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本文的英文原文曾在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與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於2016年6月2-3日合辦的「文革在今天」（Cultural Revolution Today: Literature, Film and Cultural Debates）研討會上作口頭發表。本文作者希望藉此向籌辦研討會和出席聽講的諸位致謝。
譯／葉梓誦
關於文革時期群眾動員的極權性質，輿論早有牢固的看法，然而其對當代的意義則未有清晰的解釋。我們依然記得，雨傘運動期間，為了將雨傘運動和文革的惡名扯上關係，多次有人運用紅衛兵的形象，斥責大眾逾越程序的政治實踐，甚至否定民主政制作為一種可行的管治方式。不過，這個現象並不新穎：有些人依然記得，2007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曾於烽煙電台節目中表示，民主推向極端，就會出現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後果。而且，這樣的言論也非孤例。去年，李國章將示威抗議他接任校委會主席的香港大學學生，比喻為紅衛兵，至今我們仍是記憶猶新。
這一些修辭戲法，自然引來了猛烈的批評，痛斥這些懷疑論者對民主的理解有多錯誤。然而，這些反覆出現的言論似乎確認了，在當代中國，文革所代表的形象依然與反民主的意識形態扣連在一起。這種政治意識，偏好以獨裁帝政主義管治政府，認為社會秩序應不惜一切維持——理由常以「有效治理」為名，而且通常以它願意授予的消極自由把統治合理化，犠牲市民參與政治的權利。不過，這種扣連到底是否單純因為大部分人無法理解人民主權與民主政治的原則——即這些人因為概念模糊，也是既得利益者，不知何故竟作出如此結論？抑或，這種扣連傾斜地折射出，一個因一段極權主義歷史而重塑的國家，其中人民分享的民主經驗有一些微妙之處，而這些歷史後遺的真相至今仍未有人檢視？這些經驗會如何影響他們對時事的判斷，最終又對民主作為政治的完美形象有何想法？
本文將集中討論三部作品，包括中國內地劇作家喻榮軍的劇作《烏合之眾》，香港作家黃碧雲於九十年代初以中國文革期間及其後為背景創作的短篇故事〈雙城月〉，以及她於雨傘運動間撰寫的文章。在作品中，兩位作家各自表現出對文革和雨傘運動的反思，以同樣的視角批判兩件事件中因政治環境而引發的群眾舉動，雖然兩位不曾點明兩件事件有共同之處（有一些解讀認為喻榮軍指出了這點，本文則將表明，喻榮軍的劇作演出版最終並未點明這點）。不過，本文也會指出兩位作家如何偏離挪用文革的反民主論述，並且批判地點明，認為自由主義民主（與極權主義對立）可以保證人有政治自由，這一種自滿的看法有何缺陷。因兩人的地域分別，本文認為，撇除兩人政治觀的分歧，他們的作品不能按中國－香港或中國－華語語系這些界分輕易分割。
