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可作為民族定位的反映，而香港文學亦為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隱喻。彭小妍認為，香港文學的特徵在於重視香港歷史和文化，以及作通俗文化和媒體互相滲透的體現，[1] 以語言、寫作手法展現香港本土文化的生命力。陳冠中認為「香港是我自己的城市，也是很適合雜種和世界主義的城市。」[2] ，陳氏所描寫的香港出自自身經驗，強調香港社區內部的豐富度：它既為國際城市，當中又有許多市井文化在生活中傳遞，正是一個包容且複雜的文化語境，而香港人的特質、真實一面得從溝通和日常中方能活靈活現地準確表現。是故下文欲剖析陳冠中如何運用意象，將其眼中具活力、市井且多元的香港具體地加以描繪和營造。
一、文化繪圖與文學地景：香港文學／化的混雜性
文化地理學作為人文地理學的分支，着眼於文化所展現的空間形式。邁克．克朗（Mike Crang）指出文學對地區的考察可以描繪出城市的文化內涵，同時透過重視人的經驗和認識來表達一個地方的風情，而非只視為資料提供；[3] 而文學充滿對空間現象的描寫，通過考察文學作品，有助探討、呈現人與地理之間充滿情感的關係。[4] 因此文學作品如若觸及社會的集體記憶和社區內獨特的文學地景（Le paysage），可引起讀者對個人身份和社會定位的反思，是個民眾產生身份意識的渠道。文學中的環境不只是記錄或描寫空間組成，而是透過加入個人經歷和情感，加上多次的撰寫，令景物成為讀者和作者之間的聯繫。
也斯曾說明都市文化孕育了香港的都市文學，作家除了書寫城市外貌、生活現狀外，亦可對本地的文化有所反省、批判。而這樣的都市文化不斷改變作家的生活經驗、感知，令文學變得多元。[5] 而香港不乏對都市、地景的描寫；以〈金都茶餐廳〉設置的油尖旺區為例，據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顯示，題材不僅有涉及日常生活的描寫（如麥樹堅〈旺角夜行〉）、對社區市俗面貌的刻劃（如詹禮敬〈廟街的夜市〉）等，[6] 在地景上更有對城市變化的感慨、對社會的批判等發揮。香港的都市文學不僅刻劃了香港的景況，而是為香港發展作更多元的論述。
文化繪圖（cultural mapping）是文化規劃（cultural planning）的基本步驟，旨在識別文化資產和資源，以及追蹤該地點的歷史，經濟，社會和地理意義，讓讀者能夠了解捕捉文化的有形（tangible）和無形（intangible）兩方面； Lia Ghilardi曾言文化繪圖是對一個地方的文化DNA的評估（Cultural mapping is an assessment of the cultural DNA of a place）[7] ，同時可用作為探索社區身分以了解社區營造和箇中的文化。進行文化繪圖時要先計畫要記錄的部份，如環境大小、研究方向、目的層次；而本文將以文化為研究方向，旨在研究〈金都茶餐廳〉內的社區設置和街道設計，並了解與香港文化和港人身份的呼應。
文本中，作者強調金都茶餐廳和周遭設施位置，建構出社區面貌；如當中先後兩次以同一段文字：
正門向美麗都大廈橫門，後門傍仙樂都夜總會（最近一直內部裝修暫停營業），左邊維多利亞時鐘酒店（前伊頓英文補習夜校），右轉角馬會（前皇家賽馬會）場外投注站，拐個彎係重慶森林，行兩步到匯豐銀行，交通四通八達，旺丁旺財，與時並進。[8]
上段文字一方面介紹了金都茶餐廳附近的地理位置，亦帶出了社區內部的多元文化面貌。另外以個人經歷如「我本來晚晚放工去覺士道草地滾球會」[9] 以個人生活經驗帶出對空間使用的記憶；作者透過不同空間的文化來表達香港作為「第三空間」[10] 、處於中國和殖民者與本土文化與全球化之間的獨特位置，帶出香港文化「混雜化」及殖民時期的特色：香港的文化特色不僅為「中西匯萃」，更因不同種族聚居、全球化的衝擊下確立香港的本土性及混雜性。相較於其他地區或國家於殖民後獨立或急於建立國族身份（resistance of subaltern），香港因「五十年不變」的原則，在後殖民時期，香港的環境主要仍維持殖民地時期的狀態，如上述的「匯豐銀行」、「馬會」仍然進行運作、草地滾球等文化仍在香港發展；香港在發展自己獨特性的過程中仍保留昔日的殖民地面貌，雖然能保持「香港」既有的形象，但在中國化的衝擊下，香港的混雜性則更強烈、同一語境下有新舊、中西或其他地區的文化一同並存，不只令香港的文化背景、地方意義（contested meaning of space）更複雜，同時更令香港或出現強加的民族主義（imposed nationalism），讓香港人的定位更為模糊。在主權移交的過程中，歷史語境亦因此挪動、對地方文化帶來影響。筆者以寫作背景作推測，陳冠中的刻劃，旨在探討以文化、建築角度探討香港的存留問題，同時以混雜性批判當時的發展方向，了解香港後殖民身份下、於大中華圈中的複雜定位問題，以及借社區發展引向對文化進出的討論。
