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有一個歲末，像2019年這樣來勢洶洶向人們襲來。儘管如此，身處運動中的我們都了然於胸，這一年將烙在心中永不褪色。在如此時刻談出版物，又比平常多了許多的私心，那麼希望有人先於我、甚至代替我說出香港的形狀。我還是關注自己喜歡的評論範疇來作此出版物回顧，希望大家在閱讀後能拾回一點平靜與激情。回顧之意義與必要，於我，永遠是為着提問香港評論何去何從。雖然有點世間不幸詩家幸之感，但下面數本出版物都可說為香港文學文化研究帶來新的衝擊與補白。
楊慧儀：《香港的第三條道路：莫昭如的安那其民眾戲劇》
「第三條路」曾經是基進左翼所努力尋找的出路，在香港而言，「第三條路」卻暗存另一種敏感──你是第三種人嗎，為何不跟左、右路線走？沿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就「第三種人」的爭論脈絡看來，那些在政治上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幾乎全數南下，在香港繼續活動。這一條另闢出來的道路，到七十年代，則由《七Ｏ年代雙週刊》這份高舉無政府主義的「無定向」期刊的文藝群體成員來承接之。「第三條道路」也不能不說是香港的特色之一。更重要的是，這份養育出邱剛健、淮遠、吳仲賢等重要文人的刊物，至今研究仍然缺少。這部談論莫昭如的「民眾戲劇」概念的專著，雖集中處理這團體內的一個人，卻仍算是至今首見較完整的論著。
危令敦：《《當代文藝》研究：以香港、馬新、南越的文學創作為中心的考察》
南洋論述說了多年。近年全球南方、島嶼文學、華語語系文學等新興的研究範疇不斷牽動新的研究進路，讓人不禁思考位於中國南方、以島嶼為形、華語語系語境複雜的香港應當如何回應、連結甚至加入這些語境當中。危令敦考究《當代文藝》如何開拓香港作為東南亞一部分的文學連接。以刊物為平台（舞台），這著述最吸引的莫過於越華部分。以香港為立足點，隨《當代文藝》而展開的橫向的外來「影響」與縱向的在地「接合」，使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學圈內的文學論爭不再成為茶杯中的風波，而是與整個「南方」的有機結合。
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
內地學者趙稀方一直以來關注「香港文學」研究。從《小說香港》到《報刊香港》，其企圖心是要為香港文學著史。這本專著雖以「歷史語境」和「文學場域」為副題，然而讀下來不無側目之感。在盧瑋鑾的「香港文學檔案」及「香港文學特藏」，以及2014至2015年間楊國雄出版之《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香港戰前報業》、乃至《香港文學大系》之細心整理下，早期香港報刊雜誌圖景已臻完整，予新著述之壓力也就愈來大。讀者或期待論者交出更仔細的資料清單，或期望論者可以精彩的方法論掌握零散之資料。若此而論，此書則略有比上不足，以下有餘之感。我覺得較為有趣的地方，仍然是那個老問題──內地的「香港文學」研究視野究竟所達何處？這些論著的站立點無疑是如趙氏於該書序言明言，將香港文學歸入大灣區文學圖譜之中。此舉對香港文學主體性論述將帶來怎樣的衝擊，是我最關注的、亦是為何我將此書列入回顧的最主要原因。
盧瑋鑾（小思）《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
盧瑋鑾的著述《香港文學散步》迎來第三次修訂本。假如修訂意味着的不止是改錯、重新校訂，而是有添加新的內容的話，那就有一再重提的價值。在此我還是需要提出，《香港文學散步》之作用不止於為香城提供一條又一條以供懷舊的文學朝聖散步路線。其價值在於對應八、九十年代的內地學者修編之香港文學史論述，企圖重新發現香港作為寫作場域所暗含的意義。文學散步是在地的，而所挑選之作家事件與香港這場域發生的一切關連，均提供着逆讀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位置。我亦欲將之形容為對香港文學主體性建設之一部分。這次的第三修訂本，每章添補，都有驚人之舉，例如黃念欣早在專欄文中指出魯迅一章添加「北大同學，近編刊《新生》，頗有價值。」一語，《新生》對國家體制的批判，使魯迅來港一事變得更為敏感。
陳智德《根着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
陳智德的《根着我城》，方法論而言，其實是整合《解體我城》對「本土」的論述，並在此之上提出「根着」之觀念。在陳智德的立論中，「本土」不是狹隘化「香港」的概念，而是包含不同組成群體、有待深挖的概念。事實上，本土的確不是一成不變的概念，隨時空而轉變內容。在《根着我城》內的「香港本土」，是一道左、右翼相互角力的風景，充滿戰後政治的暗潮洶湧。《根着我城》雖非開宗明義地以香港文學史為名，但是，從章節安排上便可把香港文學研究的框架上推至五十年代。左、右角力，外來群體與本地文人的互動，再到七十年代開始思考「香港」、「我城」之文學主體性，至千禧年間「我城」想像的鞏固與完成。花果飄靈後有靈根自植，長成根，駐紮於我城。
中譯論著之出版
今年不得不提的，還有由本地中譯並出版的理論著述。事實上，本地譯介外國理論，可算是斷橋良久。翻查歷史，早於1900年代，香港已是出版譯介的中轉港。然而近年本地譯著卻買少見少，由手民出版社出版的《寫給左翼民粹主義》及《卡卡女性主義》因此在年度回顧內佔有重要位置。更有趣的可能是，兩本論著的內容與正在發生的反送中運動竟然有論述上的連接點。《寫給左翼民粹主義》內所辯護的左翼民粹並非新來之物，卻遙相呼應着反送中運動為香港重新勾起的「民粹」焦慮。如果說為恐懼之物貼上標籤以貶斥，是論者無法理解群眾運動走向時的焦慮所致，那麼，如何將「民粹」基進化並拉離如同海棉般吸收力極強的右翼操作，則是當代左翼思想家的歷史任務。另一邊廂，當刻香港，女性、酷兒位置在這場經歷極大媒體輿論操控的運動之間，再次進退維谷。《卡卡女性主義》所描述的高度自覺於媒體操控，將之轉化為性別操演舞台的卡卡女性主義，究竟能否為性別鬆綁？一切有待知識份子的反思。
2019年香港評論著述出版算不上熱鬧，卻也是有着不少驚喜之作。閱讀之間，「和理勇」其實不獨是抗爭現場特有，重新基進化研究與思想，我想，正是2019年自由之夏給我們的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