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着作品裡與政治現實對話的鮮明意圖，以及深刻的歷史向度，使得陳冠中在當代華文小說家中可算異數。《盛世》駐足2009張望2013，以「未來完成式」為結構投射將臨的史實，可謂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百年還魅；[1] 《建豐二年》佇立2015凝視1946，作為「新中國烏有史尚未完結」，則自展現幽靈姿態延宕未來，暗示記憶與情緒完而不了。[2] 前者藉虛構指向未來，在烏托邦（Utopia）的幻影中危言惡托邦（Dystopia）的現實；後者以想像回溯過去，在共時的幽靈裡尋求歷史無意識的歧路。斯般對舉恰好呈現出陳冠中如何看待小說、政治、歷史、時間與記憶等的關係。若細察其從虛構未來到想像過去的書寫軌跡，當知道其實在他眼中，作家從來便是「在世界中寫作」（In-der-Welt-Schreiben）。[3]
撰作本文旨在點出現存研究中的一些缺憾──王德威討論《盛世》，抑或鄧正健討論《建豐二年》，似乎都濫用了異托邦（Heterotopia）此一概念，或致未能充分把握陳冠中作品自身所是的形態。異托邦的概念源自傅柯（Michel Foucault）杜撰，是指確實存在於現實世界裡的一些異質空間，它們內含着不同於一般生活環境的權力單位脈動，以區隔功用界定自身，並且不斷構造與消失。比如醫院、監獄、圖書館、主題樂園等等，它們收藏了一般生活以外的物事與情緒，也內含了名為異托時（heterochronies）的時間觀，意即人們在其中本身就仿佛感受到某種異樣的時間流動速度。王德威斷言《盛世》是華文寫作場域裡，異托邦書寫的代表之一，僅僅因為其「投射烏托邦與惡托邦之間，一種非裡非外的過渡性異質空間」，這種理解就顯得過於粗疏。[4] 王德威的問題雖然深具遠見：「他如何通過小說形式創造一種異托邦──不是簡單的烏托邦和惡托邦呢？在一個自甘邊緣的立場上，又怎麼樣思考中國的未來？」[5] 遺憾的是，《盛世》立足非此非彼的邊緣，卻非就必然等同要作為異托邦──毋寧可以說，文學本身便是現實世界的異托邦。
至於鄧正健提出：「依陳冠中的史識，《建豐二年》或許更應該被喚作『異托邦小說』。」[6] 恐怕也是步着王德威的後塵，更進一步把異托邦（不知有意無意）誤讀成「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中觀路線，顯然忽略了理論原先的脈絡。若說《盛世》雖是虛構未來，牽涉的仍是現實中處處可被指認的放大投影，故尚可在最廣泛意義上勉強被理解為異托邦；則《建豐二年》完全是子虛烏有地想像一段從未在現實發生的歷史，便已徹頭徹尾地不屬於異托邦小說的範疇了。為此，本文試圖把握「從未來記到烏有史」的線路，如其所是地重新述說《盛世》與《建豐二年》這兩個文本，以尋求更準確的理解。作為文學研究者，拒絕簡單套用既存的理論公式，並把本已繁亂不清的問題更為複雜化地呈現，這正是王德威的教誨。
未來記：褶疊自身的時間
《盛世》書寫中國「不久的將來」，既是政治預言，也是政治寓言。這種指向未來的姿態，顯然已內含對準當下的現實指涉。從2009到2013，與其說陳冠中藉由小說的虛構能動力量進行了一趟「回到未來」的時空旅程，不如說整本《盛世》就是蟲洞本身，意指那種凝縮時空距離的眼界，可觀滄海於一粟，猶見古今於須臾。「這個未來跟現在相差無幾，只不過我們用放大鏡把現在的事放大一點。」[7] 時間不是現實的，卻是趨近真實的；事件既是將臨的，更是已然降臨的。在小說中，2013年的中國為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感所洋溢包覆，全國上下「嗨賴賴」（high lite lite）的，「這麼多不同取向的著名知識界精英如此和諧的聚首一堂，臉上都掛着真誠的愉悅，甚至集體亢奮，現在一定是名副其實的太平盛世了。」[8] 然而，卷首這種烏托邦的描寫不出十頁已露端倪，在「過度熱情」的氛圍底下，主角老陳（種種設定都暗示着其很可能是陳冠中的自我影射）卻感到莫以名狀的「特別冷清」。在遇見舊相識韋希紅與方草地等時，言談間開始察覺全國大部分人都忘記了中國從世界經濟冰火期晉升為富強盛世之間的二十八天，更隱約察覺國家安全單位正追捕那些被發現在獨立調查此事的人。故事於焉以類似懸疑小說的形式展開，展開（unfold）的更是在盛世神話底下潛伏遊走的、近乎惡托邦的真相。
