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用十個詞彙說出了他的中國：人民、領袖、閱讀、寫作、魯迅、差距、革命、草根、山寨、忽悠。這當然跟實際的中國有所不同，也跟實際中國所用來框稱自己的中國有所不同。然而，這十個單詞確確實實地給我們介紹了近代中國簡史，不同於官史的野史。
說到中國，就不能不談「不談六四」，隨着胡耀邦的過世，中國的民主想望在八九年的夏天推到了高點，那可能成為一個制憲時刻，一個對於過去統治有所不滿、對於法治與民主有所期待，無論來自農工商還是學生群體對於政府的要求，畢竟所謂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真正的人民卻是黨民，還不止黨民，是黨民中的黨幹。共產主義的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乃是通往理想烏托邦的共產社會的過渡，然而所有的共產主義的過渡卻成從異常成為常態。於是，打着和平旗號搞戰爭、打着民主門面搞專制、打着共產旗幟搞自肥，表裏不一就是政治現實。
余華描寫的紅衛兵是這樣的：
大串連時期的紅衛兵擠滿了中國大地上所有行駛中的火車，有些躺在座位底下，有些睡在上面的行李架上，還有更多的人在行駛的火車上一站就是幾個小時。車廂的廁所裏也擠滿了人，廁所裏也擠滿了人，誰也無法上廁所。於是當火車進站停下後，紅衛兵們立刻從車門和車窗裏紛紛擁擠出來，像是源源不斷地擠出來的牙膏一樣。男紅衛兵們跳下火車後，大模大樣地解開褲子，在月台上隨地大小便；女紅衛兵們則是圍成了一個又一個圓圈人牆，挨個輪流走到圓圈人牆中問蹲下來大小便，以防某些心懷鬼胎的男紅衛兵偷看。然後，男女紅衛兵們重新從車門和車窗處擠進火車。火車開走後，站台上臭氣熏天，到處都是男女紅衛兵留下的屎尿。
於是乎，六〇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經過政權輪替的共產黨中國，似乎與二十年前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在台灣看見光復台灣的國民黨中國無甚二致，
軍艦開入船塢，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着肩頭，兩頭吊掛着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着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父親必想日本人不知對這些中國軍隊有何感想。他覺得一生中還沒有像這樣羞愧過。他用日語形容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這些勝利的中國軍隊，是以鄉村的拉伕所組成，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歡迎會是專為他們特別安排的（他們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導他們的中國軍官既無致詞，也沒有向任何人表達謝意。不久，這些軍隊分散市區，開始掠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
不過，六四的發生讓濃度極高的民主熱情如同煙花一樣在那時綻放出璀璨的光亮，當然，如世人所知的也在許多市民身上炸出一朵朵的紅花，春泥是人肉做的。在這之後的沉寂，固然也有如同廖亦武在《子彈鴉片》中寫到有些「六四情結」的人，即便受盡虐打關押，人生已有過半數待在髒亂監牢且待遇極差，還是想要真相，想要去寫、想要去言說，而當我們發現身為一個「人」可以是這樣地去有道德勇氣，就能認同波埃西所說的「自願」為奴，當個奴隸是自願的，膝蓋不會自己軟下來，被砍斷雙腿的陳智雄（台獨人士）仍然不屈不撓到死亡。六四之後的中國是這樣的：
這場席捲中國的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在六月四日凌晨的槍聲裏很快安靜下來了。同年的十月，我再次去北京大學的時候，已經是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了，天黑之後未名湖畔出現了~對一對戀愛的身影，學生宿舍裏傳出來搓麻將的聲音和背誦英文單詞的聲音。僅僅過去了一個夏天，一切都改變了，彷彿春天的時候甚麼都沒有發生。如此巨大的反差似乎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天安門事件標誌着中國人政治熱情的一次集中爆發，或者說標誌着從文革以來積累起來的政治熱情終於一次性地釋放乾淨了。接下來掙錢的熱情替代了政治的熱情，當萬眾一心掙錢的時候，一九九〇年代的經濟繁榮自然來到了。
這簡直是弗洛伊德談到文明時提到的性驅力轉移，但這種表象的推進永遠都無法抹去這個事件的歷史性質，於是六四就成為了一種創傷，這之後的每一件事情都跟六四有關係，也都跟六四沒有關係，中國沒有新說唱，只有「新語」，這之中沒有很多詞，例如「八九六四」。
綜觀共產黨中國六十一年的歷史，我感到，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給予中國的草根階層兩次巨大的機會。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一次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改革開放則是一次經濟權力的重新分配。
這確確實實是種左翼式的革命，在一個世紀之中完成的工程，尤其是九〇後的經濟暴漲，更是真切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然而，這卻是「國進民退」，年均經濟的大幅增長，二〇〇九年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但是貧富差異卻是越來越懸殊，深圳特區魚鴨豬雞海陸滿漢，偏遠地區卻總是袁凌寫下的沒有消失的青苔，如同本書中所提到的可口可樂一事，八〇年代中東部沿海已經普遍將可口可樂當作飲料，但九〇年代中的中部打工人民回鄉帶去的禮物竟還是可口可樂，一個國境之內竟然有時間旅人，兩地間的三維地理之差還不如四維時間之差還大。做做表演是個極權與集權國家容易的事情，想像一個十三億人民大國的資源，全數投注在一個小地區上，能不發達嗎？
我們的經濟奇蹟，或者說我們為之驕傲的經濟效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得益於地方政府的絕對權威，一紙行政命令，足以改變一切。雖然簡單粗暴，可是經濟發展的成果立竿見影。所以我要告訴西方的一些知識份子：恰恰是政治上的不夠透明，造就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
發是發了，但這是無數農民工的血汗剝削換來的，大城市的戶籍制度讓偏鄉來城區的農民工永遠不會是打倒資產階級敵人的革命力量，卻成為共產之名、資本之實的一盤如同白曉紅寫下的《散沙》。
馬克思的歷史思維是承襲自黑格爾而具有辯證性的，而這種辯證性的歷史擺榜，總是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余華對此現象的描寫是這樣的，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似乎瞬問改變了一切。就像跳遠一樣，讓我們從一個物質匱乏的時代進了一個鋪張浪費的時代，從一個政治至上的時代跳進了一個金錢第一的時代，從一個本能壓抑的時代跳進了一個浮躁縱慾的時代⋯⋯三十年的光陰彷彿只是縱身一躍之間。
但是在這經濟猛進的國度與時代，我們被遮蔽，或自願遮蔽不看見了甚麼？就像書裏寫的山寨，「山寨現象就是如此，既顯示了社會的進步，也顯示了社會的倒退。就像人體的健康受到損傷時會出現炎症一樣，山寨現象就是今日中國社會生態的炎症。炎症一方面是在抗擊病菌，另一方面也會帶來紅腫、膿包、潰爛和壞死。」而在偉大光榮正確的祖國之前，是否有蓋在髒布下的膿瘡在隱隱流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