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為西西和她作的紅毛猩猩，由作者提供。
本文原為〈猿猴能說話嗎？：西西的另類動物書寫〉，刊於《「牠」者再定義──人與動物關係的轉變》（三聯，2018）。標題為編輯擬定。
本文初稿〈西西《猿猴志》與香港動物書寫〉曾在2015年「戰後馬華、台灣、香港文學場域的形成與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感謝許文榮教授及與會者不吝指正。
《猿猴志》內容可分為三部分：六篇西西與何福仁的對談；二十九篇猿猴介紹，每篇附以西西走訪亞洲各動物園及保育中心時所拍的猿猴照片，以及她親手縫製猿猴毛偶的照片；最後是包含「瀕危名單」及靈長目總表等資料的附錄。她與何福仁的對話一直見於她過去出版的作品，不過多數只有一兩篇，放在前面或附在作品後作為參考資料。《猿猴志》的對談卻是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六篇共107頁，佔全書幾近一半篇幅（全書224頁）。西西在〈前言〉中指出，她向何提出這寫作計劃，何很快就列出六篇談話的題目，二人在各篇對談所佔的篇幅也無分軒輊。因此我們可以說，《猿猴志》其實是二人合著，是香港兩位文壇前輩老朋友的交流與寫作成果。
既名為《猿猴志》，此書即以〈猿猴的命名、分類、分佈〉對談開始。既談命名與分類，即不能不提瑞典自然科學家林奈（Carl von Linné）。林奈身處的十八世紀，正值歐洲的大航海時期晚期，許多生物學家和博物學家隨船隊遠航，帶回來世界各地的動植物，各依自己的喜好命名，造成一物多名，或異物同名的混亂現象。林奈發現可以用植物的生殖器官為植物分類，並提出採用雙名法，以拉丁文來為生物命名，其中第一個名字是屬名，第二個為種名，屬名為名詞，種名為形容詞，形容物種的特性，其後並以相同的方法為動物命名，被譽為現代生物分類學之父。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卻在分類學與大航海兩件事上，看到了一種殖民知識體系的形成。
普拉特在其劃時代的著作《帝國之眼：旅行寫作與文化互化》（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第一部分即以1735年歐洲發生兩件影響深遠的事開始，這兩件事即林奈《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的出版，以及歐洲首次大型國際科學探險之旅啟航。普拉特認為兩件事「巧合地」在同一年發生，標誌著歐洲精英對自身及與世界的關係的理解，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普拉特稱這全新的視野為「全球意識」（planetary consciousness）。[1] 伴隨這種全球意識而來的，是歐洲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學問體系的興起，此時的科學探險與知識的建立，與殖民經濟活動密不可分：各地的東印度公司為科學家提供免費航程到海外採集動植物樣本、繪製地圖，科學家則為這些商貿公司提供可供剝削圖利的知識。[2] 自然科學探險帶回來的不管是知識抑或動植物樣本，往往就是科學家本國的商貿利益所在。林奈就曾明言，植物知識就是整個公共經濟的基礎，蓋一國之衣服即依賴此等知識。[3] 普拉特甚至認為，大航海時期表面上打著科研旗號的遠航，暗地裡其實都有尋找商貿機遇或打探潛在威脅的秘密任務。[4]
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詞與語》（The Order of Things）中指出，十八世紀這種把知識總體化與分類化的企圖，透過為事物命名，把「物」納入一套敘事語言的秩序中，[5] 普拉特則進一步指出，這種語言秩序是屬於歐洲中產識字白種男人的。[6] 在歐洲大陸本土，這也是一次話語權的徹底轉移：城市中產識字的白種男人全面改寫了本地農民對世界的認知，通過論述合理化城鄉生產關係、管理食物生產等手段，進一步剝削當地農民勞動力。[7]