《烏合之眾》首演於2015年香港藝術節，是大會委托的作品之一，雨傘運動就在上演數月前完結。《烏合之眾》的重要性，不僅因其是一位植根內地的藝術家對雨傘運動的早期文化回應，也是因為這個回應銘刻在一個同時觀照毛澤東管治時代的視角之中。劇作開場，描寫文革時期，有一隊紅衛兵於重慶伏擊敵對陣營以示效忠毛主席，敵對陣營的紅衛兵丁建國意外開槍，流彈結果殺害了主角王國慶的母親。整部劇作講述主角王國慶一生的事件。文革落幕後，丁建國被判有罪，入獄三年，不過王國慶認為判決並未伸張正義，一直沒法走出傷痛，只執意復仇。丁建國刑滿出獄後，王國慶無法確認他的行蹤，只找得到他的兒子丁立明。丁立明此時已成了法官，王國慶心想，如果對方是個好人，就放過他，不過丁立明腐敗貪污，也有情婦。王國慶搜集了他的罪證，向局方告發，但是警察怕把重要官員拉下馬，拒絕受理他的案件。於是，王國慶將爭議影片上載至微博，影片廣為傳播，一大群憤怒的網民要求將丁立明免職。同時，在雨傘運動期間，父親丁建國突然請王國慶到香港，讓他復仇。丁建國把槍遞給王國慶，希望結束這場冤冤相報的循環。然而，王國慶最終開不了槍，隔天他又發現，雨傘運動的群眾一夜間散去了，現場只剩一位清潔工，向主角與觀眾給予教訓：「活著本來就不容易，別盡跟著瞎起鬨啊！」（劇本原文）
劇本的印刷本中，喻榮軍稱劇本除了受真實事件啟發，也受易卜生的《人民公敵》和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的大眾心理研究理論啟發。不過，後來劇作於德國上演時，喻榮軍則透露他是在寫好劇本後才接觸勒龐的作品的。然而，我們不難發現，喻榮軍承繼了十九世紀對「大眾」的偏見──這一種理性主義的架構，將有自覺、獨立自主的個體，與非理性、易受影響的大眾對立起來，除了勒龐以外，及後佛洛依德也採用了這個架構。在劇作的表述中，文革與紅衛兵的暴力，並不是某些特定人為錯誤的後果，而是源於主宰群眾行為的心理法則──強加的一致性、黨派主義、教條主義，以及責任分散。
喻榮軍劇作中描寫的後毛澤東時代中國，被迫與社會的這個面向妥協──整套劇作描繪各種群眾行為的模式時遍佈細節，甚至涵蓋主角用以復仇的網路群眾。然而，當中最重要的是，一切都因一個更基礎的僵局而起──文革引致的種種惡行，規模之大，沒有人能保有清白之身。這種群眾的歇斯底里帶來的後果，就是將「法人」的身份摧毀了，連帶個人的問責性也被咒逐。主角眼見法庭輕判殺害自己母親的兇手，心裡失望，他的父親，當時也曾是紅衛兵，見事也默默贊同，表示「所有的人都……瘋了。」這「務實」的理由，背後其實將內在於群眾中的不法性合理化了，這種力量只服從於多數決的原則，而不承認其他權威。最顯而易見的損害，就是摧毀了法律制度的廉正形象，缺了這點，主角若想追尋公義，也就只能向群眾索求了。雖然喻榮軍有興趣探究「群眾」如何無可避免地侵入政治及社會層面並威脅個人特性，卻也不經意地揭示了，中國現有法律系統的運作不良，起源實是來自文革全盛時期的大眾政治。
不過，那些自以為是的紅衛兵於公共領域展示的群眾暴力，對喻榮軍而言問題更為沉重，他將之與個體的「自由」精神對立起來。劇本的印刷本有一段開首語，喻榮軍在其中表達了對人民主權的不信任（或者按他的話來說，「將不受制約的權力賦予人民」），並將「過度的民主」視作一種可與獨裁相比的力量，足以「摧毀國家」。不難推斷，紅衛兵運動正正具現了他所聲討的「過度的民主」；至於他是否要揭示雨傘運動也有同樣問題，則並非那樣清晰。劇作中，雨傘運動與文革的相似之處，僅止於其海報與口號，而主角眼中見着只覺得「滑稽」，兩者的比較僅止於此。他描繪的雨傘運動，與眾所周知的事實明顯大相徑庭──舞台上，事件是偶發的，僅僅是持續一晚的事情，事實上雨傘運動卻是香港史上歷時最長的群眾運動。為求提供充足的證據，支撐自己對大眾的蔑視，喻榮軍只能犯上這一重「錯誤」，然而輕視如此基本的事實，則揭示了他無力理解大眾無私的一面，即其既可變成恐怖的先驅（一如紅衛兵的情況），但在緊急狀況中，當一切的制度失效（如微博上那些怒火中燒的網民，我們甚至可以說，以至雨傘運動），大眾又同時可以是保存道德權威的最後之地，雖然或有一定缺陷。