作為二十一世紀的「新中國未來記」，王德威認為「《盛世》的敘事本身的缺陷成了必要之惡」，在雙聲道的後設趣味中凸顯着小說內含的政治異議潛能。[9] 在王德威的慣用語境中，小說作為政治學，往往尤關時間與記憶。當人民的記憶可被當權者肆意剪裁銷毀，然後強作普世歡騰，若無其事──在現實中屢見不鮮，比如到了今天中國大陸仍然禁提「八九六四」，或處身這數年來的香港更當有切身體會──小說則動願不斷把未來的時間即刻統攝（summary recapitulaion），由此架空現存法政的力量並使之閑滯（inoperative）。每個當下都是潛藏着將至未來的時機，這就是「終時即此時」（telos einai kairos）的意思。如是，小說在表面上指向未來，實質上卻在現實政治壓力之下，扭變成一種形態收縮的時空短路，在每個節點上都試圖着瓦解編年時間，並且作為「關於現在的時間」（ho nyn kairos）。[10] 陳冠中的視野總是貫通時空，前瞻顧後在於一瞬，在此發問讀者：你要的是「壞天堂」還是「好地獄」？假如你以小說給予的荷魯斯之眼（The Eye of Horus）透視未來，你還會選擇相信這個「太平天國」的人間蜃景嗎？抑或在極權當世，仍願把握身為「無權力者的權力」，在最小的行動空間裡，尋求最大的反抗可能？藉由考察在《盛世》中，小說如何作為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動搖正朔歷史的大敘事，當知上述所謂其指向未來的姿態，事實上是指向那早經褶疊自身於當下的時間體認，誘導讀者間離卻又切身地追索那還沒有過的當下。
烏有史：非此或彼的歷史
從結構上比較，若說《盛世》指向未來，《建豐二年》則朝着時間的相反方向，回到1946，想像國民黨在內戰中克勝共產黨，繼而在中國大地執政的烏有史（Uchronia）。比起烏托邦強調無何有之「地形」（topos），烏有史則作為兼具想像與考證的另一種歷史（alternative history），透顯時間（chronos）曾經裂變的未名縫隙。在此杜撰「非此或彼」（neither-or）一詞分析《建豐二年》的歷史書寫論，無非旨在更準確地說明陳冠中提出的是怎樣一種「如果」（What if）：在小說家張開雙翼注視歷史廢墟之際，動願重返某個時間節點「以意逆志」，思索如果它不是這樣，或許能是的種種那樣。如果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這一切會有怎樣的不同？偶見評論人指出，小說中的首位專題角色東蓀可被視為陳冠中自身形象之對拓。而故事裡東蓀在1976年正流居香港，「他深感四九年國民黨在中國執政成為事實後，人們已經沒有足夠的想像力去設想，如果共產黨管治中國會比現在更好或更壞？」[11] 假若把這段話解讀成陳冠中的夫子自道，在《盛世》預言中國人將（主動或被動）消除「危害國家安全」的記憶之後，他更進一步指出人民連憑空想像的能力亦將失去。如是《建豐二年》所投射的當代中國現實，堪謂比《盛世》書末寫到「中國式理想主義」或「現實世界的最佳選項」等天朝主義的歷史怪獸，都更接近概念上的惡托邦。
陳冠中的「新中國烏有史」絕非烏托邦式書寫，反倒暗示兩道偶然線路終會在某些必然節點相接，重新交合如一──其中最明顯的便是極權。《盛世》刻畫從一九四九延宕到（虛構的）2013，人民投入「憶苦思甜」的美麗革命神話，乃至失去記憶，恰恰是對照現實裡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種種暴行的最大反諷；則《建豐二年》寫出蔣氏宗政作為王朝共同體（community of dynastic realm），禁錮言論與思想等基本自由，卷首的「美麗臺客情食堂」飯局更映射一九七九年發生在高雄的美麗島事件，揭示極權幽靈終會附身中國大地的領導者。[12] 最基本原因是，當政者根本沒有民主、自由、法治等現代政治體制概念──諸如《建豐二年》裡，「令少總統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麼如此的太平盛世、這般的黃金時代，還有這麼多民眾要求民主？」