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現在才知道，原來你對我感到那麼失望！
──《命子》，頁117我不曾教你生我。並且給我的是一種甚麼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罷！
──易卜生《群鬼》，引自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評論《命子》是困難的。因為評論首先便是推敲作者下題的用意和目的，然後再從文本處理素材的手法、語境的掌握、對預設讀者的影響等方面，分析作品到底是做到抑或做不到命題本身原來可達到的廣深。《命子》開門見山，目的是「書寫兒子」，正如《愛妻》一樣，除了被書寫者本人有權判斷文本所經營的是否與自己吻合、有權評價如此公開被書寫是否恰當之外，評論者作為外人似乎都不便多言（或有口難言）。如果《命子》只有屬散文體的第一部份，那麼我們從書腰就已經看到，作為寫作對象的兒子董新果能夠「親自過目」，而且「評語是：寫得幾好笑。我認為，這是我從他身上所可能得到的最高評價」，便彷彿一切都已經蓋棺定論。皇帝兒子本人都開了金口稱善，其他要來誇誇其談討論甚麼寫作倫理的閒雜人等又豈容置喙呢？但我們熟悉的董生，野心自然比朱自清式家庭溫馨散文來得大。「書寫兒子」或曰「書寫一個父親怎樣寫自己的兒子」（評論家鄧正健語），在《命子》的虛構部份，似乎還有更深一層的立意。
父子關係在《命子》裡，其實一直與寫作和閱讀、書寫和被寫、創造和受造等關係息息相關。兒子董新果假若在董氏虛構世界裡那麼格格不入，致使董寫他時顯得那麼「處處受制」於現實生活的的話，很大程度是因為董氏作品一貫處理的人物體系，都是如《心》的「心」一般，是作者本人「理想（得過份的）讀者」，或者至少是如《神》的吳幸晨一樣「將即成為（董的）」理想讀者。董新果作為董本人生活中極親近的人，卻完全對文學文藝不屑一顧，反映了作者—讀者關係的另一個極端：這位讀者打從根本不覺得成為董心中的完美讀者、進入他的世界是甚麼一回事。相比起第二章弗朗仙亦女亦妻、總是道破創造者笛卡兒所想而不願親口承認的形象、第三章花具備小董啟章的「原廠設定」、糾纏於自己到底是獨立個體抑或是父親的延伸的思維，董新果象徵的是對文學作者權威、文學領域操作邏輯的完全蔑視。如果說董啟章一直透過複調、後設等的形式實驗，嘗試讓角色從作者設下的框架和權力脫序（卻總是在最後發現作者無處不在），董新果之所以如此「寫實」，正因為真實的他才實實在在顯露了作者無上權威的界限。
《命子》幾乎撇除了「精神史三部曲」那些對本土論述的弦外之音，封死了所有依循傳統「香港研究」的詮釋套路。而總是「藝高人膽大」的董生，在佈局裡選擇由他的兒子這個「文學的反面」開場，繼而才回到他較熟悉的類型和結構，這種編排對熟悉他的讀者來說可謂被殺個措手不及。表面來看，《命子》三章雖然都有育兒經的成份、觸及類近的命題，但獨立成章也無不可。《命子》的整體結構是如何維持的？
筆者在此作個大膽設想：讓我們先由第三章開始讀起。（命子：花）有些許科幻的設定（劉慈欣之後不知怎的大家都要來蹚科幻這潭渾水），董的機械嬰兒「花」（或F）一夜長大，成為少年版董啟章重返大學校園，面對愛情、友情、學業的困難，也要面對F個人性格的矛盾，這通通在董的前作都有脈絡可尋。尤其是F面對本身情緒不穩、日漸靠攏本土思潮的朋友K，在愛戀對象R面前的躊躇和困惑，還有代表學院派評論的美歸年輕教授C的影響，乍看相當接近《神》的架構：被本土派論述和旺角騷亂迷惑的迷失文青罔兩和陳人、刑和辰的霧水情緣，當然還有那個任意扭曲文本詮釋、存不軌政治意圖的本土派理論評論人忽滑谷，可以說人物角色正如書中常用的代號，比較接近一個「發言位置」而非實在的人物。當中比較大的變動，是「評論人」的身位。身居「我」位置的發言者，依舊相信「本土派」是一種對香港文化論述的錯誤解讀，認為香港（文學）的文化性格是多元和開放的（花在K的粵語研究會上道，寫粵語的好處在於無拘無束，與屬於「傳統和文化資源」的華文並無背悖）。