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經常看電影，當中不乏色情與暴力的內容。與其他人一樣，我父母經常忙於工作，很難抽空注意我的一舉一動，小朋友當然也不喜歡時刻受父母監管。對父母而言，我的個性獨立且自律，他們因此不擔心我的閒時作為。每日放學與補習之後，我都會在電視上觀看至少一部電影。因為當時年少，我不知道甚麼才是適合兒童觀看的節目內容，所以電視台播放的節目，我都照單全收。至今，如香港1994年電影《喂，搵邊位？》和美國1974年電影《德州電鋸大屠殺》的情節仍然歷歷在目。現在回望，小時看這些恐怖電影的顫慓感覺，或多或少驅使我日後研究電影審查史。
我也可以用更清晰的因果關係解釋電影審查史如何成為我的學術研究課題。大學本科畢業之後，我曾任全職研究助理，協助香港一位政治學者進行有關「六七暴動」的歷史研究。當時我研究在1965–1967年間兩份香港親共報紙如何發動文宣攻勢、抨擊香港英殖政府。報章裡極力宣傳中國電影的廣告，以及有關香港政府電影審查政策的報導，令我好奇不已。其中一篇報導說：「目前，我們還不很知道香港政府的電影檢查當局對中國電影的限制是限制些什麼。但是，其『限制』必然無理，這一點是肯定的。」[1] 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調不免令我思考：中國電影被「限制」是事實，還是屬中共支持者的誇大之詞？如果只是誇大之詞，為何親共左派選擇在1960年代展開輿論攻勢？ 當時香港政府又如何應對這些輿論攻勢？
這些問題令我對香港歷史研究更感興趣，最後研究所得成為我的碩士論文內容，亦即本書內文。這篇碩士論文的主題是冷戰期間、從1940年代到1970年代的英殖香港電影審查史。研究資料主要來自香港政府檔案處、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和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當中包括中英文報章、法律條文、被列為機密的電影檢查員指引、各政府之間的通訊，以及政府與電影業界之間的書信。透過這些豐富的研究材料，我嘗試回答幾個問題：為何香港英殖政府會審查電影？過去的電影審查政策有何演變？香港政府在審查電影時有何目標？說到底，冷戰國際關係如何形塑像電影審查之類的本土政策？
讀者閱讀本書，並不需要事先涉獵與電影或審查相關的專業知識。如果讀者對國際冷戰鬥爭如何在亞洲發展、政治如何影響大眾娛樂、英殖管治與「中國性」（Chineseness）的建構有何關係等題目感興趣，讀者大概會從本書得到知性樂趣。本書的基本觀點會由序章介紹。在這篇導論，我希望較深入討論兩個我仍然在研究的課題──英屬香港與東南亞的關係，以及電影審查的政治問題。
香港與東南亞
英殖時代，香港與馬來亞關係密切，因為政府官員不時在這兩個英帝國殖民地之間往來。馬來亞是一個統稱，當中包含十一個州（柔佛、吉打、吉蘭丹、馬六甲、森美蘭、彭亨、檳城、霹靂、玻璃市、雪蘭莪、登嘉樓）乃至新加坡。[2] 從1882年開始，香港、錫蘭(今斯里蘭卡) 與海峽殖民地(檳城、馬六甲與新加坡) 被歸入同一個英帝國殖民地管理系統──東方官學生計劃（Eastern Cadetship Scheme of the Colonial Service） 。[3] 東方官學生計劃的成員均為英國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學生。他們須通過倫敦公務員事務專員主理的考試，然後選擇到英帝國在東南亞的其中一個殖民地擔任官職。他們在接受語言培訓和累積豐富的工作經驗後，大都能晉身為殖民地的高級公務員。[4] 馬來亞與香港公務員系統裡的官學生，履職前都需事先到廣東學習廣東話。[5] 好幾位星馬官員都曾在香港工作，例如畢麒麟（William Pickering，1840–1907）。1877年畢麒麟在新加坡上任成為首任華人護民官（Protector of Chinese）之前，曾於香港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工作十年。[6] 於馬來亞出任華人護民官、東南亞歷史專家巴素（Victor Purcell，1896–1965） ，亦曾在1920年代初與香港官員福萊士（R. A. D. Forrest）在香港巡視學校。巴素後來在回憶錄說，他在香港的經歷和福萊士的忠告，形塑了他在馬來亞公務員生涯中對馬來亞華文教育的取態。[7] 如歷史學家瑞秋．洛昂（Rachel Leow）所指出，金文泰（Cecil Clementi，1875–1947）於1930–1934年間出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前，曾在1925–1930年間擔任香港總督，故此金文泰同樣以香港經驗來處理馬來亞的「華人問題。」[8] 1930年金文泰抵達馬來亞時曾寫道：「令人好奇的是，我在香港所遇到的麻煩，似乎一路跟隨我到馬來亞。我一定是無意把這些麻煩放進了行李箱。」[9]