對於這一套充斥各種意識形態的知識體系，身處二十一世紀博學多聞的兩位作者，有甚麼後見之明？〈猿猴的命名、分類、分佈〉對談大致採已成公論的看法，肯定林奈對物種分類命名的貢獻，認同其改變了此前分類與取名各自為政的混亂情況，並認為林奈採取的是學術協商，與中國政治強制的「書同文」又有所不同（頁13）。然而，二人並不只服膺國際權威了事，反而提醒民間的各種通俗叫法，「反映獨特的文化內涵、意見」（何福仁語，頁13），西西則舉出大狐猴的英文indri意思是「在那裡」，是土著對外人提問的回答；中文叫「大狐猴」，因為樣子長得像狐狸。這些都反映了猿猴與當地文化並在地生活的關係，亦是二人追尋猿猴歷史，把命名與意義重置於原來的社會文化脈絡的努力。他們尋且指出，不管是民間通俗叫法，抑或林奈的科學分類，都可能帶有偏見，做成歧視。譬如蜂猴英文是slow loris，漢語叫懶猴，「說牠懶，比slow又多一層道德批判」（西西語，頁13）。說牠慢其實也不準確，因為牠捕食時身手敏捷，逃避危險時行動也很迅速，「牠是夜行動物，不慢，更不懶，只是生態習慣與人或者與其他猴子不同而已。」（西西語，頁13）何福仁亦引與林奈同期的布豐（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的意見，指出：「每個生物都應該有獨立的位置，有自己的面孔，大自然從未根據生物的種屬來排列等級。知識不得不系統化，可另一面，還得小心不要變成種屬歧視。」（頁13）
以此回頭看林奈後來把人分為五種，也納入他的動物命名系統一事，就饒有意義。林奈劃分的五種人分別是：野人（wild man）、美洲土著（American）、歐洲人（European）、亞洲人（Asiatic）、非洲人（African）。野人是「四足、無語、多毛髮」；美洲土著是黑髮、直立、面貌粗糙，頑固易怒，受風俗約束（regulated by customs）；亞洲人則是邋遢（sooty）、憂鬱、呆板，傲慢又貪婪，受意見影響（governed by opinions）；非洲人則黝黑、捲毛、扁鼻，冷靜、狡猾、懶惰、粗心大意，率性而為（governed by caprice）；歐洲人呢，他們平和、臉色紅潤、結實，文雅、敏銳、具創造力，受法律規範（governed by laws）。[8] 這種分類描述明顯把人類互相比較，大歐洲中心主義躍然紙上，在貌似客觀中立的分類命名學中出現，正好揭示了「知識」與利益、價值、判斷糾纏不清，殊不中立，也不客觀。
西西利用林奈的分類命名法展開猿猴寫作，目的雖不在揭露這種知識生產背後的權力關係，然而，她與何福仁畢竟是閱讀廣泛、見多識廣的讀者／作者，充分掌握「後見之明」的優勢，不難發現「分類應該是中性的，不幸有時就流露某種價值審判，積重難返。」（西西語，頁14）在談到靈長目分類時，西西且直接指出，把人放到最後，成為序列裡的最後單位，「是從人的角度看其他事物，為其他事物命名、歸類。如果狐猴會分類，就會有不同的排列。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就天賦最尊貴的地位，我們絕對不是萬物的主宰。」（頁15），如此平視世上生靈，而且態度如此決斷，為平素樸實低調的西西筆下所少有，可見她對「人非萬物的主宰」看法的鄭重其事。
注釋
[1]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15.
[2] Pratt, Imperial Eyes, pp. 25, 34.
[3] Pratt, Imperial Eyes, p. 34.
[4] Pratt, Imperial Eyes, p. 34.
[5]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New York: Pantheon, 1970), p. 136.
[6] Pratt, Imperial Eyes, p. 30.
[7] Pratt, Imperial Eyes, p. 35.
[8] John G. Burke, “The Wild Man’s Pedigree,” in The Wild Man Within, ed. Edward Dudley and Maximilian E. Novak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266–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