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在世界各地的學院體制都急劇倒退——當然，它本來就沒有被很多人認真看待。但對香港來說，大型運動過後，要討論文化上的政治，所以文研又好像十分重要。
這學期備課，重讀了一些很舊的書，又看了一些近年的書，心裡冒出一些想法，覺得以往看過的教科書和雞精書，雖則給了很多有關何為「文化」和「文研」的定義，但總是不太能準確形容自己的感覺。那感覺就是：文化研究是一種有關「深耕力」的研究。
文研是 「深耕力」 的意思，是指它不是discipline而更多是literacy。它執着的不是method而更執着relation。它最重視的不是knowing，而是knowing與living和doing之間的關係和互動。它也是一種「力」（power）
很多人都知道，文化理論家們把culture的定義從精英經典的戀物崇拜中解放出來。Culture被重新定義，成為日常實踐和傳播過程，那就是把culture視為一種 power of cultivation，一種cultivate事物的「耕作能力」。
Power很多時被翻譯為「權力」而非「能力」，原因很可能是受傅柯（Michel Foucault）及其中文譯者影響。從前讀書時，常常學習「揭示」文化如何是一種「權力關係」，往往是指意識形態批判。但很多時，文研著作說的「power」是指一種「力量／能量」，而那更像一種深耕的「韌力」而非「權力」，是那些「沒有手握權杖的人」所表現的能力。文研不二元地把人分作「有權者」和「無權者」，而是相信「無權的人有能力和韌力」，主要是討論這群「無權有力的人」做了甚麼，又可做甚麼。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說過，他書寫政治理論，是因為他沒有政治權力。如果他有權，是會立即做事，不用浪費時間寫字。相應地，我覺得弱者或文化小眾才需要學習「深耕力」。有些強者可以赤裸地暴力，有些強者精於隱藏各種意圖，他們是不用學習深耕的。
弱者沒有權力（權杖）去立即作改變，所以要學習有耐性，要洗自己腦，說我在等long revolution，要學習改變自己（self-cultivation）；把能量於不同領域（field，也是農地）開展，用符號學把日常萬物視作符號，然後看出另一些意義，好比在農地學習觀看千千萬萬種植物，然後決定用哪些形式（form）和技法（technology）、去播種或接枝（articulate）。
學習「深耕」，好像是要學懂明白，你眼前的東西是會成長的，但你自己要學如何看待它，悉心料理它。文研常常說criticism，但那不是指negation，而是指一種reflective appreciation。
直白的邏輯，好像把世界想像成工廠和機器，線性的A到B，講效能和速度；「深耕」是把世界想像成自然界，是看到多元，是緩慢成長，很多時甚至夭折，但如果成功變成大樹，那會很強壯，而且很美。
有兩種「深耕力」，一是把能量轉化成文字影像等符號的能力，二是把人與人連結和劃界的能力。前者即literary或media culture，後者是cultural的sociology或anthropology或geography。
似乎是，如果專精研究符號而不太思考人與人關係，是文藝研究；如果不太思考符號而主要思考集體的互動，是社會科學。相比之下，文研內的文藝研究者，傾向研究「很多人着緊的符號」如何被變出來；文研內的社科學者，傾向研究「為何人們會因為符號而連結和劃界」。兩者都是在思考能量如何被cultivate出來，但前者關注那些小心craft出來的「死物的」符號（及其運動），後者更重視那些小心經營出來的「生人的身體的」的協作和劃界。兩者不是對立，只是主次有別。
從歷史角度看，人們開始關注「深耕力」（culture），總是因為有強大的邏輯壓過來，一種令人感到命定、注定、必然、科學、普世的力量。
我看過有學者說，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說culture是way of life而不是lifestyle，因為way of life是宗教性的「生活／生命之道」或「生活倫理」的意思，而是有其環環相扣性的wholeness。一種whole的way of life，是一種有很多元素連接起來道路，展示了意義在哪、又指向哪裡。
所以文化研究要關注的，（本來）不太是某種lifestyle（生活方式），而是一種本來有自主性的、可指引生活路向或人生意義的世界。要關注它，是因為看到它的wholeness被威脅，看到其連結性被瓦解的狀態。人們要用更多「深耕力」去把被拆散的元素重新連接起來，駁回或重構那條生命及生活之道路。
說「意義不是命定」的，本來是沉重的說話，但後來好像變成「事物有不同角度」的無聊話。霍爾（Stuart Hall）說意義非命定時，用的例子是黑人過去五百年被看死，被視為沒有自立能力的土著，我們黑人要改變黑人的意義。大西洋黑奴貿易後，幾百年後才出了明星社運家羅伯遜（Paul Robeson），半世紀後才有流通全球的大電影《黑豹》（Black Panther）（當然，其他政治正確就係另一回事）。所謂「meaning is not fixed」，內含的沉重和難度，跟今天說香港可光復和中國要民主差不多。
這段研究「深耕力」的歷史，一般似乎有兩種解法，一種是來自「西方新左翼」（工人深耕力），另一種是「非西方殖民地」（殖民地人民的深耕力）。但我覺得自己不太投入到這兩種譜系。原因不是我沒有自視為勞動階級和被殖民者，而是覺得在中文世界及香港的歷史脈絡去用這些詞，出於翻譯及各種知識生產的政治，會有很多問題。
看過有人從冷戰的context去解釋文化研究在戰後的處境，好像我比較能代入：整個世界，似乎是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對決，但有一群人說，在individual和collective之間，還有時合時分的community；在兩個「帝國」或三個「世界」之間，還有具體的place。
最近看到威廉斯在《希望之源》（Resources of Hope）中，討論威爾斯文化，說它不是BBC文化，又大罵倫敦的殖民主義，又說威爾斯人應該如何努力自處，維繫自己的culture。又有一個訪問，威廉斯說自己跟威爾斯的親緣關係多於跟工黨的關係，認為民族主義要分大英國民族主義（反動的，工黨也支持的）和進步民族主義（即威爾斯及蘇格蘭）。我覺得這裡的culture，就是某種威爾斯人有的power of cultivation。這篇文章，好像從來沒有在任何文化研究教科書和雞精書看過。
在地方共同深耕的能力是甚麼？這條問題，在我的social media世界，好像被擱置了很久。之前幾年，常常沉迷有關「國際」的知識，覺得那是「希望」所在。去到一個極端或盡頭，現在又覺得在地方共同深耕，是另一種開始改變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