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是依賴定義來嘗試掌握概念，definition的詞源可以追溯到拉丁語definio，前綴de-有「加強」的意思，而finio是「限制、邊界」，合起來即「劃定邊界」的意思。邊界不僅幫助我們錨定概念，明確的邊界在地圖上，亦劃定了主權國家的管轄範圍。然而，與其說邊界是一條無闊度的線，不如說是由許多點造成的模糊概念。政治人類學家威爾遜（Thomas W. Wilson）與唐南（Hastings Donnan）將邊界定義為「在寬度上多變，既可以跨越邊界也可以遠離邊界，民眾與民族和國家的關係可以經由協商而具有多種行為和內涵的區域」。雖然我們早已習慣以明確疆界去想像國家主權伸張的範圍，但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民族─國家與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中指出frontiers蘊含着frontiers與borders兩種意思，前者指一個國家核心向外拓殖的偏遠地帶；後者指用以分割或連接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地理上界線。他認為，這兩個詞代表着兩種國界邊緣（border margins）的形態，為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產物，而明確的邊界正是民族國家出現後的產物。
邊界研究學者梅扎德拉（Sandro Mezzadra）和尼爾森（Brett Neilson）則主張，邊界不僅僅是副產品，而是擁有着自己的生產力，在構建世界中發揮戰略作用。我們身近正好有着南海爭議的例子，這片接壤多個東南亞國家的水域，是地緣政治爭端上演的舞台，除了海底天然資源，海域邊界本身或許就是國家間一直覬覦的重要資源。
人工島作為生產邊界的方法
自一九八二年出台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將公海的定義重新釐定，原來定義的公海面積大大縮小，觸發出這場「藍色圈地運動」，給予各國生產出比以往離岸更遠的邊界的機會。人工島成為一種方法，國家透過在海洋中生產陸地，以便圈出更大的領海，土地既是生產資料亦是生產物。島嶼建設亦成為新一輪軍備競賽，提醒了我們海洋問題有時遠遠超出濕漉的範圍。
海蝕與填海活動，一直重塑着島嶼、海岸，以及當中的社會關係。亞洲擁有悠久的挖掘與填海歷史，中國早在五世紀就開掘人工水道，日本在德川時代就已經在江戶（現時東京一帶）大規模填海造陸。然而隨着海洋科技的發展，人類進一步開發海洋空間，卻引發出新的海洋劃界與海權爭議。
中國在南海展開被稱為「沙長城」的人工島建設，目的是打造海洋戰略部署，透過建立對這些島嶼的主權，進而把附近水域劃為己有。二〇一六年，國際仲裁庭駁回中國的「九段線」主張，並裁定「沒有任何一個南海島礁」可擁有12海里領海，意味着否定南海所有島礁的「島嶼」（islands）屬性，只視它們為「岩礁」（rocks），不合資格擁有200海里專屬經濟區。
一個「成功」的人工島，總是不希望人們將它們視為人工島。皆因根據公約第60條（專屬經濟區內的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人工島嶼不具有島嶼地位及自己的領海，最多只獲半徑500公尺安全地帶的權利。雖然稱為人工島，不少國家其實並非由零開始造島，實際上是把露出水面的岩礁填海擴建成島。根據公約，島嶼是指「四面環水並在漲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但以上模糊的標準卻無法辨別島嶼、岩礁等概念，因此島嶼又分為兩類：凡能維持人類居住以及島嶼自身經濟生活的為「完全資格島嶼」（fully entitled islands）；而那些「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島嶼，則被定義為「岩礁」。但所謂「人類居住」及「島嶼經濟」又會因應當地的狀況，延伸出的截然不同的定義，使得島嶼的界定充滿着許多不確定性。
對於仲裁是否具約束力，各國未有達成共識。但毋庸置疑的是，南海上那些曾經杳無人煙的島礁，在論述上的涵義已經出現變化，紛紛從無人邊陲變成國家前沿，例如中國在二〇一二年便啟動了對南海移民計劃，將永興島的「三沙市」升級為縣級市，除了將漁民安置到現代化房屋外，亦修建了小學、銀行及醫院，更不少得飛機跑道、機庫等軍事設施。另一邊廂在填海擴建了的渚碧礁上，中國還建起農場，飼養豬與家禽。至於台灣亦自一九五〇年代末一直在太平島上進行基建，居民依靠島上的淡水資源種植與畜牧。
