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材來自於中國湖南衛視一檔改造真人秀《變形計》，於二〇〇六年第一季製作至二〇一七年的第十四季完結。其節目的賣點聚焦於城市的問題青少年與農村乖巧、品行善良的青少年互換角色生活最少半個月不等，到彼此的原生地生活以改變問題少年的不好學、不孝、缺德缺行、貪戀物質，並開拓農村少年的視野並鼓勵少年上進的好學之心。本文聚焦在兩種不同社經文化背景的交換下，電視媒介如何以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來影響觀眾，並批判節目以電視媒介作為傳播意識形態的矛盾。本文主要以第五季（二〇一二年）作為研究的文本，因此階段是節目前四季發展成熟後，觀眾開始批判及出現諸多社會反效果的一季。先不論它是否真確地呈現「真人」作為一場電視節目，我更強調的是「改造甚麼？」、「為何要改造？」──無可否認，這是一種對社會青年文化的批判，才實行一場以真人秀為名的改造節目，電視媒介隨之作為改造運動的前鋒。如此倒退至十五年前開始製作的節目，或許會被究問「值得研究嗎？」，然而我正想指出現今的中國青年問題與十五年前的問題依然相似，新自由主義的操作及電視作為意識形態的傳播似乎在中國內無法達致其宏願：新自由主義下，節目的製作走向更物質、更商品、更市場化的機制，無法將資本主義抽離，所建立的價值觀只是淪為「口號」、所謂的「口碑」。
一、《變形計》之新自由主義下的社會、經濟、政治資本生產
變形計第五季以五大集數貫穿，賦予不同家庭與青少問題作為主題，最後以城市少年回訪農村一集為結尾。綜觀所有集數，其不變的依然是城市青年的家庭需要是中階級以上，並且呈現反叛，而農村少年則是生活拮据，日常耕作維生，在節目中，農村少年以品格純樸、乖巧的角色定位走進城市的物質世界，進入一個前所未見的空間中進行「改造」，通過接觸豐富的物質世界，農村與城市之間又有甚麼話語生產出來？當年，《變形計》強調以改造城市青年為宗旨，借用農村的力量去將「青年」塑造起來，並且在刻苦中磨練成為「榜樣」。在電視研究的理論上，本文參考學者譚佳教授的論文〈新自由主義式的「邂逅」：《非誠勿擾》與電視真人秀的性別政治〉中所論及的新自由主義以作分析。顯然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下，電視真人改造節目將屬於「私領域」的家庭糾紛、青少年反叛問題置放於螢幕前，本身作為「私領域」的家庭問題被置放於鏡頭之下，而城鄉的青年在無處不在二十四小時的攝影鏡頭下將私人生活展露眾人眼前，節目通過後期製作、剪輯呈現予廣大的觀眾，誘發觀眾對私領域的家庭及青少問題生產不同的批判。
「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風雨淋濕，你是否願意回頭扶我一把，如果又一天我無力前行，你是否願意陪我一個溫暖的午後，如果我問你甚麼，你是否想到媽媽夢中的驚喜？如果那是一個你不熟悉的家，你會不會把善良當作路牌？如果這是一個國家的未來，你是否讓他酣睡不再徬徨？《變形計》一份來自遠山深處的力量。」（擷取自《變形計第五季》開場片段）
從這一季的口號：「如果這是一個國家的未來，你是否讓他酣睡不再徬徨」中不難發現節目以青年就是國家未來的棟樑來作為指標，而「來自遠山深處的力量」就是來拯救城市問題青年。口號在每集前傳、廣告時段及結尾都重複一次，顯然是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操控：首先，「城鄉差異」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遺留的長遠問題，城鎮化及扶貧成果亦隨即視為中國形象工程。《變形計》竟可以高談闊論城市青年及農村貧窮的社會性問題，唯一能合理化節目能夠面世，就是節目達到從社會的角度滲透政治操控效果，令國家社會政策的失利責任轉化正面，由大眾承擔，掩蓋嚴峻的貧窮社會性問題及國家負上最大責任。