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現代精神病醫師定義，「病態」一詞粗略理解為「一種人格障礙，患者會表現出持續的反社會行為，缺乏同理心和自責行為，有利己主義」，[1] 而過往文學研究認為，作家撰寫「病態」甚至「精神病」，旨在揭露寫作背景、時代的社會問題並作出批判。[2] 傳統女性在新舊交替之際仍受到社會階級、傳統思想壓迫；本文以1930年出版的〈孔雀東南飛〉為研究文本，輔以作者的寫作和女性觀、精神疾病描寫理論、當時的期刊和報章以引入社會對婆媳關係的要求和理解，旨在解構傳統女性困境。袁昌英筆下的婆婆對兒子和媳婦有病態的控制慾和偏見，帶出時代變遷但傳統桎梏依然、對女性革新的關懷和呼聲。
由受害者親屬到女櫂關懷者：袁昌英的女性觀
袁昌英曾留學英國愛丁堡大學、為中國首位研究莎劇及獲得英國文學碩士的女性，她的寫作風格亦深受莎士比亞影響，如悲劇中強調人物身分之間的矛盾以加強悲劇效果，並帶出人文理想關懷；[3] 在接受西式新式教育、文學作品後，她一方面了解到女性地位和女子的能力，另一方面亦了解文學啟蒙和批判社會的作用，影響其寫作觀。而在家庭經驗中，袁昌英亦受到母親的影響，致力帶出對女性的關懷。袁昌英記述童年時母親生下三個妹妹但不幸夭折，在家中、社會男尊女卑的觀念和嘲諷下最終抑鬱而逝，因此她強調對女性的關懷、追求男女平等，並認為女性應珍惜自身的權利，並保持獨立人格而非依附男人；[4] 她個人亦實踐女性的獨立：結婚後獨自到法國進修，回國後成為致力兼顧作家、教授和主婦身分的「新型賢妻良母」，並尊重女性的個體差異和選擇。
病態的婆婆：戀子情結與媳婦偏見
〈孔雀東南飛〉的焦母身兼寡婦和婆婆兩個身分，具較強的戀子情結和控制慾，亦因此對媳婦有偏見。
對焦母而言，兒子是自己的重心，如曾言「沒有兒子的守節，那自然是想像不到的痛苦了」，認為兒子對她而言有治癒心靈的功效、當聽到兒子心中會越來越空虛而有別人安插時，她覺得太可怕、認為「母親的這顆心總該佔在中間呀！」因為她的一生除了兒子的快樂外，就沒有別的目的、以兒子為中心，人生只希望母子之情能夠永遠深厚與穩定。焦母對兒子有極大的佔有慾，而此佔有慾一是在父權社會中三從四德「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要求和思想潛移默化而成：在丈夫死後，兒子成為她們唯一且重點照料的對象，當照顧兒子的責任被媳婦接任時，她自然就會少了精神上的寄托和重心，並認為內心缺了一塊。當時有論述認為女性的地位和身分由社會、經濟環境支配，加上婦女運動開展時間不長，傳統女性仍然受限於父權社會之中，而婚姻的目的進入男性家庭中提供服務、[5] 最主要為照顧家庭、以家庭、男性為中心，而袁氏筆下焦母的焦慮，正正反應了對男性的附屬性之重。此外王德威曾言，五四的母親形象除表面的孺慕之情外，亦內蘊了心理和意識形態的焦慮；越強的母愛，不代表社會敘述功能的演進，反之是物化了父權意識系統中的遲滯，[6] 越傳統、越病態，越能帶出「時代進步」的裹足不前。
而戀子情結驅使了病態的婆婆以批評、詆毀媳婦以獲得個人滿足感和試圖重奪兒子的控制權，並對媳婦有不同偏見，對兒子有極強佔有慾、當兒子被媳婦「搶走」時，媳婦在婆婆眼中便被「妖魔化」，如焦母認為蘭芝是個「妖怪樣的女子」、「賤貨」、「暗傷母子情份、不明禮節的賤婦」，認為她「把仲卿哄得眼花目亂，母親都不認得了」，同時自己的一切、兒子都給予她了，故無須對她慈和、不容有人為她說項。此外除對媳婦的形象有偏見外，婆婆的行為和批評亦對媳婦有極強的影響：在二人結婚後焦母的情緒有極大轉變、常發脾氣和表現孤寂，小至焦母情緒化地批評蘭芝煮麵如吃糞、紡織懶惰等從小事大加批評外，及後更以死相迫要求蘭芝離開焦家，破壞兒子婚姻以試圖重奪兒子的心、控制權，並多次否定媳婦照料家庭的能力和心意，以肯定自己對兒子和家庭的付出。夏志清曾言，成為現代作品中可惡的母親的要素為環境的犧牲；[7] 王德威亦指出女性作家太了解女性的不利位置，所以對這些活過男權控制的女子及其不擇手段的求存之道作出同情和仔細描述，並理解她們成為「大家長」後壓迫、表現殘酷又自私的原因。[8]在傳統社會的要求下，經過昔日任女兒和媳婦時的被挑剔、父權社會對她們的期待和要求，她們自然地犧牲了個人想法、「繼承了」傳統女性的思想行為，並當她們成為婆婆時便試圖「繼承下去」，以維持家庭內宗法關係的「正統」，然而此與新女性的呼聲相異，女性或可能亦為壓迫女性的一大來源。
