實主義風格的小說，可數李維怡和唐睿。但不論李還是唐，他們對於自身的虛構都甚有自覺，於是乎他們的小說總會出現「後設」的維度，也因此他們的「外向」中也有「內向」的成份。黃可偉的《田園誌》雖有虛構的符號如海棠國（比喻中國大陸）、青蛙城（比喻香港）等──這大概是受西西《我城》的啟發──但除此之外，就是平實的寫實主義創作，也因此我會說黃可偉是「外向」中的「外向」，而亦難免會令人以寫實之深刻仔細與否的這把尺，來量度他的作品。
我未知黃可偉是否有到現實中受高鐵影響（或其他發展項目影響）的村落考察，亦不知他曾否參與相關的抗爭運動和組織，然而相關的文字和影像紀錄還是有的，例如影行者製作的《鐵怒鉛線》三輯的紀錄片，為我們提供極佳的材料來看反高鐵運動和菜園村搬村的具體情況。這些現有的材料，或可輔助創作者，或可與現成的虛構作品對話。當然，寫實小說雖言寫實，但也不像紀錄片──特別是影行者那種參與式製作──排除「虛構」。
既言虛構，就是創造一個世界，《田園誌》的世界就是阮秋童──這個被社會主流意識型態排除的個體──被迫與「社會」再次接軌的世界。不是說在山花下就沒有「社會」存在，而是說阮秋童所想要到田園去避開的「世界」，因政府的收地強徵，再一次毫無迴避的出現在阮秋童的眼前。至於這個虛構的世界，最後是提升是沉淪，主體與外部世界是接軌還是自棄，讀者可以在閱讀中質詢文本。然而，這個「田園世界」和「城市世界」的撞擊，大概就是這次虛構行為的核心問題意識了吧。
若是這樣，我們可以嘗試把黃可偉的《田園誌》放到之前提及的張君默－周兆祥－李英豪的座標裡去看：《田園誌》既有歸園田居的部分，卻比張君默多一點田園非隔絕於城市的自覺，也比張君默多一點現實政治的自覺，這大概是歷史條件使然；《田園誌》也有政治的成份，並非周兆祥那種個體綠色生活或綠色消費對抗整個體制較為個人主義色彩的抗爭方法，而是有組織的群眾運動，透過實地開會，透過網上動員，透過田野紀錄，來推動運動，這大概是八十年代與二千年代政治抗爭的最大差異；《田園誌》當然也有李英豪式的都市田園化，阮秋童所飼養的魚和貓，所栽種的植物，甚至他的日常修行（李英豪也著有《禪與香港生活》），成為他在都市自創個人自然與心靈的空間。若果張君默－周兆祥－李英豪這個座標是三個圓環，那麼黃可偉的《田園誌》大概是三個圓環交疊的一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