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秋．庫斯克（Rachel Cusk）的最新小說《第二處》（Second Place）被提名2021年度英國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的長名單，即使它最後並沒有入選短名單，筆者認這仍是一部值得一讀的著作。就像是石黑一雄的新作《克拉拉與太陽》（Klara and the Sun）同樣在名單之中，筆者認為，單論小說本身，它應該是更勝名單上的其他小說，但考慮到石黑一雄早已得過布克獎，同時又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其提名大概只具公開表揚的象徵意義。[1]
庫斯克所寫的小說幾乎在圍繞着婚姻這個主題。在2012年，她寫下了離婚的回憶錄，《其後：論婚姻與分離》（Aftermath: On Marriage and Separation），其後又寫了被《紐約客》（The New Yorker）評為自傳小說《大綱三部曲》（The Outline Trilogy）[2]《第二處》也不例外。它是一部關於婚姻關係的小說。
敘事者M處於第二段婚姻之中，而她對關係似乎有幾乎有歇斯底里的見解。比如說，在小說展開時，她就有介事煞地說：
當人們年輕時結婚，杰弗斯，一切都從他們年輕的共同根源中萌發，無法分辨彼此的部分。〔…〕但當你選擇遲婚，它將更像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東西的相遇，是一種碰撞，就像整塊大陸在地質時間相互碰撞融合，留下巨大的山脈接縫作為他們融合的證據。
不同的是，這部小說講的是一段相對美滿的婚姻生活，但庫斯克又卻要我們想像，在風平浪靜的關係背後，常藏着暗湧。小說是對藝術價值﹑個人成就﹑性別﹑自由等議題的探討。這幾個議題會讓筆者想到法國社會學﹑哲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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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處》的敘事筆調看似圍繞着一個中年女性的日常生活，但在故事的開首，敘事者卻講了一個之前她在火車上的遭遇：遇見魔鬼。當時她人在巴黎，剛拜訪了一家畫廊，此後思緒便頓足在那些畫作之中，無法自拔。在其後的十多年裏，她時不時就會想起那些作品的創作者L。因為，她在畫中看見了自己的身影。
遇見魔鬼的一幕，或許會讓讀者想到俄國作家，布爾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的《大師和瑪格麗特》（The Master and Margarita）。魔鬼在這裏有對命運的指涉意義。《第二處》的敘事者與魔鬼相遇，隨後引發了她追求自由的渴望 ── 實情是，平淡的婚姻﹑帶孩子的生活讓她感到乏味。
小說真正展開於M遇見魔鬼的十年後，這時她正於第二段婚姻之中，女兒亦已經長大成人，漸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她與丈夫托尼（Tony）兩人住在一處他們稱之為沼澤地的地方，在主屋的不遠處另外建了一個叫位「第二處」（second place）的地方，供不同的畫家進駐。一天，M突然想起可以透過一位中間人聯絡L，便寫了第一封給這位畫家的信：她想要邀請L進駐這裏，畫下沼澤地。
可是，隨着故事的推展，整個計劃因多種突如其來的變故，開始走向不如當初想像的模樣。首先是，M的女兒賈絲汀（Justine）和男友庫爾特（Kurt）因工作上的失利，決定搬到沼澤地跟家人同住；其後是，L並非獨身前來，在M打開大門的一刻，她看到了一位年青貌美的女士布蕾塔（Brett）。
或許，從畫家L到來的一刻，M就知道事情不在她掌握之中。她最初不喜歡年輕的布蕾塔，不喜歡她跟自己女兒相處的方式。後來她又覺得畫家忘恩負義，即使從某個角度看，是她先邀請他的到訪。實情是，M認為自己看清了畫家的真面目，一切美好的想像亦隨之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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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處》先以敘事者遇見魔鬼作為引旨，其後這隻「魔鬼」在小說裏消失了好一段時間，到了中後期，「魔鬼」這名字再次出現，但這次，M認為L就是魔鬼。然而，真正的魔鬼其實不是畫家，而是她自己的心魔，一種對自由的理解和渴望。
「最起碼我清楚知道，自由是甚麼，以及我如何獲得它。」在小說展開之時M這樣說：「我最初以為這僅僅是解開鈕扣，是一種釋放；但實情就如人所共知，它是努力不懈地對抗創造法則，和對其掌握所產生的紅利。鋼琴演奏家那訓練有素的手指，比音樂愛好者被奴役的心更自由。」
她認為，藝術有通達更高層次的東西的意味，藝術家有一種其他人沒有的自由，她在別人的畫作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但畫中人形同囚禁於別人的世界；她想要像畫家L一樣，成為真正自由自在﹑創造世界的人，因為「藝術家可以按照自己意圖，在自身之外創造出完美復製品。至於剩下來的我們，無論如何幻想得天花龍鳳，創造的就只是一團糟，或木訥無望的東西。」
但隨着劇情推展，M發現這種藝術家的自由並不真的只跟藝術相關；實情是，只要她一天還是女性，她就得不斷糾結於這種看似高高在上的自由：她不能像L一樣，到了中年還是活得毫無拘束﹑名利相收，身邊可以有年輕的美女相伴。當一天L要M坐下來為他的畫作擺姿勢，M便赫然發現，她是被限制自由的那位。「不以女人的身體出生首先就是一種幸運。」她這樣說，強調了「首先」（in the first place），相對於小說的名字「第二處」（second place）── 這渡假小屋從來都只能是「第二處」，永不可能取代一個人出生時就命定的「第一處」。