邁克．克朗曾經同意城市分別包含了孤獨感，以及因個人經驗而成的快速、刺激感；[11] 以下部份本文會專注後者，就城市節奏和上述刻劃的城市意象加以分析。
在上段的文化繪圖中發現，文本所談及的地點大多為「速食文化」的象徵，如美麗都大廈和重慶大廈的短租模式反映出遊客或以過客的身份倉卒認識香港；維多利亞時鐘酒店的時租模式帶出港人滿足性愛需要時亦要留意時間、較為短暫；前伊頓英文補習夜校的教學時間反映了香港人於日內最短時間完成最多工作、把握分秒自我增值的心態。城市化強調效率和進步，同時推廣與世界的接觸；誠然，香港的節奏十分急速，作者借以上的物象，嘗試反映香港人的生活節奏，繼而對香港的速食文化進行批判，同時帶出文本中「變與不變」、社會變遷及保留的命題，點出香港不同變化、既有文化未必長久一論。然而陳冠中非直述其眼中香港大小事的變化，反之是透過記錄店舖前後的使用情況或名字上的一點改動反映香港重大的發展，如本文於後殖民時期寫成，當時正值香港回歸後政經環境的低潮，然而作者只以場外投注站的易名交代，輕描淡寫帶過香港主權移交的重大事件，同時以場外投注站帶出當時「馬照跑」、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和願景，以快寫慢，突出變化之多之快。在此分析下，陳冠中筆下的油尖旺不只是一個地區，而是以小見大，透過不同的意象記錄文本世界的節奏、反映城市化的急速發展，及香港政治和社會短時間內的改變。
另外陳氏在文本中還探討了城市化下，全球化與本土特色的平衡問題。Logan William Stewart亦曾言全球化下或會出現文化一體化、市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的憂慮；[12] 這些在文本中皆有出現以探討本土文化的存留。在如文本重點的金都茶餐廳去留問題、阿銀到上海開設私房菜金雯小館，代表的不只是主角「如果茶餐廳死，香港真係玩完」[13] 一句惋惜，而是對香港文化流失的感嘆。在文本中，茶餐廳為市井文化的代表，旨在反抗全球化等壟斷；[14] 而此情況下，陳氏借情節發展帶出本土文化在香港繼續發展的問題、港人對香港的環境及本土產業失去信心、離港發展的心態，表達對香港的文化會逐漸式微、城市化過程中的憂慮；同時當社區留下的多為外來文化，如滾球會、國際性的匯豐銀行，本地居民能夠參與的機會或越來越少，香港人身份建立和認同的問題亦為作者所關注的。
邁克爾．赫茲菲爾德（Michael Herzfeld）曾言空間使用可分為兩種，分別為全球化和古蹟（Heritage），而背後代表的是社會結構、文化價值觀、抵抗和統治三個範疇。[15] 在全球化方面，建築使用多強調理性（rationalization of place）、重視當中的效率和實用性；而古蹟多與民族主義有聯繫，當中更出現超越時間的功效（permanence, the disappearance of temporality），讓市民忘卻城市在發展過程當中的變化。而陳冠中在文本中多提及全球化的機構和文化，旨在強調變化之鉅，亦配合上段所言、強調效率的作用和文化單一化的結果。同時在文本中，除了面對存留問題的金都茶餐廳為文化遺產外，[16] 並沒有任何有關事物。筆者因此推敲，作者在地景方面有特別的安排，沒有收錄其他作為香港人身份象徵的地景旨在削減文本論斷中的民族身份、讓港人身份變化弱勢和不清，同時亦藉此強調社區的變、難有可永久、不變地保存的事物和感情，加強對當時時局的回應之餘，亦可以加強香港身份的混雜、多變性，並或要接受全球化的衝擊。
二、總結
有言論認為，在後殖民時期，香港不能在於中西之間遊走、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混雜觀」，反之在中國的世界觀下無所適從。而陳冠中重視的「香港作為方法」，恰恰是探討香港本土文化當中的主體性、混雜性。筆者認為〈金都茶餐廳〉不只是一篇文學作品，當中的意象及背後文化理論更是讓港人審視香港文化、留意混雜性的通道，在後殖民時期中尋找自己的定位、香港的角色，以「混雜」觀看香港累積已久的豐富文化和箇中體驗和情懷。