中國既強調扶貧，亦宣稱邁向低貧窮人口的宏願。其實扶貧最需要的就是資本，所以該電視製作以新自由主義的角度而言，就是將國家任務下放社會，通過電視媒介作為宣傳該意識形態，將扶貧的責任轉嫁社會大眾。在五個集數中，每一集於結尾都出現「某某人捐贈、成立公益金、捐款辦法」 ，這行為如同監製所述《變形計》只是公益節目，但觀眾全然不知地已經在節目的煽情、呈現的農村慘況中作為扶貧的個體，其實以電視節目接觸龐大觀眾並宣傳國家問題，最終目的就是聚集更巨大的經濟資本，只要扶貧基數高，所作國家扶貧政策的支出就更高，務求節目真的是「公益活動」及順利成章地從電視媒介宣揚「公益正義」及鞏固扶貧個體的信任，於每季都以文字交代扶貧成果，甚至在大部份季度中尾集為城市青少年以改過自身的姿態回訪農村，以電視的拍攝角度呈現出農村修好水利、農村少年頹垣敗瓦的樓房已經利用現代科技修理並重建新房，使居住舒適宜人，農村少年的家人可以以摩托車在村中行駛，呈現「農村因城市捐贈而達成城鎮化」的現象，在我看來，這只是一種假象：它不但是新自由主義下將國家缺席，國家問題轉為社會大眾的責任，更是利用電視作為虛構的媒介，誘發更多社會上扶貧的個體參與，節目上所呈現的「城鎮化成果」只是虛像，《變形計》成為了分擔國家的角色，這是以軟實力形式來操控觀眾的建構，讚譽國家城鎮化政策的成功。然而從回訪集上呈現的農村美好是虛有其表，因為可以清楚從節目簡陋的拍攝中窺視除了農村主人的樓房及生活得以改善外，其身旁的居民、農村、農村中眾多的校舍、建築物及水利依然殘破落後，且改善醫療問題並沒論及，節目以主觀的拍攝角度有意避而不談，但觀眾只是知道該農村少年的家庭成功改善生活，而忽略整個農村問題作為整體。
另外，扶貧及推動國家發展需要人力，而青少年形塑成「人力資源」的產物。以青少年及家庭為主要觀眾群的《變形計》從節目中滲透改變問題青少年是為國家效力的功績，「觀者」承擔責任為國付出。在新自由主義話語下，電視製作將這種意識操控論述成城市問題青年通過體驗農村純樸艱苦的生活改變自身的陋習。但其社政（socio-political）意識形態操控濃厚，其一觀眾（家長、城市問題少年）務求為國家未來棟樑作好準備，家長必須再教育青少年及青少年自身必須檢討，因為青少年問題已深入觀眾的日常中，將國家未來的責任下放予公眾自我管理，國家干預從《變形計》中缺席，該電視製作又不斷將培養國家棟樑的意識轉嫁於家長，其後引發觀眾群熱烈討論：包括家長檢討自我的教育問題，在節目的情節中呈現「城市家長自我反思沒有好好管教孩子的責任」、「城市少年自責沒有好好完成學業回饋社會」，更甚觀眾在微博批評節目中城市家長的管教方法，並發表一套合乎社會標準的教育，最重要的是節目設定了一套市場化的邏輯，要締造社會應有的家庭觀、青少年形象就需要依據「農村孩子作為榜樣」，在此，農村少年的一切品行就是成為社會棟樑的「條件」，其指涉的就是中國青少年應有的特質及觀念。而每集家長之間的反省成為了中國家庭應營造「尊敬長輩、和睦、愛」的觀念。社會上的教育、家庭關係及青少年的問題轉化成不同個體「自我」的責任，各個體需要為承擔責任及按「條件」來改進。此外，與一貫新自由主義的節目不同的是《變形計》並沒有專家評論。然而，我認為節目正將教育方針及執行教育的責任及指導完全轉化成家長日常的責任，節目中城鄉的家長正是擔當專家，這裡非去批評家長是否按照劇本作為教育，而是節目以城鄉青少年為主軸的同時，多以插入城鄉家長的反思及感想來遣散一套「理應的教育方式」，展現以局內人第一視覺的專業意見。
二、複製式的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意識形態的傳播是進或退？