雖然公約依據自然地貌、而非人工造陸的結果來定義島嶼，然而填海工程在某些時候卻能成為判定領土權的關鍵。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交由國際法院（ICJ）裁決的白礁島主權糾紛中，新加坡提出的依據是，其港務局於一九七〇年代曾經有意在白礁進行填海計劃；雖然工程並沒有執行，但法院認為已經公開的招標廣告證明新加坡有行使主權的意圖、進行島礁建設，這點成為判定白礁島主權屬新加坡所有的關鍵。人工島能不能享有島嶼權益屬未知之數，但島嶼建設卻可能搏得島嶼所有權，各國又何樂而不為。
海上土地的工業化生產──沙子的掠奪性累積
除了中國之外，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填海工程亦在繼續。快速流失的不止珊瑚礁，還有填海的主要材料：沙。填海用沙很講究，需要的是在河床、湖泊、海岸上較粗糙的沙子。聯合國環境規劃研究人員佩杜茲（Pascal Peduzzi）如此形容：「沙是發展的貨幣，於新加坡等地更變得軍事化，當地的沙庫會有守衛，只因沙是發展所需。」
各國城市化和發展的用沙量，已大大超出它的再生速度。此外，水壩興建亦使河水流速變慢，河流無法搬運沉積物，減慢沙粒形成的自然過程，沙粒漸漸變成稀有資源。沙子爭奪戰背後揭示的不止是將天然資源納入資本一部份的原始累積（primitive accumulation），更體現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所言的掠奪性累積（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沙作為資本，既是過程亦是東西，對採砂業和依賴沙子出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沙子有如貨幣，在造島工程中它不但是生產工具，過程中亦涉及大量工人與工程師的勞動。有趣的是，沙子總是留不住的，譬如頻繁將沙粒噴灑在日漸消失的沙灘的佛羅里達州，沙子不消一兩年又被沖走，挖掘改變了水生態，造成加速海蝕，又生產出海岸再造工程的需要，資本在持續的流動中作為過程與東西互為依賴着。
富有國家掠奪性累積落後地區的沙子，帶來千瘡百孔的地景，譬如挖沙已經導致湄公河三角洲出現海水倒灌，破壞當地供水系統並使農地鹽化；越南的文峰灣因抽砂工程而導致水質惡化，當地龍蝦因挖沙帶來的噪音和沉積物而離開原地，使仰賴捕龍蝦為生的漁民面臨困境，不少沿海民宅亦因海岸倒退而面臨崩塌危機；印尼因非法採砂造成的侵蝕，自二〇〇五年起，至少令24個小島嶼消失，島嶼的隨生隨滅，冥冥中也有能量守恆。在這場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中，那些堅固的終會灰飛煙滅，並重構成人工島這個軍事工業複合體。
若問除了填海以外人工造島還有哪種可能？日本就嘗試在沖之鳥島人工培植珊瑚，期望大量繁殖珊瑚「種」出一個島，防止因海面上升淹沒島礁而喪失海權。沖之鳥島從東至西約4.5公里，南至北長1.7公里，雖然只由兩塊小岩礁構成，但對日本來說卻非常重要。日本的國土總面積約37萬平方公里，但若沖之鳥島獲承認為「島嶼」，其所享有的專屬經濟區即達40萬平方公里，比日本國土還要大，難怪各國如此費煞思量造島。
人工島奇觀與劃界──抽象空間中的堆沙比賽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提出「生產空間」（to produce space）這個說法，他認為資本主義空間是一個抽象空間，服從於可規劃與支配的符碼體系。人工島無疑是一種社會產物，隨着海洋科技進步，在國防以及海洋資源爭奪中，島嶼成為了生產資料，不但具使用價值，還可用於創造剩餘價值，是國家統治的重要工具。
抽象空間的興起說明了暴力和話語暴力（discursive violence）的歷史，列氏認為資本主義不僅通過掌握土地來鞏固自己，還利用了所有可用的抽象化（abstraction）及形式，甚至是虛構出司法與法律，以宣稱對那些明顯不可能獲取的事物（譬如自然）的私有產權。在南海發生的地域奇觀，不單是對空間和自然的私有化權力的重組和擴展，亦是不同形式的工具知識促成的抽象暴力（the violence of abstraction），人們持續將世界視作一個均質、可計算和可控制的整體生產着，如玩一場將沙子不斷轉移並重新聚合的巨型堆沙比賽。
無論海洋邊界怎樣劃，跨國污染以及滯留在海洋中的垃圾帶卻深刻地提醒我們，這種領土劃分總是不能充份處理全球人類面對的共業。邊界，是閥限、遭逢他者亦是衝突之地，局勢持續升溫的大洋中，正經歷充滿張力的轉譯關係，邊界弔詭地成為處在邊陲的最中心。再沒有手持三叉戟的神祇震懾人類，在海洋開展的殖民霸業，終究會帶領我們抵達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