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人》：想要成為馬克思主義作家的失敗嘗試

近年大家或許留意到愛爾蘭的九十後文學新星薩莉．魯尼（Sally Rooney）。她的第一本著作《聊天記錄》（Conversations with Friends）未出版已經引起了多家出版社的注意，其後出版的《正常人》（Normal People）更是2019年全球最為大賣的小說之一。《正常人》的電視劇版本於今年四月在英國的BBC播放，口碑相當不錯。^[1]

流行的小說通常都不是甚麼驚喜之作；不過，這本小說被選進了2018年度布克獎（Booker Prize）和2019年百利女性小說獎（Baileys Women’s Prize for Fiction）的長名單中，其後又被《衛報》（The Guardian）選為二十一世紀最佳書籍的二十五位，看來還是有一定的認受性。

筆者還是因為好奇（或許還有對愛爾蘭作家的偏好）讀了《正常人》，老實說，要給個人評價的話，我認為這部小說不算是驚艷之作──它確實如作者自己所說，缺少了大膽的創新；與愛爾蘭的先輩比較起來，她的敘事基調顯得靠近英國女性作家的大傳統（因此很獲讀英國文學的人的好評），這似乎都在她訪談中不帶明顯愛爾蘭口音的英語看出端倪。要說更能代表愛爾蘭的作品，必定是是同年入選布克獎，而最終得了獎的《送奶工》（Milkman）。

薩莉．魯尼多次宣稱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坦然寫小說時經常會想著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滲透其中。但她也承認《正常人》並沒有很明確說了馬克思的理論（只是簡單提過一些相關的名詞），表示要單純寫理論的話大概會以論文的形式展示。《正常人》的著眼點是人物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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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的主線圍繞著一男一女，劇情由兩人的高中生活展開，一直推展至大學畢業。小說的劇情相當生活化，有很多場景都是兩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的對話、同學聚會，作者的文字筆觸亦非常直白和平淡，其毫不雕琢的寫作風格正正是主角二人大學生活的反映。但小說的著眼處無疑是它對階級的刻劃。男主角出身低下層的單親家庭，母親是女主角家中的清潔工，這使得二人的相處本來就有一種微妙的懸殊。

《正常人》的成功，或許在於它那種對階級結構非意識部分的刻劃。主流的小說或許會多著墨於女主角家庭上的反對，但在《正常人》裡，一切都顯得不太言明。比如說，有一段講到大學一年級後的暑假將至，男主角因沒錢負擔都柏林的房租而跟女主角說要回家，目的是暗示想要跟女主角一齊同住，但女主角卻不明用意，還以後男主角借故與她疏遠。最後兩人的學期成績優異，獲學院的獎學金，問題也得到了解決。對男主角而言，這是實實在在的解決了居住和現實的問題，他甚至因而有了到歐洲各地旅行的機會，可以一探這個世界；但對女主角而言，這只不過是炫耀自己能力的獎座而已。魯尼曾經這樣說：「對於我來說，很難一邊寫年輕人離開愛爾蘭西部的家去上大學，而不觸及當前正在出現的經濟差距：例如，那種對保障工人階級上大學的剝奪。」^[2]

《正常人》的故事背景設在都柏林人口增長，租金暴漲和居住環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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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上都柏林聖三一大學，甚至拿到獎學金，但這不代表就消除了階級的分野。《正常人》經常以人物對話直接說出一些哲學上、社會上的議題，像女主角這種聰明的角色就有過不少見解。但在處理男主角的想法時，對社會的批評總時以一種更微微、淡然的方式自我顯現。

比如說，男主角所選的本科是英文，從入學到學期結束，主角也像經歷了一場對文學世界的反思。書中一開始並沒有多提男主角在課堂上的情況，但根據後來電視劇的補充（似乎是得到了作者本人的同意），一些細節顯得更為明瞭。在學會初，男主角在班上沉默寡言，感到自身與環境的格格不入，被老師問到對文學著作的想法時都顯得有點啞口無言，只能說出於課堂而言不太有趣的個人感受。他不能像其他同學一樣雄辯滔滔。但隨著時間，他慢慢就適應了這種對文學的討論方式，彷彿是學會了一種新的語言。可是作者並沒有把敘事停在這裡，相反，她想要一個批判的結局：到了書的尾段，男主角在一場讀書會上突然有所感悟，認為眼前的一切只是一場文化的階級表演、一種對文學迷戀。這群所謂受過教育的人，認為讀文學如同經歷一場情感之旅，使他們在讀通俗小說的人面前自覺優越。但實情是，這些所謂高級的文學體驗是階級建構的。