《烏合之眾》對群眾力量的矛盾心理，似乎已經超越了喻榮軍個人所遵照的勒龐分析框架，劇作結局尤其能說明此問題。結局共有兩個版本（可能是由導演鄧偉傑所改編的），在劇本上，劇作以一位演員斷言「我要是一個人，就好了。」作結，而於演出當時（香港藝術節期間），結局則是由多位演員重複上述句子，直至最後一位改說「我要是不是一個人，就好了。」。相對於強調理性思考無可避免的個人主義傾向，上演的版本反而指出，如喻榮軍般以字面理解勒龐有何危機——因為社會將由一個個獨立而分散的個體組成，而社會亦會將個體逐步編制成「大眾人」。顯然，喻榮軍在此不經意地說出了一種未成形的想法，指示我們可以怎樣重新構想公共生活，而又毋需重複他對個人主義的確信。
現在我們轉入黃碧雲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她對文革的描繪也依循類似的軸線，聚焦於群眾的非理性主義，不過她的寫作也同樣展示了一些少見的奇特之處。首先，黃碧雲打破了認為文革相關的寫作必須依從寫實主義的慣例──及後閻連科也打破了這個慣例──在〈雙城月〉中，她重新想像張愛玲《金鎖記》中的反英雄曹七巧，將之改成一位軍閥的私生女，於解放後幸免於難。假如張愛玲寫曹七巧，是要藉她向傳統中國厭惡女人的父權制報復的話，在黃碧雲筆下，她就成了備受創傷的見證人，親證現代化、共和主義和中國共產主義的承諾如何破滅，以至無法將這位悲劇人物導向她渴求的「新生命」並得到救贖，最後使她變得更為可怕。她在中華民國當過交際花，解放後，因丈夫涓生之故──此處亦暗暗指向了魯迅作品──她找到了工作，在小學當教師，後來卻被學生告發、批鬥，瘋狂的她將這種折磨與丈夫暴烈的性弄混了，丈夫是個人前恪守情規戒律的共產主義者。在她神經錯亂的幻覺中，群眾運動不過是無止盡的戰爭與暴力中的一小點，一切由罷買日貨與國共內戰起始。某程度上，黃碧雲的批判更貼近佛洛依德而非勒龐，她將文革視為一種力比多式事件，當中無意識中色欲和侵略的欲望與令人不安的倒錯交雜在一起。黃碧雲選擇不強調群眾強加的統一性，而是強調群眾有力量去解放個體這些潛隱欲望的表達方式。但無論如何，大眾之所以有歷史上的重要性，也只是因為一個瘋女人妄想而成的幻覺，而且一路重覆自身，彷如現代中國的原始場景，一個諷刺的符號，指示這些個人欲望雖然得以解放，最終卻只會迎來無法得到欲求之物的結局。
我們可以看到，黃碧雲歷史主義的面向，令她同樣也對雨傘運動抱有犬儒主義的質疑。雨傘運動完結後，2015年初她於明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陰天，間或有陽光〉，文中她以一種蒙田式的方法，將自己於巴黎的經驗，與法國大革命和對時事的微妙評論揉合在一起。「一九九七以後，她沒有再去過廣場。後來的人，不大知道廣場發生的事情。給佔領的馬路，她去過，離開以後，佔領者很迷失。和諧廣場，所有的革命群眾和他們要殺死的皇帝一樣，終歸死亡。」在另一段她寫：「廣場的人們開始吵架。她老早便知道。路上的人，以為他們是當初與唯一。權力、貪婪、暴烈，從來不會離開人，也即是群眾。自稱理想主義者最大的罪行，是不願意認識自己。我們從不理想，不可能完美。」現代歷史中一再發生的群眾暴動和雅各賓式處決，令黃碧雲明白，現代自治的允諾其實從未有人信守──當被認為會是民主發端的革命群眾也無法脫離黨派之爭和暴力，當「人民」該有的道德純潔無法保證自己會比他們應當反抗的獨裁者管治得更好，那麼民主為何會被歌頌為人類共有的理想？如此時刻，黃碧雲邀請我們去質問，不僅是質疑革命政治何以自我加冕要為人民說項（這種政治與真實人民的距離無從收攏，使現存的民主政制顯得假腥腥），也要詰問民主的可行性，因為自主的人民在實際行動中展現的真象已叫她幻想破滅。