又或許說，她其實早在L到探前就苦澀地說過，世上有一種屬於男性的自由的光環。這裏光環就像是一個場域，她想要擠身其中，卻發現一切都源於社會對性別上的預設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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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處》看似強調了一種對比：個人相對社會﹑行動相對結構﹑自由相對必然性，是一種傳統社會學常會作出這類對比。這正是小說所關注的。
根據一種主觀主義，人是生而自由的，或像沙特（Jean-Paul Sartre）說：「人是被判處自由的。」[3] 但在另一方面，像人類學家李維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所提出的客觀主義（結構主義），社會的結構象徵了一種必然性，這必然性就像是物理定律，限制了個體的自由。小說主角M的掙扎，正正在於這兩種主義之間看似的相立。然而，自由一定跟社會﹑結構和必然性相對立嗎？
社會學家布迪厄從一開始就反對這種對立。[4] 他認為，個體的舉止（habitus）是人在特定語境下的產物，所謂自由也是根據不同語境而言的。[5] M的掙扎在於她要周旋於兩個場域之間，這使得她感到身為女性的不自由。
有研究布迪厄實踐理論的女性主義學者提出，現代女性於社會的行動跟男性並不盡相同。根據波迪堯的實踐理論，於不同社會結構成長的人具有不同的行動方式，於這個意義上，這在一定程度上涵蘊女男的分別：因着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她們公共跟私人生活的變得同樣重要 ── 在一方面，她們在學校跟職場上跟男性競爭；在另一方面，她們常被要求持家有道。結果，女性追求於兩者間的平衡，或兩者的至善狀態。[6]
事實上，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很多還包括對藝術的論述。在一方面，M想要成為一個自由的藝術家，卻因為自身女性的身分受到不少挫折，但到最後這個所謂藝術所帶來的自由又是甚麼呢？畫家L真的要有自由嗎？相信這亦是作者和布迪厄否定的東西。
布迪厄在《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提出過藝術與意識形態的關係。所謂藝術的品味，其實離不開意識形態，而在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藝術界，他們提倡自由，這其實都跟冷戰時所確立的一種意識形態有關。CIA因政治考量，資助了不少像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這樣畫風自由奔放的藝術家，目的只是想要蘇聯看到一種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而說到資本主義社會，布迪厄在《文化生產的場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提到了藝術品買賣的本質：它既是商品，同時是具意識形態意味的象徵性物品。
在這個大圖像之下，畫家L即是看起來很成功，但一切商業上的成功可能跟所謂崇高的藝術沒有多少關係（當然，你可以說這就是藝術的本質）。當M意識到這點，她便不再沉浸於自己的幻想之中。
注釋
[1] 石黑一雄的新作不容錯過，讀者可參考亞牠於微批的〈《克拉拉與太陽》：機械人結構主義的神話〉。
[2] Elaine Blair, “All Told: Rachel Cusk’s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s,” The New Yorker, Jan 5, 2015,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5/01/05/told-2.
[3] Jean-Paul Sartre,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in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to Sartre, ed. Walter Kaufman (New York: Meridi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9)，p.11-51.
[4] Pierre Bourdieu, “Introduction,” in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 John B. Thomp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 11; Richard Jenkins “Practice, habitus and field,” in Pierre Bourdieu (Key Sociologists) (London: Routedge, 1992), p. 40.
[5]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95.
[6] Roslyn Arlin Mickelon, “Gender, Bourdieu, and the Anomaly of Women’s Achievement Redux,”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76, no. 4 (Octorber 2003), p. 373; Lisa Adkins, “Reflexivity: Freedom or Habit of Gender?”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20 (6), (December 2003), pp. 2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