魯尼曾幾次說到《正常人》中的階級議題，常會提到男主角在一場讀書會上的感受。他看著一群自覺受教育的人讀著文學，突然感到自己跟他們的分別。作家們把自己的作品以文化產物的方式賣給讀者，讀者透過購買這些被商品化的文字，從而感覺自身成為了有文化的階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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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是文化和意識形狀商品化後的象徵物，這不單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作家所面對的問題。作為女性作家，魯尼自然是個女性主義者，但問題是，女性的閱讀體驗往往受資本主義的一些思維所主宰。

前一段時間，露意莎．梅．奧爾柯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婦人》（Little Women）再次改拍成電影，這部講述女性作家的掙扎處境的著作，一時成了不少女性主義者談討的話題。出版業是一門賺錢的生意，很自然受資本主義思維的約束。《正常人》的作者魯尼亦自覺自己是整個產業的一部分，必須坦承自己正在參與這個遊戲──在一場由倫敦評論書店（London Review Bookshop）辦的作者分享會上，她甚至在出版業界的主持人面前道出了這個問題。^[5]

然而，問題往往比我們所想的糟糕，甚至糟糕得連《小婦人》和《正常人》的成功都不代表甚麼。筆者一次無意中參與了一場《小婦人》的讀書會，不單止是出席的全是女性，她們各人帶著一本華麗書皮、不同版本的《小婦人》，書會未開始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把它們放到一張書桌上，拍一張文藝的打卡照，其後又用了一段時間討論不同版本的封面設計。這或許正正就如魯尼所說，讀者透過購買這些被商品化的文字，從而感覺自身成為了有文化的階級。

也就是說，當女性主義者在慶祝女性的成功同時，她們沒有意義到自己其實正在消費女性主義本身。她們其實已經被資本主義的體系收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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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作家，還可以做些甚麼？《正常人》似乎隱約地在提供一種嘗試，只是，筆者認為它不是一個成功的嘗試（作者坦承自己也只能嘗試）。

以《正常人》中男主角對文學的取態為例，小說似乎想要指出，作為低下階層的男主角並不以資產階級的思維去閱讀文學，對他而言，他讀文學是出於自己對文學的愛好，因此他的閱讀經驗、閱讀時的情感才是真實的。但問題是，在現實生活中，出身低下階層的人很有可能本身沒有「欣賞」古典文學的能力（因為能否欣賞本來就是由那群文化資產階級定義的）；但更甚、更常見的是，出身低下階層的人從一開始就接受了文化資產階級定下來的一切。他們才是需要去迎合社會的人，他們往往比中產更容易接受一切。就如，很多窮家孩子的家長會想子女學古典音樂，讀古典文學，期望他們成為「有文化的人」。

在現實生活中，根本沒有像《正常人》中的，讀古典英國文學的「工人階級英雄」。

結果是，《正常人》的作者雖然想以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去寫作，卻只能寫出一種帶資產階級意味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無奈地，不論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女性主義，都經常落入這種困境之中。

但對於這類大議題，筆者在這裡便先不深入討論了。

注釋

[1] 筆者認為電視劇於畫面上有吸引的地方，讀者不彷一看。

[2] Jessa Crispin. “Normal People is little more than a gutless soap opera for millennials,” The Guardian. 5 May,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may/05/sally-rooney-normal-people-hulu-bbc-soap-opera

[3] 讀者可參考：Anastasia Baucina, “How Sally Rooney Gave Normal People Radical Politics.” https://jacobinmag.com/2020/05/sally-rooney-normal-people-bbc-literature

[4] Sally Rooney Interview: Writing with Marxis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1S5bOdJq3U

[5]London Review Bookshop. “Sally Rooney talks to Kishani Widyaratna about ‘Normal People’”. https://youtu.be/4jH_0rg46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