注釋
[1] 彭小妍，〈文學史的編撰與香港文學在華文文學中的定位〉，《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八卷二期，頁50。
[2] 陳冠中，〈雜種城市和世界主義〉，《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陳冠中的時代文評集》（台北：麥田，2018），頁281。
[3] 邁克．克朗（Mike Crang）著，楊淑華譯，〈文學地理景觀〉，《文學地理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43-46。
[4] 同上，頁40。
[5] 也斯，〈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歷史、範圍與論題〉，載黃淑嫻等編：《也斯的五〇年代 ：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香港：中華書局，2013 ），頁20。
[6] 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http://hkliteraryscenes.wikidot.com/，上次瀏覽日期為2020年12月17日。
[7] Janet Pillai, “Cultural Mapping”, Cultural Mapping: A Guide to understanding place, community and continuity (Selangor: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13), pp.17.
[8] 陳冠中，〈金都茶餐廳〉，《香港三部曲（增訂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頁204、221。
[9] 同上，頁210。
[10] 此詞由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提出，指沒有一種非黑非白也非灰的「非顏色」，代表一個獨立於兩個主流、對立的空間，從而帶出文化符號並非被固定，而是透過作者再歷史化的演譯再有新而豐富的閱讀方式。見Peter Childs & R.J. Patrick Williams, “Bhabha’s hybidridity”, An Introduction to Post-colonial Theory (London: Prentice Hall, 1997), pp.122-156.
[11] 邁克．克朗，《文學地理學》，頁43-46。
[12] Logan, William Stewart. “Globaliz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Heritage” in W. S. Logan ed. The Disappearing Asian City: Protecting Asia’s Urban Heritag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Hong Kong: OUP, 2002), pp. xii-xxi.
[13] 陳冠中，〈金都茶餐廳〉，《香港三部曲（增訂版）》，頁218。
[14] 同上，頁168。
[15] Michael Herzfeld, “Spatial cleansing: Monumental vacuity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11 (2006):127–149.
[16] 因「蛋撻製作技藝」、「菠蘿包製作技藝」、「雲吞製作技藝」、「港式奶茶製作技藝」及「鴛鴦製作技藝」已列為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是故茶餐廳作為文化載體，本文將其視作文化遺產觀之；詳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2014），頁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