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及武打片的階級特性和暴力因子後，作者葉曼丰轉談武打片中另一個次類型和與之相關的重要主題，就是鍛練影片和苦修主題。苦修看似是武俠片中自然而然會出現的情節，不修練如何有好武功？然而，作者發現香港武俠片在七十年代起，有愈來愈多的影片把本來只是過場的苦修，變成影片的重要主題。他直接把這個轉變指向更為廣闊的社會意義──「在香港急速增長的現代工業社會中出現的新式主體──頑強、堅忍、能承受艱難和困苦的個體──提供了意識形態範本」。如此，我們不只可把「功夫」二字看成是某種武術的招數，更是可以把之看成與工業相關：（1）完成工作（體能上）的苦工；（2）透過努力和時間培養出的技能。功夫因而包含了與工作和苦修觀念相關的概念，像是「勞動、鍛練、勤奮、忍耐力、毅力和爭取成功的意志等」。
作者指出，這種苦修精神與香港戰後的社會政治條件緊密有關。眾所周知，在二次大戰後，大量中國難民來港，殖民社會卻沒有為他們提供社會安全網，他們只能着力於在社會階梯往上爬，而在其時最有效的途徑，就是靠自己的勞力來成功。這樣的社會條件為資本主義苦修倫理提供條件，使經濟成就變成每個人都應該投入所有能量的終極目標。港人之「搏命」不是沒有緣由的，而是在二次大戰後與確立的基礎。這種想法在七十年代中的世界能源危機和金融危機後，就大量地出現武其時的武俠片中了。作者辯稱：
如果我們說李小龍自戀式的身體喚起了一個引發國族自豪和勞動力量幻想的強化自我，而張徹影片中的犧牲式身體回應了香港不受控制的發展所帶來的不安和憂慮，那麼鍛練影片中的苦修式身體則可以被看成是更新了資本主義神話下勤奮和力爭上游的精神，並強調這個經濟神話的苦修來源，從而證明過去犧牲的價值和重新肯定自我規訓所帶來重生。
作者舉出劉家良的《少林搭棚大師》（1980）為例，指出鍛練影片、苦修式身體的關係與資本主義工作倫理的關係。《少林搭棚大師》把功夫訓練與日常工作聯繫起來，體力勞動（在片中是搭棚）成為鍛練的途徑，繼而成為力量和解放的來源。主角周仁傑被指派去為少林寺搭建棚架作翻新工程，不情願地去搭棚。他卻因着搭棚的緣故，自創出訓練武功的方法，把工作資源化為訓練設施，像是以搭棚的竹竿作為木人樁，把腳綁在棚架上以鍛練腳力。周仁傑在自己完全沒有意識下，成為武功高手。本來，工業勞動並不討好，影片卻為此賦予新意義，工人能透過重複而長的艱苦學習，獲得手藝，獲得技能，獲取能力。我們能從《少林搭棚大師》中看到，身體如何在短暫的時間內被強化，為勞動的負面經驗在情感上提供全新意義。
如此，影片為工人階級觀眾提供了解放的幻想。作者指出，工人階級觀眾透過影片，使他們「覺得可以超越其勞碌和被規訓的身體，並讓他們相信自己付出的辛勞和犧牲是有意義、甚至是應該主動追求的」。不難看出，這種苦修而來的力量，銀幕上也好，日常生活也好，都是來自促進香港工業現代性下的資本主義工作倫理。表面上，這種苦修可以獲取打敗敵人的力量，像是透過修練而達至解放的過程。然而，作者在這段討論最後指出，它更應該被看成是一個臣服（subjection）的過程：「我想要補充的是，這臣服過程並不是通過馴化身體而來。相反，它之所以能指揮身體，是因着它創造出對身體有何能力之新的感知和經驗，從而把個人重新塑造成被強化的（工人）主體，隨時準備把身體賣出作勞動力。」
工人之強化的身體，沒有為主體帶來賦權（empowerment），而是使他們更準備願意投入到勞動市場中。這設資本主義下的臣服式工作倫理，並不只見於七十年代的工業化香港。這意識形態在當下的香港依然鮮活，也之所以為何大眾會覺得罷工是如此大逆不道，也之所以為何會有黎先生出來說：「我的訴求就是想上班。」這不是個別個體對資本義工作倫理之臣服，從武打片中得見，這意識形態其實自七十年代已深陷在流行文化之中，是香港人主體難以割捨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