袁昌英在另一作品〈人之道〉中曾點出，「人生在世，除了為同類解除痛苦以外，還有甚麼更好的使命？」[9] 帶出個人對女性依從性、傳統下的關懷，並試圖以作品作出呼聲和批判。袁氏試圖由家庭中「病態的婆婆」由小見大，借婆婆致力「維護家庭完整」的情緒化、瘋狂行徑及失去生活重心的思想，揭示傳統女性對男性的依賴、被半新不舊的父權社會和傳統思想的壓迫，並質疑這種壓迫的存留和繼承。
病態的背後：揭示中國社會與階層問題
王德威曾言：「母親角色惡則惡矣，卻兀自成就悲劇人物的向度。」[10] 而亞里士多德曾言悲劇能透過事態喚起憐憫；[11]由此推斷，病態的婆婆能引起讀者對中國傳統女性處境和階層的關注。
王德威談論〈金鎖記〉時，曾指出病態的婆婆採用了「馬基雅維利式」的女性生存方式，嘗試用惡捱過惡的社會、在想被愛時付出了瘋狂的代價，[12] 並關心著女性在社會中的處境。中國自古以來對疾病作為病態社會隱喻和關懷基礎一說已有深厚基礎，如古代曾言「上醫醫國，其次疾人」，是為將國家的問題比喻成患病的身體；約翰．奧尼爾的擬人論中，世界和社會是一個巨大的身體並反映出社會的情況。[13] 而在中國現代小說中，身體的疾病往往與時代的問題產生共鳴，從而試圖帶出「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一效。[14] 精神疾病或病態對於文學的隱喻而言，是為營造敘事者的邊緣經驗，並讓其意識到自身局限和脆弱，[15] 加強對社會問題的無力感和控訴，及對自身觀點的反諷；同時亦可透過一些基本的抑鬱（primarily depression）及有關情緒失衡的描述（mood disorder）帶出自救的概念（self-help manuals），亦同時透過悲觀的病態描述（bleak portrayals of pathology）以表達個人內在就身分、價值觀與外部社會的糾結，通過深化病態的經驗來了解思想和實際體現的關係。[16]
文本中描述婆婆對兒子有病態的控制慾，並以非理性的行徑試圖拆散兒子和媳婦，帶出了宗法制度、中國家庭主義對婦女的桎梏，並作出批判。誠如早前所述，在三從四德的要求下，男性為家庭的中心，而女性要服從和侍奉男性周到，因此一方面婆婆在「失去兒子」的同時亦失去了生存的目的，另一方面面對男性無理的要求亦要服從，如〈孔雀東南飛〉中蘭芝接受暫時分開的要求，然而以上為女性因身分位階而盲目服從，並帶向悲劇結局；因此，透過悲劇的啟蒙、對病態的反諷，袁氏有意控訴封建制度和思想對女性自主性的限制。同時宗法制度強調階級和輩分，除父權對女性帶來傷害外，較老的女性亦會為年輕女性帶來傷害；在當時的報章中可見，社會鼓勵新媳婦「捱到」成為婆婆和太婆則有更高權力、屆時就更「容易做人」好好調教媳婦，[17] 而反之新媳婦要忍受婆婆因「失去兒子」的無理、理解新舊思潮之間的矛盾；[18] 由此可見，媳婦到婆婆是一個由忍耐到爆發的無理循環，無助於新女性的建立，反之助長了中國家庭主義的長期運行，而病態的乖張能吸引讀者注意女性的處境，並借病態的家庭內部關係象徵為傳統家庭及階級關係，以小寫大，促使讀者個人的獨立思考和作出行動。
同時如同當時的報刊中所見，當時處於新舊思潮交替之際，舊禮法未完全解除、女子解放力度有限，在舊女性（婆婆）和新女性（媳婦）的夾迫下，苦了居中調停的兒子，[19] 最終仍不利於家庭的和諧。此外當時對女性及精神病有非科學性的指謫，如認為女子身體較小、腦子也較小，易生精神病。[20] 作者或有意「用病態寫病態」，反諷對女性的偏見和持續壓迫，同時忽視了女性受壓的具體情況。中國家庭主義以家庭為中心，強調集體利益壓倒個人的利益和感情，而女性在家庭中失卻了自我需要；而由小見大、由家庭到社會中，女性亦在父權的主導下失卻了個人需要和想法以維繫傳統的和諧穩定。五四思想、解放女性的呼聲在袁昌英的年代存在已久，但如同附錄四所見未見完全實踐的曙光，作者有意借傳統家庭中被激發成病態的婆婆，一方面借她們的行徑諷刺社會半新不舊的婚戀觀與五四理想未見圓滿結局、甚至導致一個又一個幸福的幻滅；另一方面則帶出新式的關懷、非只控訴封建婦道，而是挖出寡婦、婆婆的內心痛苦，帶出社會新舊膠著對女性的傷害，並鼓勵關注。
結論
本文試圖以〈孔雀東南飛〉揭露「病態婆婆」背後的成因和社會問題；相比五四作家或男作家大聲疾呼作出追求，新女性作家以病態和悲劇為包裝，點出傳統女性的受限於從屬性的困境。由媳婦到婆婆、由受虐者到施虐者，女性仍在家庭的悲劇、壓迫循環中打轉。筆者認為，「病態」是為一個警號，以「不正常」以揭穿社會中的「所謂正常」，並對社會、傳統文化作出反諷，點出需要打破迴環、依賴內外共同作出改變的呼聲。