從兩種兩極的社會階級來製作節目，國家低層與國家中上流階層謀合，既相對又矛盾地使當時《變形計》叫好叫座，而這種操作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邏輯操作下得以順利。可惜節目製作並沒把握好這兩極的矛盾張力，以致從第五季起，社會大眾開始究問節目的真確性及批判節目扭曲的價值觀（即「條件」）。在第五季始，《變形計》從電視節目轉向成網台節目，在芒果TV上可以被重播、轉播以及在網絡上串流。這舉動顯然在吸引更多的觀眾群，為節目引來更多的廣告商支撐經濟收益及將其節目的意識形態推至更廣的層面。然而，經歷前四季長達六年的製作後，在新自由主義的理性邏輯下，《變形計》遠超越作為經濟的目的，中國觀眾受六年的意識形態洗滌下，不變的操作令人質疑，足見其意識形態的遣散不夠嚴謹，節目除了強調需要「金主」捐獻之外，其實並沒有更大的突破和作為。觀眾意識到不再是一個公益節目，在第五季批判節目的形式是一個又一個的複製機器：富裕家庭中因管教不善所以城市的問題青少年通過與品行善良、貧困好學的農村少年互換生活，在互換經驗中打破陋習，城市青年及家長不斷在鏡頭前自責，當中不乏落淚、悲慘、溫情的場面。這種不斷重複及強化的新自由主義製作反而在中國的社會上引來反感，然而我更想指出觀眾的不滿並非來自於「沉悶的節目複製」，而是在新自由主義下的《變形計》將社會家庭、青少年需要參照的「條件」過於籠統簡化，生產的矛盾不足以鼓勵觀眾改過自身或投入生產，即無法順利實踐「自我實現」，反之令人無所適從，引發社會對節目呈現的青少年及家庭問題質疑其與現實之間的真確性。節目一貫以來營造的農村少年好形象與帶農村少年進入物質鬼魅的城市世界體驗，簡直是極度矛盾。農村少年的改造鏡頭較少，每次都是呈現城市家長如何將貧窮、活像乞丐的農村少年打造成現代摩登的形象，給予農村少年無數的物質享受，並在節目中不斷通過城市家長口中強調：「你要努力讀書，日後就可以像我這樣生活，城市很好。」這是以物質生活來改變一個純樸的人之經驗，矛盾的是，節目中不斷通過城市家長的口述中：「因為要工作做生意，沒甚麼時間照顧孩子，所以忽視他們的成長。」顯然是一邊承認城市的物質生活令人忘記家庭教育，另一邊廂鼓勵農村追上城市的生活，導向農村的向錢看的物質觀念。生活於城市的物質家庭難以將「農村少年條件」置放在自身的城市孩子身上，因為農村的節儉、非物慾、純樸的生活並不能在中國的城市實踐達至城鎮化宏願。城鄉兩者均被節目牽進互相慾望彼此的「條件」作為「理想世界」，城鄉的家庭個體，又何去何從？所以引發社會反對節及批判節目製作的虛假性是必然。
三、新自由主義下的節目製作：自我責任
我們簡單理解新自由主義就是將一切的社會問題、政府問題及流動性歸咎／下放於個人，競爭也是個人的能力。《變形計》橫跨十一年之長，為何突然停拍並且無以為繼？其主要的問題是越以新自由主義為國家分擔責任，節目的製作越走向資本主義的操作，因為節目很大機會洞悉到討好青年人去拍節目比起以節目批判青年人來得更有「責任心」，更能夠協調社會，而面對青少年能夠為節目組帶來更客觀的收益，「公益」已經不能滿足製作，扶植青少年作為明星更為奏效。其一，城市的青少年能夠通過節目一炮而紅，在網絡化及直播文化興起，《變形計》就是另一種青少年需要向上流動的選秀平台，經過「自我報名」並且由「節目組」操控選人結果後，若能夠留心，自從第五季被社會大眾批評後，後期的製作更追求視覺消費，城市的青少年以「俊男美女」的姿態現身，並且以性別的角色在節目中定型，通過俊男的身體去呈現男性應有的價值觀、家庭觀、抱負及男性魅力；而利用美女的身體去呈現女性的嬌柔爾雅，能負責照顧家庭的形象。當然，本文並非進入探討性別的操作，而是《變形計》從「公益活動」作為宣傳轉化成「網紅選秀」的製作，所有參與該節目的素人最後都有一定程度能夠成為網紅的機會，獲得不同傳媒公司簽約，在娛樂圈中佔一位置。從此，《變形計》就變成了一個物質化及倚重資本主義生產的節目，它需要一些追求物質的青少年，吸引更多受眾及廣告商投放資源，以《變形計》開拓青少年市場──歸根究底，節目走到最後，還是偏離了「公益的初心。」
參考資料
譚佳。〈新自由主義式的「邂逅」：《非誠勿擾》與電視真人秀的性別政治〉。《文化研究》。期20（2015年）：頁8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