黃碧雲有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自我懷疑，從不會在任何問題上作出定論。她的譏諷也自有其他更樂觀的說法相伴，比如「那一個不存在的完美社會，你永遠期待。」而她對民主審慎的懷疑，也必須連同她早期對馬克思見解的關注，以至革命運動，例如古巴的運動，拼在一起閱讀。話雖如此，即使我們將她自成一派的犬儒主義按其自身的邏輯理解，也不難發現，這種想法佔據的思想領域，與我們開初討論的反民主意識形態大不相同。她對「過度的民主」有所焦慮，但不是因為要保存社會秩序，也並不完全是想避免個體墮入群體思維。她的焦慮，是要邀請民主主義者基進地質疑我們的政治實踐，我們常假定民主與民眾的公義是相同的東西，她則強調兩者之間的差距。從這層意義上看，她與魯迅相近，對一廂情願的革命者都有一種又愛又恨的心理，覺得這些革命者「正做着好夢」──相信現代的承諾終有一天會兌現。民主的激進主義太常信奉自而為是的革命信條，置身於一種黑白分明的道德世界，黃碧雲在此正好見出革命變質的先兆，無論革命成功與否。
以雨傘運動挑起這場思辯到底公正與否，則該由讀者自行判斷。不過，無論是否同意，我們都可以肯定，黃碧雲的憂慮，實是源自對現代民主歷史的精密詮釋，而其分析水平有當今政治評論中少見的高度。由黃碧雲文章可見，文革並不包括於那套歷史裏面，不過她應該會同意，雅各賓的恐怖統治與毛澤東的文革之間的相似之處實在耐人尋味，不能輕易忽視。兩者同樣關乎一種改變世界的激烈欲望，而歸根究柢又與一般大眾分隔開來，即使大眾本是民主的命脈。在她而言，雨傘運動顯然並未淪為恐怖統治，不過待雨傘運動完結之後，活躍份子聲稱要「傘落社區，深耕細作」，我們也就可以感覺到，他們也承認香港的民主運動同樣隱有大眾與運動的分割。
總括而言，喻榮軍和黃碧雲也展現了他們對群眾起義的見解，無論文革或是雨傘運動，也以不同的程度體現了群眾起義。某程度上，兩人都表示了對民主的懷疑，激進份子和示威者所描繪的民主的完美形象，兩人都無法認同。兩者相較，喻榮軍明顯倚仗一套影像，描畫自由思想的個體被民主引致而成的群眾混亂所威脅，黃碧雲則更有力地強調了群眾的「罪行」，實際上他們所排除的，並非個體的良心自由，而是所謂「人民」的多重性，皆因並非所有人都會得益於革命群眾假裝體現的民主普世主義。
希望以上的討論，可以闡明喻榮軍和黃碧雲如何避開將雨傘運動包攬於極權主義式恐怖（即文革所象徵的事物）的圈套。就其本身而言，兩人的作品並不反映那種認為中國的民主進程終歸會變成文革式恐怖的意識形態。不過，兩人都將群眾視作社會性的病態形式，會危害思考個體及政治文化的健康，我們將他們二人拼讀，似乎也可以提出一種有趣的思想，指向我們當代與這種意識形態有關的政治思想──自由主義和民主政制，歷史上一直相輔相成，此刻卻漸行漸遠。我們討論的例子中，兩者之間的張力，主要體現在個人主義的人類學假設又或自由主義奉若神明的多元社會觀，與政治民主中暗指的集合主體的拉扯。精確地說，這㮔張力其實一直存在，然而二十世紀的體驗將兩者拉得更開。因此，要將喻榮軍和黃碧雲的作品置入語境，我們不單需要回頭審視文革的論述，也要重新檢視極權主義和民主之間的理論關係，無論是我們的作者抑或反民主論述，也同樣服膺於這種關係。