二戰（1937–1945）之後，香港與星馬仍然被兩地政府間的通訊和合作等因素扣連在一起。如本書第一章所指，在1947年，新加坡與香港公共關係處官員共同合作草擬電影檢查員的指引。1950年，香港政府宣傳協調委員會向輔政司建議，香港電影檢查員應當研習新加坡與馬來亞聯合邦政府制訂的電影檢查員指引。[10] 馬來亞與香港政府也向對方分享各自的政治情報，例如在1947年10月，馬來亞總督（Governor-general） 就禁制蘇聯電影一事尋求英國倫敦政府殖民地部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意見時，曾將信件副本送交香港總督。[11] 不單馬來亞與香港政府視彼此為政治盟友，就連英帝國政府都曾考慮將這兩個英國殖民地合併為同一個電影審查管理行政單位。本書第四章會提到，1952年英國殖民地部曾指示新加坡、馬來亞聯合邦、北婆羅洲和香港合組為遠東區域審查委員會（Far East Regional Censorship Board）。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分別在1957年與1965年獨立之後，香港政府仍然不時參考這兩個國家的電影審查經驗。1970年，香港政府的審核委員會（Board of Review）考慮應否禁制美國電影《大冒險家》（The Adventurers）之時，就曾詢問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政府處理這部電影的方式。[12]
馬來亞與香港英殖官員互相參考彼此的管治經驗，令兩地社會情況顯得可以互相比較和借鏡。人類學家斯杜勒（Ann Laura Stoler）對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荷屬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今印尼）的研究，能讓我們了解更多殖民地官員的跨域比較觀點。斯杜勒認為，對荷屬東印度殖民地官員而言，跨域比較是具有管治策略意義的事務。這類比較往往可以證成某類政策，同時貶抑其他政策。殖民地官員曾針對何謂「可比較的脈絡」（comparable contexts）進行辯論，這意味官員其實明白他們所選用的比較方法會引致特定的政治效果。為達到其政治目的，官員進行跨域比較，即比較各地被管治的族群的時候，會隨意忽略或跨大各地的脈絡差異。[13] 在此背景下，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對英殖官員而言，為何香港與馬來亞的社會狀況可相提並論？在政策制訂過程中，英殖官員比較馬來亞與香港情況有何政治影響和含意？例如，英殖官員的這種比較如何形塑「華人」的定義乃至影響英殖在地管治方式？
這些問題我仍在進行相關研究，所以未能提供完整答案。但在此我想提出兩點：第一，某程度上，上述問題都在回應「華語語系」觀點──所謂「華語語系」觀點，意指對以中國大陸為中心、有霸權與大一統特質的「中國性」理解的批判。[14] 上述問題都在指明，於二十世紀當中，「中國性」如何能夠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理範圍外被確立與定義。第二，有見於從十九世紀末起，香港與星馬便被官員往來和管治經驗的交流等因素串連，若然我們棄用跨域視野，便將難以書寫完整的香港、馬來亞或新加坡歷史。故此，未來我們更應進一步將香港與星馬合併研究，以及檢視香港在東南亞歷史中的位置。
電影審查的政治問題
本書內容主要關於從1940年代末到1967年的官方電影政治審查，以及在1967年香港親共左派反殖抗爭「六七暴動」之後的電影道德審查。本導論想補充的是，於轉折當中，官方政治與道德審查的分野其實並不清晰。香港政府針對政治宣傳內容的電影政治審查，目的都是過濾任何香港官員認為會危害香港英殖管治的電影。大家會在第一與第二章看到，官方針對的多是親共與反共電影、其他國家所製的官方政治宣傳影片，以及描繪工人罷工的電影。這些電影通常是從外國進口，來源地包括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美國等。如第三與第四章所指，香港政府的電影道德審查則針對色情與暴力等情節。不過，香港政府也會出於政治動機而進行電影道德審查。香港官員曾認為，公映色情電影會對英殖管治不利。1972年，香港政府內部曾激烈辯論應如何處理大眾媒體中的色情、暴力與恐怖內容。當時有官員認為，香港政府應當放棄「自由放任政策」（lassiez-faire policies），理由是容忍色情電影會令共產勢力的政治文宣說法變得真實──「相較中國純潔的生活，資本主義社會顯得腐朽」。[15] 換言之，香港政府的電影道德審查也背負維持英殖管治和資本主義體系認受性的政治功能。
具體而言，本書梳理1945年到1978年的香港電影審查史，當中特別著重檢查員小組（Panel of Film Censors） 與審核委員會（Board of Review）的運作。我們會看到，就何謂合適公映的電影，香港官員與檢查員的取態建基於三點：第一，在英帝國與亞洲之內，香港的地緣政治戰略地位有何變化；第二，香港與世界各國對階級、種族、性別等問題的理解有何新發展；第三，香港民眾對電影審查政策有何反應。這三點都印證，香港政府電影審查政策並非一成不變，香港公眾的策略性抗爭運動亦能改變官方電影審查操作。