[13] 抑或《盛世》裡莊子仲構想那作為矛盾修辭（oxymoron）的「新盛世主義的十項國策獻言」。[14] 對其而言，「民眾只是臣民（subjects），不是公民（citizens）」──呼應陳冠中另一作品，民眾甚或不過是集權統治下被褫奪主體位置的物件（objects），一息尚存的「裸命」（bare life）。[15] 如是歷史自身的必然或偶然，自非此書要旨，陳冠中敲問讀者的應為：現實既然如此，我們何以想像？如果歷史不是這樣，我們更願意迎接哪些可能發生的時間？
無論是褶疊自身的觀照視野，還是非此或彼的分裂行徑，至少在《盛世》與《建豐二年》這兩部作品中，都可見陳冠中在在強調着無有之地（no-where）與此時此地（now-here）的二位一體──指向未來的未來記，想像過去的烏有史，它們並不是異托邦小說，所映照的卻都是當下政治現實的嚴酷景況，以及小說家對人們的期許：重拾記憶與想像，活出時代的矛盾。而假若「中國三部曲」的敘述技巧與想像力仍如某些學者所指出的未足深刻，則陳冠中的近作《北京零公里》居身歷史的零點（zero point），重新定位並勘視文明的垂直挖掘工程，則是更具歷史縱深，而且姿勢挑釁的另種「宅茲中國」，此後定當再作別文討論。
注釋
[1] 參考王德威：〈「新中國未來記」──21世紀版陳冠中的《盛世》〉，《中國現代文學》第16期（2009）：1–11。
[2] 陳冠中：《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221。
[3] 此詞參考董啟章的書名：《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台北：聯經出版，2011）。至於德文“In-der-Welt-Schreiben”則是參考從海德格到沙特一脈的存在主義慣用語「在世界中存有」（In-der-Welt-Sein）。
[4] 王德威：〈史統散，小說興──陳冠中《建豐二年》〉，載陳冠中：《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台北：麥田人文，2015），13。
[5] 王德威：〈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從魯迅到劉慈欣〉，《現當代文學新論：義理．倫理．地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305。
[6] 鄧正健：〈【書評】華文作家的異托邦〉，Medium，2018年8月7日。檢索於2021年5月2日，。
[7] 梁文道：〈盛世冷眼──訪問陳冠中〉，2009年12月5日。檢索於2021年5月2日。
[8] 陳冠中：《盛世：中國2013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6。
[9] 王德威：〈「新中國未來記」〉，6。
[10] 相關概念可參考阿甘本在《剩餘的時間》一書的討論。Giorgio Agamben, The Time That Remains: A Commentary on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 trans. Patricia Daile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 陳冠中：《建豐二年》，22。
[12] 在此從遣詞上聊舉一些例子，書中（尤其是以建豐為主角的一章）反覆出現少主、登基、正朔、年號、繼位、閣揆與朝政等詞語，都在在強調著建豐統治作為王朝共同體的語境。
[13] 陳冠中：《建豐二年》，102。
[14] 陳冠中：《盛世》，120。
[15]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2010，二版），57。另可參考陳冠中：《裸命》（香港：天地圖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