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維利在《兵法》第三卷，借對話者之一的法布里其奧說了一席話：「你必須知道……大砲，尤其是放在馬車上的大砲，不能置於軍隊輜重中間，因為它們移動時（砲口）是在砲擊目標的對面。」如果這番話被人談及，那並不是因為大家都讀馬基維利的《兵法》，相反，那是因為大家從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的《馬基維利與我們》開卷一頁裡，讀到阿爾都塞引用馬基維利的這句話。事實上，我較少聽過讀哲學的朋友討論馬基維利，人們大多認為，馬基維利如果有一套哲學或政治哲學的話，那必然是建基於實踐或現實中的政治操作。另外，很多聲稱自由主義者或擁抱民主的朋友，一提到馬基維利這個名字時，會不期然的嗤之以鼻。而這位《君主論》的作者，在書中甚至乾脆以il principe（統治者）這個詞語，直接稱呼他的探討對象。
讀阿爾都塞該部著作時，我不禁心生疑惑：為何作者要特意從馬基維利的《兵法》中引用一段與軍事技術相關的話語呢﹖我想，砲口方向意味着對於「鬥爭對象」的確認，如果政治是一門進行鬥爭的技藝，那麼政治砲口的方向就至關重要，是比理論展述更為核心的問題。其實，每個共產黨或馬列主義政黨組織，在開創他們的黨國工程時，往往會遇到類似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這類開創性領袖不是知識份子、文人或專業理論家（如列寧），就是處於文人與土匪之間的角色（如毛澤東、波爾布特），越能在不同鬥爭中掌握理論資源與行動主導權，就越能保持在黨國內的地位。革命家在歷史過程中會遇上不同的躍進時刻，他必須無情的、讓千萬人肝腦塗地的跨過這些時刻，否則不單身敗名裂，亦會令革命事業一蹶不振。
不是每位領袖人物能擔任這類波拿巴式的角色，革命事業必然需要犧牲無數武裝領袖，也會犧牲重要的理論家，這些犧牲的理論家就成為被黨內一致封聖的理論烈士，例如被墨索里尼政府囚禁至死的意共創始人葛蘭西，他與匈牙利共黨理論家盧卡奇的遭遇截然不同。中共早期的黨政領導人瞿秋白，本應享有像他們一樣的地位，可是早在瑞金蘇區建立政權的時期，他就在黨內被批判而失勢。瞿被捕殺後，在中共黨內鬥爭中，瞿秋白的角色一直乏人問津，甚至由於毛澤東思想在中共的地位，人們又僅只把瞿秋白視為一個啟蒙時期的文人暨中共早期領導人物。
當然﹐瞿秋白的思想遠比我們所想的複雜得多，一直以來，不少國內學者曾著文展述其理論深度，尤其是將他的「領袖權」與意共創始人葛蘭西提出的「文化霸權」（hegemony）在涵義上作比較，以及瞿秋白為共黨構思以爭取無產階級為目的的文藝理論。這群學者中以劉康為代表人物，他早於1995年發表了一篇名為〈瞿秋白與葛蘭西：未相會的戰友〉的文章，將瞿秋白的思想軌跡與葛蘭西的交疊起來。在該篇文章中，劉康也提到賽義德（Edward Said，或譯薩依德）一篇討論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盧卡奇（György Lukács）的文章《理論的旅行》，賽義德該篇文章以盧卡奇在法國旅行邂逅流亡法國學者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的軼事，如何令盧卡奇那些在刀光血影中形成的革命理論「降格」成為戈德曼的文學理論。「理論的旅行」也可以用來理解共產黨革命在非西方國家的傳播，尤其是在東亞地區，那些以列寧主義為宗的革命領導人，當中比瞿秋白更有名的例子是胡志明。
中大學者張歷君最近把討論這一課題的學術文章結集成《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這樣一本書，儘管他的探討其實只是劉康早年研究成果的延伸，仍能令人眼前一亮。劉康和張歷君都提及到葛蘭西與瞿秋白明瞭共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爭奪領袖權的重要性，與及葛蘭西與瞿秋白二人都不約而同地思考了知識份子與列寧式菁英政黨的關係。葛蘭西把知識份子分為傳統（如教會、學者、教師等）和有機（指現代社會的知識人）兩類，認為後者將能幫助共黨在文化霸權的鬥爭中奪取主導權。葛蘭西和瞿秋白看出共產革命的主導角色並不在於工人階級，所以並沒有討論當時意大利或中國工人階級的社會狀況，反而更強調知識份子的角色。
