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提到，詩人露伊絲．葛綠珂（Louise Glück）反覆以童年和家庭作為詩的主題，當中多涉及母女關係中的一些情感。正如之前說過，葛綠珂早年得過厭食症，這顯然為詩人帶來了不少創作靈感，也使一些評論家以此為切入點，試圖剖析屬於厭食症的飢餓美學，甚至是當中的女性主義思想。[1]例如，其重要詩作〈獻給飢餓〉（Dedication to Hunger）寫的是女性厭食症，詩作中提到的那雙正在縮小的乳房，使好些女性主義聯想到對身體上的第二性徵否定。[2]
可是，如之前說過，葛綠珂的詩學似乎並不如其文字上的淺白，往往需要多文本之間的對讀。而當進行對讀，會發現厭食症的主題其實是家庭和母女關係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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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葛綠珂早就明確說過，她透過讓自己飢餓而自我建構，從而達到不依賴和自我滿意的狀態。[3] 這跟女性主義評論的解釋方式似乎有所偏差。要是刻意去解讀的話，反而不禁讓人想到詩人為戰後猶太人的身份──在二戰歷史的角度看，透過讓自己飢餓而自我救贖，可能是基於某種民族情懷上的精神和肉體需要。
這種需要救贖的思想似乎也埋藏了在〈野鳶尾〉（The Wild Iris）的開首一句：「在我苦難的終點／有一扇門。」不過，這首詩的下一句是：「聽我把話說完：我記得／那就是人們稱為死亡的東西。」
剛好，〈獻給飢餓〉最後的一句為：「其中死亡不過是副產品。」使得兩首詩的共同主旨都是死亡：是對死亡的恐懼；同時是對瀕死經驗的渴望。
死亡是葛綠珂詩作恆久的題材，單看詩集《煉獄門》（Averno）似乎就可見死亡的地位。在得獎後，葛綠珂在眾多作品中特別提到了《煉獄門》，[4]這亦並非毫無道理。但問題是，死亡為何如此重要？由飢餓引申的死亡經驗為何如此令她着迷？這些問題可以從上篇主要分析過的《鐳》（Radium）找到一些線索，主要是詩人提到的母親，和她喜愛的古希臘神話。這都引領讀者慢慢走進詩人的「煉獄門」。
《煉獄門》當中兩首分別在詩集的頭尾的同名詩作〈遊蕩者波瑟芬妮〉（Persephone the Wanderer），講述了古希臘神話女神波瑟芬妮（Persephone）的故事。傳說一天她與其他仙女在探花，冥王黑帝斯（Hades）突然出面，將她誘拐到了冥界。母親狄蜜特（Demeter）在失去女兒後傷心欲絕，此後大地就失去了生機。其後得知事情的宙斯出面處理，終於在冥界找回了波瑟芬妮，並在黑帝斯的要求之下吃了四顆石榴籽，每年要回冥界四個月，成了冬天的由來。
不但是〈遊蕩者波瑟芬妮〉，《野鳶尾》（The Wild Iris）整本詩集的主題圍繞着眾神與花，而狄蜜特本來就是大地和豐收的女神，她給予大地生機，教授人類耕種，而波瑟芬妮也繼承了母親的一些特質，在她快樂大地的花朵就越綻放，越悲傷大地就越一片荒蕪。因此，《野鳶尾》說的其實同樣是波瑟芬妮和她母親狄蜜特的故事。[5]
在詩人的想像力之下，大地的生機便成了母女關係的隱喻，但同時是母女關係之間的愛和矛盾。至少，在〈遊蕩者波瑟芬妮〉，葛綠珂認為波瑟芬妮其實喜歡冥界，而且是渴望在死亡的領域遊蕩。
「三部分：就像靈魂是劃分開的，」第一首〈遊蕩者波瑟芬妮〉中有這樣的一段：「超我，自我，本我。同樣／已知世界的三層，／一種約線分割／天堂人間地獄。」葛綠珂把地獄比作了弗洛伊德所說的本我（id），而其後再補上一句：「人間漫天飛雪；寒風說／波瑟芬妮正在冥界做愛。」
這幾句使人想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解讀當中的含意。最粗淺的是，像弗洛伊德一樣，把本我連繫到性慾。但更深入的卻跟葛綠珂作為厭食症患者有關。
有研究指出，孩子的早期發展跟厭食症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根據好些說法，缺乏同情心或過度保護的母親令孩子無法實現自主性，使她們不能健康地建立對身體的自我覺察能力，久而久之，一些孩子會選擇以控制飲食，從過分飽腹或飢餓中重獲身體的獨立性。[6]
這說法不禁讓人想到了葛綠珂的〈褐色的圈〉（Brown Circle）。詩人第一段便是對母親直白的控訴：「我的母親想要知道／ 何解，我恨／家庭至此，／我還是去／建立一個。我不／回答我的母親。」其後隨着詩句的推陳，我們從中得知，母親對詩人的愛就像是把一個玻璃瓶蓋在一朵花上，讓太陽把周遭的草地曬出一個褐色的圈。這裡詩人又化身了作一朵花，就似是《野鳶尾》中的花朵，又或是《煉獄門》中波瑟芬妮和狄蜜特的關係與世間生機命脈的關連──這一切都在說明，詩人或許正是在過度保護的母親照顧下成長的。
只是，這種說法並不能說明女兒與兒子之間的差別。一個母親同時可以過份保護自己的兒子，但何以厭食症幾乎只出現在女性身上？
根據一些精神分析的研究，這是由於男女成長與他們對性別概念理解的發展有關。弗洛伊德在〈女性性慾〉（Female Sexuality）裡大談過伊底帕斯情結於男女成長上的不同，男孩的第一對象是母親，但女孩在發現自己的性徵跟男生有別前亦如是。因此女性便比男性多了一個轉化以父親過對象的過程。[7]
