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與人談起香港的文化政策，往往都只能提到陳雲《香港有文化》。梁寶山在編《不離地藝評》這書時，特意留有一個章節主論文化政策，畢竟何慶基曾任香港藝術中心總監，一直以自己的筆來介入政治和政策討論，故編這小輯的文章實有必要。
以往不少人以為藝評就是藝術品的評論，但何慶基則示範了藝評應該可以包含的範籌，除了個別藝術品或整體藝術風潮應該評論外，藝評人也應該花心力去評論藝術品和藝術風潮所生成的條件，亦即是文化—社會—經濟—政治學的討論。文化政策固然是該納入其中，但一直以來認真地討論文化政策的藝評人少之又少。
然而，一向是反官僚的何慶基到底會如何談文化政策呢？他在1987年〈談藝術政策〉一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政府官僚插手藝術，效果必差劣」，因為行政人員往往並非創作者，他們的思考只涉及運作是否暢順，念茲在茲的都是如何向上師交代，因而不願冒任何風除，插手的話只會令藝術變得平板和平庸。但若官僚不插手藝術，該如何談藝術政策呢？他接着談到政府當有的（間接）角色：提供場地，普及教育。這八個字雖然簡單，但三十年過去了，香港的文化政策不論是提供場地（且看西九文化區）和普及教育（且看改制後的中學藝術教育），都是搖擺不定，無甚遠見，確實是看到政府官僚一貫的保守色彩。
何慶基一直反對官僚化，他在1996年評論藝術發展局的文章時已是如此。其時評審工作壓得局內人透不過氣，他提議評審可交由組內專業人士組成評議會處理，而局則應該集中精力於政策發展和監察。他更進一步質疑「恆常性資助計劃」，認有七成資助金額用以支持幾個大團體，比例實在不合理地高。他這兩點的建議，到今天依然適用，藝發展到現在變成了是撥款機器，把龐大的資源資助大團體，其他較新和細的團體則需要在餅中之餅去爭取，變成只有利藝術行政發展，並不有利藝術創作本身。何慶基在文章最後提醒藝發展提防行政架構變得龐大而變得官僚化，他當天的憂慮，今天好像是一件件實現並延續地鞏固着。
那麼，何慶基又提出了甚麼的文化政策方向呢？在1997年撰寫討論文化發展的文，何慶基十分擔心文化事務中央集權地處理：
文化活動由政府集中管理控制，亦有令人擔心的地方，就是政府對文化藝術的影響力太大。再加上文康廣播局長的愛國宣言，令人擔心將文化事務由政府全盤控制，是成立中央文化宣傳局的第一步，以進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控制。即使政府沒此用心，將全港所有文化機構統一運作，必須要比市政局還要龐大的官僚架構去管理文化事務，成效如何不難想像。文化活動必須從官僚架構中拉出來，而不是歸入另一個更大的官僚架構。
他一來擔心成立文化局會變成是文化宣傳和意識形態控制的第一步，就算不是如此，中央集權處理亦有違他的小架構、反官僚的理念。如此，他倒建議未來的發展可以一反以往港英的傾斜精英文化的傾向，加強社區文化藝術活動，設立區域性的文化機構，在地區層面處理文化事務。
這建議當然到現在還沒有實現，但也可見其前瞻性。現在的社區文化藝術活動多數由區議會審議，場地和推廣的責任則落在社區會堂。只要你經過不同社區會堂，看看掛在道路兩旁的海報與橫額，就會發現區域性文化機構之重要，它應該更能貼近社區的文藝需要，為此度身訂造一套適合的區域文化政策。
區議會在過去一年變了天，但這年來不少區議會的新聞都讓人感到，人選是換了，但想法依然是老舊。執筆之際，正有網上新聞報導說，大埔民主黨區議會議員反對藝術家程展緯申請出席大埔區議會討論拾荒問題，原因是怕社區市民會因而接二連三來要求到區議會表達意見。本是吸納地區意見的機構，卻怕市民表達意見，諷刺之味撲面而來，實在叫我又再次回到何慶基，回到何慶基的反官僚取態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