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讀者問，為何要質疑「梅綺事件」？答案很簡單，因感到事件可疑。如果「梅綺事件」不屬實，就不應繼續傳揚下去；若屬實，她就是戰爭性罪行受害人，應本着同理心，嚴肅認真看待事件，抵制挖人瘡疤的歪風蔓延。
大約在1990年代中期，筆者最先從謝永光編著的書：《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得知「梅綺事件」。[1] 該書只是直接引用盧敦著作的內容，沒有提供其他佐證。當時閱後就感覺奇怪，為何聲稱是張瑛「好友」的盧敦會這樣指名道姓，公開事件？
筆者並不懷疑曾有日本軍人在戰爭中強暴婦女，那是1990年代中期，日本人在戰爭中的罪行，早就鐵證如山，還有年邁的慰安婦勇敢站出來親述經歷，向日本提出控訴、索償。筆者亦相信，在張瑛、梅綺等人藏匿的鑽石山大觀片場，曾有日軍強暴婦女，林妹妹是其中一名受害人。
因查找發現，粵語片導演李鐵早於1960年1月至2月期間，在香港《文匯報》其「銀壇憶舊」的專欄內，較仔細地描述當時鑽石山大觀片場內的情況，指大觀人員連同家屬約共有二百人藏身該處。李鐵當時是大觀的員工，從其行文看，事發時應身在現場。
他描述事發時，有七、八名日軍來搜查
幾個女孩子被犧牲了，而其中，就有當時正紅得發紫的林妹妹。如今想來，林妹妹之被犧牲，她的臨危不懼、臨難不苟，也使人感到她的大義凜然，值得肅然起敬。當時，林妹妹早已身披襤褸、污垢滿臉、經過喬裝，本不惹人注意。偏偏，她身旁另一女孩，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一下子便被敵軍所看中，立刻，一個滿臉鬍髭的傢伙向這女孩撲來，但說時遲那時快，林妹妹一閃身，挺身把女孩護衛，並且，一邊攔阻那禽獸的進攻，一邊撩起衣袂，……
廿五年後的1985年，研究香港電影史的余慕雲在其著作《香港電影掌故》（廣角鏡出版社），亦有簡略的類同記述。第95章介紹林妹妹的文章中，尾二段描述林妹妹「為人豪爽，有俠義心腸，樂於助人。日寇侵佔香港時，她和一群女性為了躲避日寇奸淫，匿藏一起，不幸被日寇發覺，她挺身而出，把日寇引向另一方向，犧牲了自己的貞節，挽救了其他女性免被姦淫」。余慕雲在書中沒有列明消息來源，但他和李鐵都先後提及此事，可信性偏高。
至於梅綺，李鐵和余慕雲都沒有提及，她是否成功躲起來，逃過一劫？又因梅綺和林妹妹，都由於在家中排行第八，被圈中人暱稱為「阿八」，或「八姐」，會否有人張冠李戴？以訛傳訛？
除了這一點，查看盧敦1992年出版的著作《瘋子生涯半世紀》，[2] 和他最初發表在香港《文匯報》的原文，發現有好幾項記述失準和疑點──
- 首發的年份和版面，與書中的說法不一致。謝永光指盧敦最初是1987年在香港《文匯報》的娛樂版發表「梅綺事件」。然而，盧敦的書，寫錯了發表的版面，也沒有列明他寫「梅綺事件」的確實日期。查究原文才發現，在張瑛去世後兩個多月的1985年3月1日開始，盧敦就在副刊「華采」版其專欄發表〈梅綺悲慘的一生〉長文，連載兩個多月。盧敦這個專欄到1987年才轉到娛樂版去。
- 該文首先描述梅綺的童年和入行經過，這些資料明顯來自梅綺的著作：《戲劇的人生》，[3] 但盧敦沒有指出梅綺有書傳世，且沒有準確引用，使梅綺兩度離家出走，到香港謀生，變成了一次。
- 盧敦在文中描述，梅綺和張瑛新婚後三日，即1941年12月8日，日本進軍九龍半島，他們跟大觀影片公司的職員一起，到了郊區的大觀新片場躲藏。後來有幾名日軍來搜查，梅綺、林妹妹、鄭寶燕三位女星，都慘被日軍蹂躪。張瑛眼看妻子遭施暴，心靈上也受到無可醫治的創傷。
那麼事發時，盧敦是否在現場目擊？他如何得知？文中沒有半點交代。相信大家都玩過「傳話」遊戲，當一句話或一個故事，經由好幾人傳下去，到最後，那句話或故事，往往會走樣變型。如果盧敦指明是當事人告訴他，或當事人同意在去世後由他公開，那便較為可信。
盧敦在專欄撰述的其他電影女星，如鄭孟霞、陳雲裳等，都用上很多捧場讚美的文字。唯獨對梅綺「出手甚重」，不但披露好些「不幸」消息，還與他悼念張瑛的文章一樣，用語頗不婉轉。令筆者不禁懷疑盧敦和梅綺、張瑛之間有着甚麼瓜葛？
