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文化研究世界，我開始思索現代語境與歷史話語的關係，不難從中找到一些關於「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再現分析。我開始好奇的是文化大革命如何讓知識份子「乖乖就範」。畢竟觀望現今的香港知識份子，是走在鋼線，磨着自己一雙鐵皮鞋死守着所謂的「學術自由」。要把「鐵皮鞋」作為時代神憎鬼厭的主體，循着彭麗君教授的《複製的藝術：文革期間的文化生產及實踐》可以找到有所關聯的玄機，知識份子會被形塑成「牛鬼蛇神」的再現（representation）。到底文革時期與現在如何形塑知識份子？
《複製的藝術》一共分為兩大部分共有八章節。將文革期間的藝術、政治及經濟總體論述，以毛澤東主義作為骨幹，開始延伸文革時期的生產及實踐。值得留意的是彭麗君主要循着主體（Subject）與社會性模仿（Culture of models and copies）作為大體的脈絡，以所見所聞作為文本構建文革期間各種毛意識的文化產物。利用文化產物引證關於當代民眾對於從「個體化」（objectification）遊走「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掙扎與矛盾。
一、知識份子的愛恨糾纏
而「民眾」這個詞正正是我所在乎的：民眾當中誰擁有權力？誰被鬥爭？誰不能鬥爭？這三道假設只是引申一個重點：關於文革從下而上的鬥爭型態，知識份子作為代罪羔羊（scapegoating）而建立文革社會結構的論述，亦是文革中不可或缺的建構者，而彭麗君將知識份子與群眾截然區分，顯然的毛主義作為文革的「主體」，而其他「客體」因受賦權亦擠進「主體」，使主體成功運作和流動：這場運動的聚焦群眾與毛澤東互相賦權（mutual empowerment）對「黑五類」、「階級敵人」進行鬥爭，而知識份子在毛主義的論述中命作「臭老九」，在此，知識份子淪為「牛鬼蛇神」。同時，知識份子與毛主義屬於一個曖昧的狀態，既有用亦無用，這立論似乎與現當代能作一種啟示：知識份子作為政治工具是屬於被動／主動的流動，是指向知識份子能否成為獨立的「主體」還是擠進毛主體，或為文革的「客體」？同時，文革時期文化知識份子遊走跟從毛主義，又知道個人需要而與主體性保持距離，這種既想（被迫）擠進主體又不失個體的模式導致失敗，文化知識份子隨之然被視為「犧牲者」。
再整合書中言及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指涉的是兩個層次：一是毛主義所利用的政治意符；二是群眾受毛主義賦權的共同敵人。兩種層次的共通性必然是在毛主體中擔當擠進及形塑毛主體的模式，而不同在於前者認為知識份子利已，而後者是害已。這正反映知識份子處於愛恨糾纏的狀態，流動性比起民眾走向毛主體的路線高，亦正因如此，備受利用及針對的文化知識份子難以梳理作為「牛鬼蛇神」的身分而致文化階級結構性瓦解。
二、知識份子作為「鬼」的再現
毛主義的主體順利運作是建基於知識份子源源不斷的被施壓，才成功將主體工程完整完成。要形塑一個信服的共同體就是要找出一些對象作為針對的指涉，而「知識份子」切實被視為「犧牲者」，要知識份子轉向為被施壓的對象，才能成功建構一個完整的毛主體。「犧牲者」的社會性功能成為推動運動不可或缺的部分，這就是彭麗君必須指出的地方，知識份子是作為鬼的形式存在，因為在毛主體所視為的「鬼」是擁有永遠不死的特徵：人類可以用任何粗暴的形式去對待「鬼」，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指當代毛主體視知識份子為「鬼」的化身，是因為文革這場運動需要「鬼」來繼續支撐其主體的運作，毛主義害怕有一日革命會因為沒有被施壓的犧牲者而使革命消失。知識份子除了肉體被囚禁之外，還需要被群眾拉回現實施壓，促進主體的不斷運作，沒有了「鬼」般的知識份子，主體不能夠繼續進行下而上的批鬥運作。容我簡單闡述，「知識份子」在此亦再現了「既有用亦無用」的社會性功能，無用在於其作為知識份子的主體功能失去，而有用是其知識份子的功能轉向，轉作推動革命的軸心。知識份子的「獨立批判」可以不存在如同幽靈，但「肉體、心理」同時有用地被折磨。