劉康將瞿秋白與葛蘭西在開展列寧主義理論的貢獻上作對比，而張歷君則加入民初文人對柏格森生命哲學的沉迷，把瞿秋白那段或許不為正統黨史學者重視的早期思想階段置於日光下。在西方世界，柏格森一反西方近代的機械式科學觀，提出「生之衝動」（élan vital）這一概念，這種「活力論」（vitalistic）科學哲學主張影響了當時西方文學、哲學等領域，柏格森的活力論哲學也影響了崇拜工團運動總罷工的法國政治記者索列爾（Georges Sorel），索列爾又影響了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創始者墨索里尼，但柏格森哲學也影響了葛蘭西和本書主角瞿秋白。事實上，柏格森哲學更應該被視為一種科學研究前設的逆轉，附帶對社會科學或社會思潮的衝擊。
把瞿秋白的思想軌跡視為共黨胚胎時期的思想脈絡是饒有意義的。他和很多同時代的社會主義者如陳獨秀或李大釗一樣，曾對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和「生命哲學」擊節讚賞。瞿秋白的遠房叔父瞿世英是民國初年的哲學家，亦早就接觸柏格森生命哲學，並試圖將之與佛教唯識宗思想融合，令瞿秋白與其他五四早期知識份子一樣，其思想版圖一開始就很駁雜，夾雜着瞿世英的唯心論和張太雷的唯物論思想。如前所述，瞿秋白並非唯一曾經歷過類近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東方思想衝擊的文人，大家都從嚴復那粗疏的譯作中受了影響，但張歷君提供了很多瞿秋白早年與新唯識宗思想交會的痕跡。瞿秋白幼年時曾經剃度，而瞿世英和他對原始佛教或大乘經典中「愛」的重新解讀，與柏格森的「生之衝動」那種生生不息的特質很相近，兩者共通點為對「恒變」或「生成」（becoming）之流的關注。
而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與達爾文進化論最大的歧異，在於柏格森認為進化是一連綿無盡的漸進或生成過程，而達爾文認為進化過程中有一些關鍵性的突變。從蘇聯到日後的其他共產國家，基於突變論及其反神學觀點，都未嘗反對過達爾文的進化論。然而柏格森的活力論哲學前設，定必與蘇聯官方的機械論科學觀點相悖。共產主義式的社會學，要求「有機知識份子」（套用葛蘭西的說法）成為革命的工具，故而他們不應該有自主意識，柏格森雖然主張生成之流而不是主體意識決定發展，但與這種歷史唯物觀的視域亦有天壤之別。如果這種思想的駁雜存在於葛蘭西的論述中，那麼瞿秋白的思想駁雜諒必比葛蘭西更嚴重，而思想上的駁雜也反映出既脫離又離不開傳統的民初知識份子，在思想歷程中的無垠處境。
即便如此，如果張歷君沒有闡述瞿秋白生平的坎坷，以及他在蘇俄目睹的社會慘狀（可見於瞿的《赤都心史》），也不可能解釋他如何從早年思想到接受共黨專政的無情鬥爭，這一切，都與列寧著作及蘇俄革命現狀對他產生的衝擊有關。如果要追溯瞿秋白整個思想歷程的起點，讀者可以在瞿的《餓鄉紀程》裡，找到談及母親之死，以及其母亡故後的家庭敗落的段落，從中找到線索。這也是一個士大夫家庭的沒落，張歷君拿這篇文章與瞿為魯迅寫的〈《魯迅雜感集》序言〉作對比，看出瞿對於傳統士大夫家庭在面對現代轉變時的窘境。瞿之所以為魯迅寫了17,000字的序言，也許是由於他察覺到魯迅與他一樣出身於敗落的士大夫家庭。〈序言〉把魯迅比擬為建立古羅馬城兩兄弟中的萊謨斯（Remus），而不是把萊謨斯殺死的兄弟羅謨魯斯（Romulus）。這當中整個隱喻就是，中國傳統社會就像是阿爾霸．龍迦（Alba Longa）公主萊亞．西爾維亞（Rhea Silvia），被酷似羅馬戰神瑪爾斯（Mars）的西方帝國主義強姦，生出了私生兒：現代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可惜，在這個動盪的世紀中，魯迅和瞿秋白注定能成為萊謨斯，即使被狼哺育，自視為狼族的成員，卻不免死於兄弟之手。