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武打片的暴力愈來愈強烈，死亡固然常有，血和斷肢也不時出現。面對這些畫面，作者因而提問：到底我們看這些剖腹、斷肢和死亡的影像會否有滿足感？ 如有，又是何種滿足感？ 而在這種受虐式的觀影經驗中，愉悅的界限何在？在此，我們看見作者把兩個重點放在一起：六十年代末，還有暴力。
為甚麼六十年代末和暴力能無縫地放在一起呢？這就要從六十年代的香港社會說起。六十年代的香港正是工業現代化之時，箇中固然有成功的地方，但同時也有動蕩的一面。六七暴動雖說是有文化大革命之推動，但也非不能見證出香港本土的社會問題。如此，我們可以把其時的社會動蕩可以看成是當時不斷積聚的社會不安之徵兆。這危機成因眾多，一方面，殖民制度缺乏社會契約，也沒有民主程序，市民被排除在社會參與和決策之外；另一方面，工業化進程亦衍生了很多勞工問題，剝削和奴役的情況嚴重。這些都是殖民—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性問題，非短時間內能解決，因此產生了一波又一波的暴力浪潮。
而武打電影中的暴力，很大程度上是來自這層社會的背景。作者指出：
張徹［……］在文章中屢次強調，外在社會衝突和矛盾反映或表現在銀幕的暴力上（而非反過來銀幕暴力引致社會衝突和矛盾），而銀幕暴力可以把社群中的敵對情緒轉移到其他物件之上──例如是武俠片中的動作英雄。
雖然張徹如此主張，似乎是在說武打片的英雄能轉移社會的暴力，從而恢復社會的秩序，但作者同時指出，香港七十年代一批武打片卻狠狠地打了這看法一巴掌，呈現出這種轉移之不可能。這批影片通常會描述青年力爭上游的故事，探討個人如何在社會中追求私利和向上爬，但是它們卻在主角的努力中，看見這層追逐的虛幻本質，從而質疑當時盛行的資本主義神話。這批影片中最具代表性的，非《馬永貞》（1972）莫屬。
《馬永貞》是典型的窮小子致富故事，單從情節來看，會以為影片是在推崇香港現代工業社會中個人努力向上的價值，武打片的主要觀眾藍領勞動階層也很容易認同馬永貞以身體在社會向上爬的衝勁。事實上，《馬永貞》並不是單純的普通人致富的故事，它對此持懷疑態度。影片着力描述不斷向上爬的黑幫人物，其實是想說他最後的夢想幻滅，籍此指出資本主義所推崇的個人奮鬥精神不過是神話。
作者分析道，《馬永貞》中的「江湖」其實好難「撈」：影片中的黑幫世界是「無情、非人性、人吃人的世界，就像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兩者都是以無止境的競爭與爭勝為原則」。如此，他認為我們可以視《馬永貞》為「寓言式文本」，這「寓言」旨在批評當時香港流行的資本主義神話：
這神話把香港看成是機會處處的開放社會，個人追求成功不只是一種可能，更是一種價值取向。在最後漫長的對決中，馬永貞不斷往樓梯上爬，想要走近斧頭幫的首領楊雙，但每次都被對方的手下拉下來。馬永貞明白他無法走近楊雙，於是把整座樓梯拆下來，把楊雙殺死。然而，我們在這行動中看不到任何情感淨化的痕跡：馬永貞雖成功為譚四報仇，但他自己卻注定趨向滅亡。事實上，樓梯象徵着馬永貞過去奮力往上爬的社會階梯，但最終被他自己拆毀了，這凸顯了馬永貞出人頭地的夢想是多麼空洞。
張徹以為，影片的暴力能轉移社會的暴力與黑暗面，但在七十年代的武打片中，我們卻發現這層轉移並不一定會成功，它是無法救贖潛在於麻木不仁的資本主義社會內的黑暗。像馬永貞的死，沒有為觀眾提供任何肯定和正面的可能，只有重重的幻滅感。《馬永貞》的結局是，他的死黨趕及火車，離開上海（香港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喻），然而，在此觀眾不禁會問，火車到底會駛往何處？能有離開麻木不仁的資本主義之路嗎？這是《馬永貞》拋給當時觀眾的問題。
事過五十年後，影片的暴力和結尾所帶出的問題依然對當下的觀眾說話。社會看似是離開了工業化，早已轉型至知識型的金融經濟，但勞工問題依然嚴重，剝削依然無日無之。至於政治制度，也是如此。社會契約依然缺乏，民主程序更是倒退，市民依然是被排除在社會參與和決策之外。凡此種種，從英殖時期留下來的殖民—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性問題，在主權轉交之後還是結構依然，但我們現在已經無法再寄望武俠英雄式的強壯身體了，我們只能像《毒戰》（2013）中的毒販蔡添明，在各種權力之間被拋來拋去，成為一條裸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