電影審查的重要環節，固然離不開刪剪電影內容、禁止電影上映，但需要注意的是，電影審查消極禁制的同時，其實也在積極創造新的文化觀念。例如按英國電影研究學者庫恩（Annette Kuhn）所指，二十世紀初，英國電影分級委員會一直禁止「政治宣傳電影」公映，變相是為這類電影貼上「非法電影」的政治標籤。[16] 如本書第一章所示，二戰後的香港電影審查，為「政治宣傳電影」一詞，賦予了扣連在地政治脈絡的獨特定義。第三與第四章也會顯示，香港政府的審核委員會成員爭論華人對色情與暴力電影情節的接受程度，其實也是在建構何謂華人道德標準的知識。
電影審查除官方審查之外，其另一種形態是自我審查。1972年6月，現代武俠電影鼻祖張徹導演曾向《德臣西報》（China Mail）批評電影審查，並指已「學會如何避免在電影審查中惹上麻煩」。[17] 《德臣西報》的報導，令香港政府審核委員會成員警覺社會中對電影審查政策的潛在不滿。是以報導刊登後兩天，助理民政司與張徹見面。張徹在會中表示，按過往電影審查經驗和根據他所屬邵氏電影公司給予他的提示，他一直將自己的電影作品「與現實保持距離」，避開香港社會陰暗面題材，不會以酒吧、賭博場所和毒窟為場景。[18] 諷刺的是，審查制度如此向電影界施壓，卻成為香港六七十年代武俠電影發展蓬勃、舉世知名的背景。本書所書寫的冷戰時期香港英殖政府的電影審查案例其實頗具獨特性。毗連中國的香港在冷戰中成為自由世界與共產陣營的一大意識形態戰場。因此，香港官員的
電影審查目標，主要在於保護香港的外交關係、令香港免受地緣政治波動影響。是以，香港官員以「政治中立」取態包裝香港政府電影審查政策。這種「政治中立」路線的一大特點，是香港政府配合自由世界反共之餘，也會同樣審查美國電影抨擊中國的內容，並不時在審查過程之中遷就中共觀點。這種電影審查操作的背後目的，是為了避免挑釁中共、使之侵略香港。從1960年代末開始，香港政府轉而更重視電影道德審查，但此時官員的管治思維仍然是試圖保持「中立」的表象。例如，官員拒絕在香港推行電影分級政策的理由之一，就是為免政府過份介入香港公眾私人生活。在此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媒體審查比書中所述的更為複雜。這可以透過兩點說明：第一，媒體審查的制訂與執行，可以取決於不同因素而展現不同形態，這些因素包括政府對特務與警察的監視與拘捕行動的倚重程度，以及民眾自我審查與抗爭的程度；[19] 第二，媒體審查是操控意識形態的一種有力手段。至於何謂「媒體」、如何構成「審查」，過去左翼思想家的論述已豐富了我們的想像。意大利左翼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曾經說過，統治者除了選擇「壓制」此一政治選項外，還可透過控制教育政策、與知識份子勾結，將某種意識形態灌輸給社會大眾。也有其他左翼哲學家認為，影響我們消費模式的市場力量，其實同樣是控制意識形態的一種方式。[20]
本書研究的香港電影審查史止於1978年，是因為於研究期間（2011–2012），當時香港政府檔案處仍未解封1979年後的相關檔案。到了今天， 1979年後有關香港電影審查的檔案多已被解封。從這些檔案，我們可以探究香港政府在1988年推出的香港電影分級制度、在1987年成立的香港淫褻物品審裁處等等議題。這些問題都是本書內容以外、屬香港電影審查史後傳的有趣環節。
歷史引人入勝之處，是它往往能夠以某種方式與當下產生對話與連結，香港電影審查史當然也不例外。2018年，香港淫褻物品審裁處將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作品《刺殺騎士團長》評為「不雅」，不但在香港本地社會引發極大爭議，甚至還得到國際媒體關注。[21] 這件事與香港電影審查史的重要關連是，香港淫褻物品審裁處的審查標準，其實是建基於二十世紀殖民時期中電影審查的常用概念。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香港政府在1987–1988年兩年內匆忙成立香港淫褻物品審裁處與推出電影分級制度，我們能夠如何將之比對1960–1970年代政府官員抗拒實行電影分級的取態作比較？說到底，回顧香港電影審查史，是閱讀香港管治前世今生的有趣切入方法。
注釋
[1] 《文匯報》，1965年9月10日。
[2] Jomo Kwame Sundaram, A Question of Class: Capital, the State and Uneven Development in Malay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vii–viii.
[3] Anthony Kirk-Greene, Britain’s Imperial Administrators, 1858-1966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2000), 10–3. 另見Robert Bickers, “Loose Ties that Bound: British Empire, Colonial Authority and Hong Kong,” 35–6, in Negotiating Autonomy in Greater China: Hong Kong and its Sovereign before and after 1997, ed. Ray Yep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3).