但「評論人」不再是那個隨手把本土文學文本讀成「國族寓言」的政治投機份子，反而是一個頗得「我」好感的人。「這兩科都是一位C教授開的，一科叫做Autobiography, Fiction and Autofiction，另一科叫做World Literature and Local Literature。只看題目就已經令人驚嘆，從微觀到宏觀，從個人到世界，C教授都關注，都有研究。」（頁235-6）這似乎代表了董與「評論」功能的某種修好──文學研究和評論之於他，或者可以不只是搬弄理論和術語，搭一時一地某些政治風潮的便車。
R作為「欲望對象」，在「我」心目中似乎周旋於自己和C之間，由一開始R被認定是因為C的讚賞才對花「投以欣賞的目光」，到F思疑大學教授謀殺婚外情對象是C和R，每每顯示「我」最深的焦慮是：「我」得到的欣賞和「愛」，是否只是因為「我」某些（為外界權威或曰「大他者」認可的）外在特性（例如所謂的才華），所以「我」其實並非那麼獨特或出眾（並因此被愛）？（所以R自問F懷疑自己不忠到底是不是好事：R以為這樣或者表示F其實是著緊她自己的，但實際上R最後明白，F著緊的只是自己有沒有得到他人的愛。）而K這麼一個社交上有障礙、卻在感情上一往無前甚至接近蠻不講理而且不能被拒絕的獨狼，代表的是花的一體兩面。其實兩個人都只是需要一個無條件愛他（們）、甚至不介意他（們）其實不愛或者不真正認識自己的女性。這種三角關係在《神》和《愛妻》（特別是江岸聲與K）都有跡可尋。
C似乎並沒有真的牽涉在這些大學生怎樣談戀愛的瑣碎事上，他只是剛巧是F和R、K之間扮演了一個屬於學院知識權威的角色。透過花我們知道他「博士學位來自美國名牌大學」，而且因為「在學術上是最當打的年紀，擁有這樣的實力，卻回到香港任教」而令花狐疑（頁236）。這個滿口中英夾雜的海歸知識份子，在指導花的畢業論文（香港文學作為世界文學）時側重點是「向我介紹了西方學界新近流行的相關討論」（頁266）（殖民知識份子）。是這個人告訴花：「我們的熱愛和興趣不應該放在作家和作品上，而應該放在我們我們的學術工作上，也即是對質疑、批判和顛覆的熱愛和興趣。」（頁267）（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對立）到最後，是K帶出C回港（而不是留在知識帝國中心）任教的真正目的：「C已經是美國公民。他回到這裡任教，為的就是這種時機。如果他因此被列為打擊對象的話，就等於光環加冕，隨時身價十倍。學術就是政治。大學不是你想像中的天堂。」（頁270）（忽滑谷欲借打壓「上位」的國際戰線翻版）和《神》一樣，董仍然是關注文學場域背後，象徵資本操作和純美學追求之間的張力：不論學術研究、理論語言、以至文化資本，全部都遵從殖民體制的邏輯運作，只有「文學」本身孑然於這些權力關係之外。
F的畢業論文題目是（香港文學作為世界文學）。我們不太看到他的研究對象（即是所有指導教授都會問的問題：What is your archive?），沒有劃下文本或者時代的限制，光從題目來看很難猜出這篇論文想做甚麼。及後，F提到他猜想C教授為K撰文的內容後，「忽然又想到，也許我的畢業論文可以加入『世界文學作為香港文學』的思考」（頁268），倒置了原命題的設定。即使是添上這個思考（不知何故令人覺得那麼熟悉），F的論文由立論、文本分析、論證過程、方法論等等文學評論和研究的要素仍然欠奉。「世界文學作為香港文學」沒錯是學術語法，但缺乏文意語境定義的支持，並不是一個可供議論指導的論點，而這並不是吸納更多「西方學界新近流行的相關討論」就可以解決的。（C或者是美國名牌大學畢業，但這不保證他是個好指導教授。）F如果要解決這些問題，先要解答：「香港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理論框架，前設的地理學和空間認知，隱含了甚麼權力分配和架構？而具體的文學實踐如何想像這些權力架構的改變？文學文本同時作為論述語言的產物和生產概念的行動，如何與既定的認知範式互動，生產出「香港」、建構出「世界」？即曰：文學何以「世界」，又怎樣「香港」？
