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年代寫作的文化人，是無法迴避九七的議題的。何慶基也沒有例外，而編輯亦把他在九七前後的作品整輯成「一九九七，文化政治」一章。對比起藝術作品中的九七意涵，何慶基在其時更為關心的，反而是硬實的文化公共政策的問題。這取態，確是與當年一眾埋頭於文化詮釋和文化研究的文化人有所不同。
談到九七，說到九七的文化政治，我們慣性會想到阿巴斯（Ackbar Abbas）的重要的作品《香港：文化與消失的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書中談到的消失（disappearance）、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和已逝／錯失感（déjà disparu）等概念，我們都耳熟能詳，並看到後續不少人拿它們來引申和接續，以討論香港的文化。
不過，在書中這輯的文章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消失中的香港，不是甚麼在消逝中才現身的視點，而是很實在地回應香港（文化）前途的問題。例如討論在立法局爭取文化界團體議席之問題、思考「香港藝術缺乏政治藝術的語言」之情況、批評藝術發展局在主權移交前不當的沉默、聲明公共文化機構的定位與立場等，見到的不是阿巴斯那種千迴百轉的沉溺，而是向前推進的堅實動力。
不是說何慶基看不到九七將臨時的危機感，而是說他在面對這危機感時所作的反應，並非走阿巴斯的路線。像〈文化界的危機感〉一文，實在地表明當時藝文界的普遍焦慮。他在文中提出藝文界的擔憂，像「電影中以傷害鄰國關係為藉口的刪禁條例」；展覽申請牌照事宜上只要有關部門稍作拖延，便能令展覽不能舉辦；建制可在資源分配上作調節，以削弱某類型藝術發展……。這些1992年的前見到現在已成現實，已是藝文界每天都要面對的實況。
我們可以說當年的何慶基過份樂觀，倡議政權感填補政策漏洞，促請攻府訂立「尊重多元發展的長遠文化政策」，這在現在看來不過天方夜譚。然而，由此我們亦可以看見阿巴斯消失中的香港所看不到的另外一面︰九七的文化政治同時關乎倡議、促請和抗爭。在此，何慶基不再是一名藝評人而已，他以藝評的實踐來搞社會運動。
阿巴斯那種回天乏術之感恰可與何慶基的前進動力交叉對比，形成對照。不是說哪一種比另一種更精確、更貼地，而是我們在讀何慶基的作品時，發現九七前後另一種文化動力，並不是「逆向幻覺」的那種，而是從香港藝術歷史中尋找社會性、政治性藝術的傳統，以此來尋找以藝術抗爭甚至改變社會的可能性，以此他才會有以下這種似乎天真的樂觀（又或這是當時普遍的主權移交徵候？）︰
從社會、政治角度來看，九七過渡隱藏不穩定的不安和憂慮。但從文化角度來看，它卻充滿新的命題和可能性──回歸過程中藝術工作者面對本地文化身份的定位，以及當它成為中國大文化一部份後，香港文化與國內文化的關係等，肯定會產生一定衝擊。特別是當這過客、難民文化逐步消滅時，這個新的文化局面，將提供不少藝術創作的新可能性。究竟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在九七後如何在文化上自我定位？ 如何在現代中國文化上扮演有意義而獨特的角色，將是個有趣的考驗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