對我們而言，此處最有趣的是，極權主義動員群眾消弭政治與社會分野的實驗，倘一失敗，就會迅速反彈，改而變成不信任人民主權的理據，呼召將政治以牆圍住，留在某特定派系的官僚手中，社會方能順其自然地發展。在西方的語境中，已有論者主張（如揚－維爾納．米勒［Jan-Werner Müller］），人民面對這種戰後的政治觀，提出了反向的回應，助長了近年民粹主義的崛起，而這種回應正好重用了極權主義的部份元素。中國方面，這種意識形態反而鞏固了一路盛行的強人政治心態，也就是鄧小平式統治的內在特色。最直接的後果，正是現今的民意已不介意賦予領導人一種與霍布斯式主權者相似的權威，即每個個體同意放棄部份自己的權利，以換取國內和平和社會凝聚力。唯有透過這個視角，我們才能理解那些令人驚訝的理論何以聲稱中國共產黨是民主統治。同時，因為後鄧小平的政治正是標明以提防文革促成的民眾抗爭為目的，同時將政治權力強勢地保留在已無名聲的共產黨官僚體制裏面，我們自然不會詫異，這兩個元素可以聚合結晶成單一的政治風格，同時斥責文革與民主，皆因兩者都有一致之處，要將民眾公意推上帝位。有意思的是，無論西方抑或中國，極權主義後的政治思想，都只選擇性地應用了自由主義的部份原則，以作為應對民主的不知節制的對策，即使只屬於放放空話的層次。
香港似乎夾在中西之間，佔了最壞的位置。雨傘運動轟動一時的失敗，太清楚地顯示出在政治問題上香港有嚴重的社群分裂。一方面，近來越加流行的本土主義，正在試行一種唯意志論的辯辭，呼召一個開宗明義以民族意志定義的集合主體，來支撐其爭取主權的主張，尤其在旺角騷亂後，更被標誌為一種民粹主義。另一方面，建制派陣營則越為直白地表示他們對特區政府弱勢的不耐煩，要求政府更為強悍地處理不穩定的政治因素並恢復社會秩序，同時也向中央政府吶喊助威，讓統治派系把中央政府描繪成某種指導式民主的代理人（強世功一例眾所周知）。嚴謹地說，雙方都難以稱為自由主義，不過兩者同樣有些論點，將自由主義的價值扭曲，以達致非自由主義的目的，正如極權主義也會把民眾收編，求取最後會摧毀民主的結果。我們或會臆想，閱讀本文討論的兩位作家，能否為現今的狀況帶來一點點改變，尤其是兩人對這種由公共精神驅動的政治文化的沉思，罕見於整片政治舞台的討論之中，令人遺憾；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一些政治反思，必須透過我們這個所謂後民主年代的脈絡去理解。
最後，討論一下華語語系的相關問題。自其構想開端，「華語語系」已置入一種後殖民的想像中，代表那些被政治及文化中國遮蔽的漢語社群（有時也是被殖民西方所遮蔽）。早前，在一個華語語系研究的學術會議上，黃念欣以黃碧雲為例，指出討論香港文學時，我們不應忽略中國的因素。雖然黃碧雲對共產及文化中國的認識，令她成為香港的一個特例，我們卻不得不同意黃念欣的觀點，認為華語語系的表述，可能會令這些「邊緣」社群生產的文化作品難以理解，因為這些社群與中國這個國家有一種特殊的關係，雖然若即若離，卻不容忽視。希望本文對喻榮軍和黃碧雲的對比，可以展示要表述這種經驗關係，而又不會再次生出所謂「內部殖民」的問題，實在不是不可能的──我們會將黃念欣的論點再延伸一步，只要香港、中國甚至西方這些社會需要在極權主義的陰影下，為其國內問題爭鬥，包括個人自由、公共空間及民眾的政治參與，那麼其相應而形式多樣的文化回應，仍能容許相互對照和相互參考。有趣在於，這件事情證明到了廿一世紀初，無論西方抑或中國，我們的知識視野依然被極權主義的陰影籠罩。如是，文革的當代意義，不僅止於國內，更會影響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