弗洛伊德的說法不一定準確，但其中一點他有所自覺，卻沒有再進一步研究的，是他能直覺地看到，母親對小孩成長的影響性經常被忽略。其後一些心理學家認為，母親很多時候把女兒視作自己的延伸，她們有時候透過女兒獲得一些自我滿意的需要，同時又把自我的願景投射到她們身上，結果通常是更嚴厲的管教和控制。[8] 也像第一首〈遊蕩者波瑟芬妮〉的一句：「她是一個囚犯因為她是一個女兒。」
葛綠珂就曾經在文章〈死亡與缺席〉（Death and Absence）說過，她的厭食症跟姊姊的死有關。[9] 在詩人的世界，失去自己所愛的人成為了一道不能磨滅的陰影，不但是姊姊，還有父親 ── 《亞拉拉聖山》（Ararat）便是對姊姊和父親的愛的結集。[10] 在親眼看着父親的身軀於長島的猶太公墓入土為安，她詩中對死亡和地下世界的描述便更顯得有符號的意義；這都反映了在她《沼澤地上的房子》（The House on Marshland）。[11]
也就是，葛綠珂對死亡的渴望其實源於她對逝者的愛，而對父親的愛更是符合了弗洛伊德所說的伊底帕斯情結（後來有人會用「伊萊克特拉情結」特指戀父）。這似乎都體顯於詩人的「波瑟芬妮正在冥界做愛」。
「三部分：就像靈魂是劃分開的，／超我，自我，本我。同樣／已知世界的三層，／一種約線分割／天堂人間地獄。」因此，波瑟芬妮的母親就代表了天堂上的超我，時刻要女兒成為自己最完美的化身，使她自覺是一名囚犯。而葛綠珂本人則代表了人間的自我，試圖在自身的限制之下，以文字表達心中的感受。但她會渴望於地獄裡本我的昭示。
本我都藏在人類的無意識當中。瑞典學院稱葛綠珂以「毋庸置疑的詩意之聲，以樸素之美讓個體性存在成為遍存」獲獎，這不但是說她的詩作雖然是個人性質但卻能引起大眾共鳴，還關於其中遍存意識的特質。所謂遍存性的存在是一種集體的無意識，詩人用家庭的關係，連繫到由古至今人類對生死的理解和敘述方式，無疑是一種通透的洞察。得獎與否，這都給予了我們讀她詩作的理由。
注釋
[1] 例如：Lisa Sewell, ““In the End, the One Who has Nothing Wins”: Louise Glück and the Poetics of Anorexia,”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Theory, 17 (2006).
[2]ibid, p. 49-50.
[3] Louise Glück, Proofs & Theories: Essays on Poetry (Ecco; Illustrated Edition, 1995), p. 11.
[4] Nobel Prize, Louise Glück: “It’s too new … it’s too early he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FIFQR56TyQ
[5] Daniel Morris, “Errand in the Spiritual Wilderness: The Wild Iris as Contemporary Prayer Sequence,” 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 A Thematic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6), p. 198.
[6] 參見Hilde Bruch, Eating Disorders: Obesity, Anorexia Nervosa and the Person Withi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7] Sigmund Freud, “Female Sexuality,” The Stan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London: Hogarth Press, 1961), pp. 23-25.
[8] 參考Hilary J. Beattie, “Eating Disorders and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Vol. 7, No. 4, (1988).
[9] Louise Glück, Proofs & Theories: Essays on Poetry (Ecco; Illustrated Edition, 1995).
[10] 參見Daniel Morris, 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 A Thematic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6), p. 12.；另參考此書的第一章：“Poems Are Autobiography”: Toward Imagining a Postconfessionalist’s Biography.
[11] Ibid. p.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