當然《命子》不是志在交出一份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論文，但小說裡的確嘗試展演一套「何謂文學」的理論。F對父親寫道：「以前聽爸爸說，在大學時修讀『英國小說』、『歐洲小說』、『俄國小說』、『莎士比亞』、『浪漫主義詩歌』、『現代歐洲戲劇』……現在的課程全部都以議題或理論主導，甚麼『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全球化』、『香港文化』、『身份與政治』……這令我很疑惑，自己是不是進了一個文學系。」（頁230）（不太明白為甚麼以國家、大陸或固有時期和主義劃分文學才是「純」文學，談「全球化」「香港文化」反而就是「議題或理論主導」。）當然標準答案是，在思想史上隨著西方殖民帝國分解、前殖民地向帝國中心移民、二戰後世界知識體系重心由歐陸轉移至美國，傳統以西方經典為中心的比較文學，需要應付文化背景更殊異的受眾，是故產生了這些令F那麼扼腕的轉向（而沒有這些歷史轉向，「香港研究」更是無從談起）。事實上，不論是早期或近代，從納粹德國流亡至伊斯坦堡並寫下學科開山之作《Mimesis》的奧爾巴克（Erich Auerbach），到在美國受教的巴勒斯坦流亡文評家薩伊德對他的閱讀（《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比較文學通過不同語言文獻傳統的並置和參照，探討文化交流的軌跡如何形塑我們的文化經驗，試圖超越國族文學的藩籬以達至所謂「語文學人文主義」（philological humanism）為己任，這點可說並無二致。[1]
雖然是大作家之子，要求本科水平的F具備所有這些知識史背景或者有點強人所難。但這種純粹的「文學之愛」與批判或學理上的「文學研究」之間的對立，貫通整篇，很難不讓人思索：所以兩者就是水火不容嗎？出席了一場學術研討會後，F說：「當中有很多論者並沒有談文學，而談到文學的，都沒有把文學作為文學去對待。我不斷在自問：是不是自己的文學觀念太落伍，追不上時代？對文學和讀書的『愛』，甚麼時候開始變成了不嚴謹的學術態度？假使我成為學者，將來就要像台上這些人一樣，侃侃而談沒有愛的理論和術語。」（頁260）然而讀者不得不追問：然則「把文學作為文學去對待」即是甚麼？把文學抽離其語境，把閱讀簡約為「作品的欣賞」？即是讀者除了反照「作家的成就」就無事可做？（頁231）我們真的需要一群專為作家唱讚美詩的輔祭兒？（事實上，保羅德曼［Paul de Man］也曾指出，以作品形式為中心的新批評［New Criticism］乍似不談理論，但事實上仍然是理論，「如果理論是指將文學詮釋和批判評價建基於某些具概念普遍性的系統之內的話」。根據此理解，他認為即使是「一九六零年代以前北美文學批評的主流當然也並不抗拒理論。」[2]）只要閱讀行為存在於具體的語言意義、美學價值、社會歷史系統之內，沒有理論的閱讀是不可能的，只有未經反思琢磨的閱讀方法。
在此花那麼多筆墨處理《命子》的第三章，是因為筆者認為慣常的閱讀順序令我們先入為主，第一章的父子互動和第二章的不存在的女兒，引導我們相信《命子》的核心命題就是父子關係。倒讀《命子》反而讓我們看見，這部小說的用心有不少是放在處理「讀者（該）是怎樣」的問題上。K的畢業論文談的是笛卡兒的機械論和情感理論裡隱藏的無神論，其實具體的論證在第二章已經透過幻化的弗朗仙口中宣讀了出來──這個傾向本土派、宣稱「不能再仰賴D這樣的舊香港文人」（頁254）的少年K，這種形象經過《心》、《神》、《愛妻》三部曲後，忽然（或終於？）被收歸入董氏的系統裡，成為F口中「生命的不能切割的一部分」（頁279）。嫡系親子和浪蕩遊子終於都一家團聚了，真是可喜可賀──只不過是沒有一個是真實的罷了。