魯迅和瞿秋白啟導共產革命，卻不能享受革命的果實，而是過早地死於亂世，無法預見革命君主毛澤東與他的黨人締造的恐怖專政。像瞿秋白這種處於新舊交替當中的知識份子，和葛蘭西（他也把自己視為傳統知識份子）一樣無法預見新社會的面貌，他們是注定做不成羅謨魯斯，在瞿秋白的比喻中，那些新崛起的資產階級就是中國羅謨魯斯。這當然也只是一種短暫的崛起，因為最後自稱代表中國人民、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就是後來的中共政權執政者，他們整肅了傳統的和有機的知識份子，成為中國社會的「代表」。瞿秋白後來在共產黨內的經歷，尤其是黨內對他與所謂托派份子過從甚密的指控，讓他徹底地心灰意冷，最後在剿共時期，中共最終決定籍「長征」以迴避國民黨軍隊主力，當時黨內主要執政成員之一的博古（秦邦憲）拒絕讓羸弱多病的文人瞿秋白一同長征，要求他留在江西蘇區打遊擊，當然最後瞿被國民黨軍隊逮捕。看守他的正是昔日學生顧祝同，後者轉達了蔣介石以擔任俄語翻譯為勸降的條件，然而瞿秋白寧取為共產主義而死之名，也不投降國民政府，瞿秋白一生就此劃上句號。
這變相也可以說是一種自殺，也可以說是共產國際嫡系的王明、博古等人，對他作出的政治謀殺。如果以此作為符合本書主題的「事件」來看，頗值得大書特書；或者瞿秋白早已覺得生無可戀，現實的打擊並沒有令他變得更無情，而是因為活在理念和現實之間而令敏感的心靈更飽受煎熬，蔣介石政府的行刑隊只是一種仁慈的解脫。
關於自殺，張歷君借用齊澤克《有人說過極權主義嗎﹖》其中一章〈當政黨自殺時〉引用斯大林審判布哈林的對答，與瞿秋白的自殺衝動作對比。在蘇聯歷史中，布哈林雖是老布爾什維克，但無法習慣清黨工作，加上驚聞詩人馬雅可夫斯基自殺，及後也開始想自殺了之。日後布哈林被斯大林誣衊為外國間諜，以及意圖殺害列寧、斯大林等人的主使者，布哈林答辯時堅持說自己沒有自殺，因為那破壞了黨的形象。張歷君說斯大林把布哈林等人的「主體性」「完全否定了」，然而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念裡，是沒有個體性這回事的。革命家的事業就是為革命而犧牲，不管革命黨是處於匪寇抑或黨國的階段：布哈林等人的犧牲造就了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事業，瞿秋白的死或許拖延了國民政府追擊中共紅軍主力的步伐，但肯定省卻了為照顧瞿秋白而耗費的人力物力。一個左竄右跳的土匪式革命黨，實在付不起成本供養一位無兵無派、亦因此無權無勢的理論家暨前黨內高層幹部。當然，瞿秋白也知道這一點，也顧念到自己在黨內的千秋名聲，故此他並沒有學陳獨秀變成一名托派份子，而是透過死亡體現他在黨內最後的剩餘價值。
蓋棺而論，也許我們應該回到萊謨斯與羅謨魯斯關係的比喻，以評價黨內鬥爭的本質。現實主義者馬基維利在《論李維羅馬史》第一卷第十九章也討論過羅謨魯斯，他認為，正因為羅馬正處於萌芽階段，需要一個強人領袖，所以羅謨魯斯成為唯一政治強人是一種政體開創者的美德。列寧式共產黨本來就推崇透過鬥爭汰弱留強，縱觀蘇聯歷史，最終能夠繼承列寧大位者，並非理論家和紅軍統帥托洛茨基，亦非在中央政治局主管國際工作的季諾維也夫，更非黨內理論大師布哈林，而是主管黨務的斯大林。當然，根據葛蘭西或者瞿秋白服膺唯物主義的看法，他們自然會視斯大林或毛澤東為實現革命意志的工具而非歷史主體，而革命必須透過千萬人肝腦塗來實現人類社會的躍進。然而個人的意願、慾望與情感因素與他的社會工具性永恒處於衝突之中，與其說這是共黨專政永遠無法超克的問題，不如說這是列寧政黨設定下的黨國化人類社會本質。瞿秋白只是更早面對這種矛盾，並且無法超克而已。其實，黨內鬥爭就好比某派人物成功透過「黨性」面具，以「人性」陰暗面（無論是文人的人道主義，抑或地方官員的經濟動機）指控敵對派系的人；然而這種鬥爭，卻是黨國體制的本質。故此，黨內鬥爭不啻是某派人物成功帶上了「黨性」人格面具，將無法脫離「人性」人格（無論是文人的人道主義，地方官員的經濟動機，抑或專業人員的專業倫理觀）的對手扳倒，而這種鬥爭就是黨國體制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