此外，梅綺於1956年出版過一書，名為《戲劇的人生》，投身教會後，於1963年又出版一書《生命證道集》，[4] 兩本書都有述及她的身世和經歷；而張瑛1956年11月至1957年3月間，亦在《大公報》娛樂版連載發表《張瑛自傳》。查看梅綺的著作和張瑛的自傳，並沒有提及梅綺遭日軍強暴的事，但二人都提到在1941年12月8日，日軍空襲九龍半島後，他們跟大觀影片公司的人員，到了在鑽石山的大觀新片場躲藏，待日軍佔領了整個香港，戰鬥結束，他們才返回市區，寄住在張瑛姐姐家裡。
當時推想，但若事情屬實，鑽石山大觀片廠這事發現場，便是他們的「傷心地」，他們理應避而不提，為何這地方仍出現在二人的文章中？若真的發生這宗不幸事件，當事人不願提及，盧敦為何要寫出來？
追查下去，筆者還懷疑可能跟政治有關。因為梅綺和張瑛原是香港左派積極統戰的對象，在1956年3月，曾安排他們到廣州、北京等地參觀，體驗共產中國的新生活。可是，他們與左派勢力越走越遠。
而盧敦在左派電影公司中不單是演員，還擔任編劇、導演、製片等工作，主責左派的飛龍製片公司事務。六七暴動期間，擔任影聯會理事長的盧敦，是香港左派反對港英迫害鬥委會的委員。在當年6月5日的電影界誓師大會上，發表「以文藝為武器，團結同胞鬥垮、鬥臭港英當局」的激烈講話，其地位和立場可見一斑。
梅綺1956年從大陸參觀回港後，沒有投向共產中國懷抱，反而更熱衷基督教信仰，1959年9月決意退出影圈，專注教會的傳道工作，先後去了東南亞和台灣從事宗教活動。梅綺1966年8月17日去世，正值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不久，激進勢力抬頭，香港左派的《大公報》翌日發表一大篇對梅綺頗為不敬的報導，用上這樣的標題：「宣揚『神醫』欺人自欺」、「梅綺久病拒醫昨病死」、「被美國牧師『點化』了殘生」！宗教、美國帝國主義，都是當時共產中國嚴厲批判的對象。
大約半年後，文革風暴迫近香港，一向自許愛國的香港左派導演朱石麟，在1967年1月，看了《文匯報》批評他的社論後，不堪刺激，腦溢血去世！與梅綺離婚後仍保持良好關係的張瑛，對此事可能有所感悟，在同年三月脫離左派陣營，轉投右派的邵氏影業公司工作。是較早脫離左派陣營的高知名度影星。兩個月後，香港便爆發持續半年多的左派暴亂。
在激進左派眼中，梅綺和張瑛可說是「叛逆」、「逃兵」、「異類」！他們不像關德興、鄭孟霞、陳雲裳等有較高的統戰價值，所以在梅、張去世後，發放他們的「負面」消息，實不為奇。
儘管疑點重重，筆者從第一輪搜證所得的資料，未能判斷事件是否屬實，但經過第二輪搜證，新資料出現（詳見〈「梅綺事件」的質疑與透視（一）〉一文的跟進與聲明），筆者認為「梅綺事件」偏向可信。更多點諒解盧敦、李鐵等經歷日本侵華戰爭痛苦的人，是希望為梅綺、林妹妹等受害人鳴冤，讓更多人知道她們痛苦的來源，了解戰爭帶來的創傷。與筆者這一代關注個人私隱、不公開性侵受害人名字的想法，有所落差。但出發點都是基於公義，不想真相被隠藏。
盧敦在梅綺和張瑛皆去世後，公開事件，做法仍具爭議。筆者倒認為，從記錄歷史這角度看，戰爭中的性罪行，無需刻意迴避和刪除，問題在於如何書寫。以「梅綺事件」為例，較恰當的處理方法，應以記述歷史的嚴謹方式書寫，而非片面的個人回憶叙事，並找出多些目擊證人作證，最好以詳細文字及視像訪談方式一起記錄，交由檔案館或研究歷史的機構收藏和使用。如受害人不想公開姓名，可以化名代替。
筆者早前才得悉，1994年公映的港產劇情片《香港淪陷》，在片端有三名資深電影人（盧敦、石堅、王天林）的訪談短片，講述香港淪陷時期的苦況。盧敦在短片中，點出了梅綺等三名遭日軍強暴的女演員名字。而《香港淪陷》的劇情，有一段是描述有日軍闖入片場，強暴女演員，與盧敦在書中的描述，有類似，但又不相同的情節。那就更容易令人混淆和質疑。估計近年網絡上誤傳「梅綺事件」是據導演王天林的憶述，便是源於此影片，有人錯把盧敦當作王天林。所以除了嚴謹記錄史實，選擇發佈的渠道和方式，也很重要。
注釋
[1] 謝永光：《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香港：明窗出版社，1991。謝永光（1928–1998）曾從事新聞工作，九十年代出版過多本有關香港淪陷時期的著作。
[2] 盧敦：《瘋子生涯半世紀》（香港：香江出版社，1992）。
[3] 梅綺:《戲劇的人生》（香港：香港文宗出版社，1956），37。
[4] 江端儀：《生命證道集》（香港 : 基督靈恩佈道團，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