董氏真實的兒子存在在第一章。表面上那麼稀鬆平常的父子日常，實則董的選材往往尤重董新果如何閱讀（由說如何讀教科書的〈讀書聲〉到對不同文本的反應〈貝貝的文字冒險〉）和寫作的嘗試（〈董氏企業有限公司〉的文書到兩次寫散文集的經驗〈文人所生〉）。在董筆下，新果就是一個完全屬於文學門外漢的「普通讀者」：「一篇文章讀不明白，一定是作者的問題，是作者寫得不好。」（頁89）但細看董新果和父親的互動，事實上新果是相當專注甚至執著的讀者──他只不過是拒絕承認除了字面意思外，語言背後的意義還有很多其他語境因素。正因為新果那麼執著於最字面的意義，所以他也許不是好的文學詮釋者，但卻是非常犀利的批評家：他往往能夠以語言最表面的意義反過來檢視發言者，找出與話者邏輯不一致之處，戳破對話中看似充滿權威的道理，迫使這些看似中立的道理背後，「父親的欲望」出現。
怎麼可以坐的士？好好的有巴士，261很快的啊，不用半個鐘就到屯門。
我今天不舒服！我中午肚痛，我不想困在巴士上──
怎麼突然會肚痛呢？這麼多問題！現在有痛嗎？
現在沒有，是中午。
現在不痛就不是沒事嗎？坐巴士也可以啊！（略……）
我──總之是不想坐啦！
你完全不講道理的。
我不講道理？
你明明說好了一起坐巴士去啊！（頁12–13）
是啊，明明說好了嘛。其他甚麼肚不肚痛、甚麼想早到，不過是父親用以推搪滿足他覺得是兒子的無理願望的憑托。（後來「剛才預計三分鐘到達的［按：父親堅持因為要早到而非坐不可的］那班車消失了，下一班顯示十三分鐘後到達。據標誌顯示，沒Wi-Fi的，所以是舊型號［按：即是兒子想坐那班其實完全符合父親聲稱的要求。］」［頁13］）當父親大人明明有許多不道明的個人欲望，卻每每對兒子聲稱一切都只是憑道理、原則行事別無他意，兒子的應對方法就是，把父親的道理推到邏輯的盡頭，直至揭穿父親的命令其實就是「完全不講道理」為止。（話分兩頭，《命子》的兒子話語和《愛妻》中引用他人的方法，大異其趣，好此道者不妨多加深究。）
再這樣寫下去，就變成評論他人家事了。不便逾越，就此打住。不過，新果的閱讀方法其實就是本文開首所說的，評論人的方法：分析作品本身能否承受自身所設下的標準檢視。以往評論董啟章的作品，往往不免抱怨：怎麼每個角色拆到最後都是董啟章本人的聲音，這當然是董氏風格：無所不包、以矛盾辯證的融合為完美的虛構小說系統。《命子》裡真實的兒子似乎就是那個例外：無論作者大人如何以敘事馴服，兒子始終頑強抵抗，最後一句「原來你對我感到那麼失望」，把父親道貌岸然、循循善誘的表象一語道破。但父親失望歸失望，人生畢竟是兒子的。
小結
《命子》裡F這樣寫：「作家的生死成敗，是掌握在批評家手裡的。」（頁229）這實在是言重了。後結構主義常言「作者已死」，認為將文學詮釋權歸還給讀者就是最解放的行徑。但讀者其實沒有操那種生殺大權；「作者之死」其實只不過指，讀者終於發現作者和自己一樣，都受限於具體的、透過語言介涉的社會歷史系統之內。閱讀於是不再是苦苦挖掘作者私人的生活去尋找「他到底想說甚麼」，而是透過作者和文本的參照，理解在不同時空的人的共性，套句禪語即是學會在芥子裡看見須彌，換句俗語即是回歸人之為人。所以作者大可不必焦慮會被充滿敵意的讀者、任意的解讀所殺，而急求自保。《命子》作為「精神史三部曲」的後續或尾聲，算是完成了三部曲裡董對所謂「封閉」、「政治化」的香港本土「國族寓言」式書寫的抗拒。反而《命子》書腰一句台灣出版社加上的宣傳文案，大剌剌地放在書的標題上，相當奪目：「建構三代人，完美、有溫度，香港人的故事。」未開卷的看倌還以為這本是甚麼家春秋式的三代人社會變遷史詩長篇小說呢。看來忽滑谷真有其人，卻不是我們以為那個。
注釋
[1] 此處參考了Emily Apter《The Translation Zone》裡〈Global Translatio: The “Inven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tanbul, 1933〉一章。
[2] 參見Paul de 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p.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