註釋
[1] Michael H. Stone & Gary Brucato, The New Evil: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Violent Crime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19), 48–52.
[2] Wendy Larson, “Curing Unhappines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ptimism under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in Howard Y. F. Choy, Discourse of Diseases: Writing Illness, the Mind and the Body in Modern China (Boston: Brill, 2016), 73.
[3] 徐海瀠：〈現代西方文化對袁昌英戲劇作品的影響研究〉，《名作欣賞》第9期（2016）：155。
[4] 袁昌英：〈在法律上平等〉，載於王之平編，《袁昌英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1），73。
[5] 祖英：〈婦女社會地位次演變與展望〉，《婦女共鳴》第12卷第9/10期（1943）：8–9。
[6] 王德威：〈作母親，也要作女人〉，《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灣：麥田，2012），320–1。
[7] C.T. Hsia, “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533–54.
[8] 王德威：〈此怨綿綿無絕期〉，《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灣：麥田，2008），374。
[9] 袁昌英：〈人之道〉，《袁昌英作品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17。
[10] 王德威：〈作母親，也要作女人〉，332。
[11] 艾苦：〈亞里士多德的悲劇理論：談〈文學放得開〉中的誤解〉，《微批》，2018年10月21日，https://paratext.hk/?p=1654，2021年5月1日讀取。
[12] 胡雅雯：〈【百年張愛玲・下】張愛玲「馬基雅維利」式的女性主義及其蒼涼〉，《香港01》，2020年9月30日，https://www.hk01.com/哲學/530048/百年張愛玲-下-張愛玲-馬基雅維利-式的女性主義及其蒼涼，2021年5月1日讀取。
[13] 約翰．奧尼爾著，張旭春譯：《身體形態──現代社會的五種身體》（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10。
[14]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129。
[15] Birgit Bunzel Linder, “Metaphors unto Themselves: Mental Illness Poetics and Narrativ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Howard Y. F. Choy, Discourse of Diseases, 91.
[16] Birgit Bunzel Linder, “Metaphors unto Themselves,” 116.
[17] 前人：〈新做媳婦〉，《新世界》，1922年4月3日。
[18] 馬健雄：〈婆媳問題商榷〉，《新聞報》，1933年11月20日。
[19] 祖英：〈婦女社會地位次演變與展望〉，10。
[20] 葉柏華：《婦女精神病治療法》（上海：國光印書局，19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