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慶基在《不離地藝評》之序言中，開宗明義地說他的藝評「不畀面」，並會結合分析作品形式和信息，找出作品更深層的文化、社會和政治意義。這種取態並非當下回想當年，事實上，他在八十年代已直言不諱地說明這點。他在1986年的文章中曾提到：
在香港少得可憐的藝術評論中（當然不包括鱔稿），所使用的評論方法，大都是「形式主義」（Formalism），單是分析藝術元素如線條、筆觸、構圖的使用、關係及效果，分析層面停留在技巧性方面。但藝術是否只是關於視覺元素那麼簡單？ 優秀的藝術品，包含藝術家對個人及社會的經驗，反映出社會經濟及權力架構，更可能顯示出藝術家對眼前狀況的評語。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着力說明，單是形式主義或停留在技巧層面的分析，並不能析出藝術品更深層的意義。線條、筆觸、構圖等元素是重要，但當鐘擺只擺向一邊時，談論「社會經濟及權力架構」的評論就更是彌足珍貴了。
何慶基在八十年代以此立腳點出發，既評形式，亦評社會架構。從書中第一輯「去舊迎新．藝評介入」所選的文章，我們就能看到他的評論角度和關切點，像〈一噸重反環保雕塑過關 反映區局政策漏洞重重〉一文。單看文題，文章像是一般報導，但在平實的題目之下，卻是何慶基對公共藝術和當年的區域市政局之鞭撻。
文章評論的是沙田新城市廣場和大會堂外的一件公共雕塑，名為《保護地球》。我住沙田多年，經過這件雕塑無數次，卻不曾知道這雕塑的名目，也不知道它放在那裡的來龍去脈。何慶基先把事件還原，再從形式和藝術政策角度兼論作品，既說作品以鋼製成，冰冷感「與環保運動所引發的人性化温暖感背道而馳」，又說當年區局文化康樂事務委員會主席鄧佩達的回應為「食得唔好嘥」論，在公共決策上堪稱兒戲和馬虎。
另一篇見諸他出入形式和權力架構的評論文章是1989年寫的〈談民主女「神」〉。八九年發生甚麼事眾所周知，而當年的民主女神像在政治上有何意義也不須贅言。何慶基卻先從神像的歐洲歷史脈絡言起，然後觸及立在北京的民主女神像之「藝術語言」（作者語）──粗糙、刀痕、左右腳的姿態、身軀形狀、頭髮造型等，說明當時創作者如何想像「民主」這個還未落實的觀念，以此證明「政治性的藝術品，受外在情況和時機的影響，多於由其內在使用的象徵和形式決定」，拉闊對藝術／藝術品的定義。
何慶基的犀利言辭，多年來不減反增，有留意他近年在《立場新聞》上的評論之讀者應該有所體會。像回應M+不收藏「反送中」視覺文化產品的〈M+的廢話〉、批評藝術家高志活為反送中運動製造紀念柱的文章〈高志活，不要紀念柱了，謝謝！〉，均看見他在三十多年間貫徹的評論取態，看見他如何着力地把藝術評論納入到公共討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