[4] 詳細資料，見Steve Tsang, Governing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Handover to China, 1862-1997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2007), 13–26.
[5] Victor Purcell, The Memoir of a Malayan Official (London: Cassell, 1965), 108.
[6] Rachel Leow, Taming Babel: Language in the Making of Malay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32.
[7] Purcell, The Memoir of a Malayan Official, 151.
[8] Leow, Taming Babel, 49.
[9] 引自Leow, Taming Babel, 50.
[10] Hong Kong Record Series (HKRS),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163-1-1159, Minutes of Meeting held at the Colonial Secretariat, Publicit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22 March 1950.
[11]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141/14370, Office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f Malaya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11 October 1947.
[12] HKRS 1101-2-13,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High Commissioners in Singapore and in Kuala Lumpur, 3 December 1970.
[13] Ann Laura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Reprint Edition with New Preface, xi.
[14]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and Shu-mei Shih,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PMLA 126 no. 3 (2011): 709–18. 另見Aihwa Ong, “On the Edge of Empires: Flexible Citizenship among Chinese in Diaspora,” positions 1 no. 3 (1993): 745–78; 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及Allen Chun,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ary 2 23 (1996): 111–38.
[15] HKRS 1101-2-14, G.R. Sneath, Solicitor General to D.C.C. Luddington, Secretary of Home Affairs, 14 March 1972.
[16] Annette Kuhn, Cinema, Censorship and Sexuality (Oxon: Routledge, 2016), Reprint Edition, 127.
[17] China Mail, 28 June 1972.
[18] HKRS 1101-2-14, Memo 54 b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Home Affairs, 3 July 1972.
[19] 見Robert Darnton, Censors at Work: How States Shaped Literatur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4).
[20] Matthew Bunn, “Reimagining Repression: New Censorship Theory and After,” History and Theory 54 (2015): 25–44.
[21] 例子見The Guardian, 25 July 2018和The Straits Times, 25 July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