三、 「再」複製的意涵
二十一世紀，許多論述會質疑文化學術的用途，解答之前，不如先從這個問題切入：為何文革時期需要大費周章對付文化知識份子？亦令人好奇的是何以自2019開始的香港論述中，知識份子又走進曖昧的關係，亦被視為「牛鬼蛇神」的步伐。假設定論2019後的香港視知識份子為「牛鬼蛇神」，這就是「再」複製的指涉，簡單來說，2020年教育局清算知識份子是複製文革時期處理文化知識份子的手段。「瓦解」有兩種意涵：首先指完全消滅體制和原有性，將獨立的知識份子「主體」消除，使該領域上完全沒有屬於文化知識份子站腳的道路；其次是將「主體」打壓成「客體」，即將知識份子改變其思想但不奪取其作為知識份子的身分，政權因成功向知識份子用權施壓而作為「主體」，再加以利用知識份子的優勢。
及至2020年的話語當中，知識份子被香港政府主體排擠，施加受壓的中小學教師不是被出信警告，就是進入「公平」的審訊過程並直接「釘牌」撤銷教師註冊。這是一種顯然的啟示：香港現今的知識份子亦成為「牛鬼蛇神」，其他倖免的教師開始必須思索的是在主體與個體之間如何遊走。仔細留意：2020複製文革對付知識份子的手段有進一步的變化，已不需要通過賦權客體，已不需要各個個體獻媚投入主體運作的繁複過程：政權直接對知識份子進行瓦解工程，這種流動性極具速度，甚至是高阻嚇性，從下而上的消除模式亦不顯性。但我必須懷疑眾多的知識份子作為個體，會否為「瓦解工程」提出瓦解的反抗？若個體無辦法與政府主體互相存在，亦無法構成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互聯性（intersubjectivity），因此，教師亦（被）選擇成為政府的客體。還是現在的知識份子已經選擇擠進政府主體？而教師的共同體已被瓦解？若回顧文革被要求寫悔過書的知識份子，他們只是按指示順從毛主體，使其個體性因被施壓而消滅，有些因毛主體是施壓而逃離遷港。
再解說「複製」的瓦解手段：知識份子作為個體被迫／意欲擠進主體的話，必須進入模仿的空間：模仿所指產生認同，亦造成差異。而我所理解的「模仿」中衍生的相同及差異是一個按部就班的機制：意思是現在的教師期望找出與「被撤銷註冊資格者」（犧牲者）的相同，並把相同消除，繼而形成不同，這些差異便製造了穩固的敵對。彭麗君按佛洛伊德所指的「小差別，大自戀」心理是說明人們把與自己很相似的人區分出來，並試圖確立一些明顯的分別，把之無限放大，這種無限放大存在極大的敵意和暴力。但我相信現時的模仿機制強調的是「自我審查」，先將自己與「犧牲者」的相同消除，才能自然形成差異，假設一個與「犧牲者」相同理念的教師，在教學的思想及理念上大體一致，而這些一致基本就是被排擠出「主體」的原因，故此，這些原因必須先被泯滅才能令不同獨自成立，換句話說，現當代的知識份子已經不需要找出差異，亦不用使極微小的差異無限放大，因為「自我審查」機制已經順利將相同移除，通過教師的本身進行審查，並理所當然地過度至差異的敵對意識形態。
《複製的藝術》反映文革的社會狀態，循着當中及言知識份子的論述，似乎能夠將文革處理文化界別的手段與現當代針對教育界的處理手段扣連，他們既相同，但亦存在差異，這種差異是要提醒我們小心將「文革」的論述一模一樣地複製到今天，因為今天的手段似乎走向的不只是一種主體與客體互相賦權的指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