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場是世界大賭場？
從結果來看，賭徒都是愚蠢地投入一場難以勝出的遊戲，莊家屹立不倒，怎會輕易輸錢。同樣是金錢遊戲，金融市場給外人的印象乾淨聰明得多，市場資訊公開，根據價格作出最好的判斷。傳統經濟學理論強調市場與人類理性的一面，市場雖然看似變幻莫測，但在經濟學家的計算下還是具有規律的。即使人類不是完全理性的動物，面對金錢還是會仔細計算。輸了錢，不是命運待薄你，而是計算失誤。同樣是大量金錢流轉的場所，賭場與金融市場原本代表一對相反的概念：賭場充滿動物性的欲望，而金融市場則是理性計算的結果。
可是，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明顯站不住腳：像交易員和投資者般精打細算的人，金融危機一發生，還是弄得焦頭爛額，連經濟學家也預計不到。數字解釋不了的現象，難道要重新訴諸於古老的動物性？面對金錢，貪念早已蓋過理性判斷。無論是華爾街的金融精英抑或一般市民，即使市場變成泡沫，還是不能及早自控離場。有人甚至會質疑，金融精英明知市場並不明朗，仍然不停向外推銷債券股票。除了以貪念作出解釋外，也有人會將之訴諸人類原始本能性一面的「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s）。人的行為並非全然理性，這個想法早在1930年出現，當時經濟學主要分為兩個學派，一方相信市場受「無形之手」控制，經濟蕭條後毋需政府出手，市場仍然會回到平衡點，另一方則由戰後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為首，他於《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提出人類有積極行動的「動物本能」，看似理性的經濟行為亦受各種非理性因素如情緒、喜好所影響。相比理性的計算，真正支撐經濟的是人類的動物本能。
難道說，精密複雜的國際金融市場只是世界的大賭場，充滿原始的動物本能？The Hours Between Wolf And Dog: Risk Taking, Gut Feelings and the Biology of Boom and Bust 的作者John Coates原是紐約一位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員，曾經在投資銀行任職十多年。他從自身經驗出發，認為動物本能、恐懼和貪婪等因素，都不能準確解釋投資行為與金融市場的起伏。投資者總是相信自己的投資行為是有意義的，回憶當年科網股熱潮，每個投資者都相信新時代即將到來，最後泡沫爆破才頓覺自己當時的亢奮未免過於天真。更何況買賣的決定只是彈指之間，還未來得及完成各種演算，身體已經行動了。
如何解釋金融交易員的買賣行為？Coates從神經科學的研究中找到方向，循神經細胞、荷爾蒙的角度，研究金融交易員冒險的投資決定，由此再解釋市場泡沫、金融危機的出現。書中解釋，就算市場能夠提供足夠的資訊作判斷，交易員的解讀也非機械性分析，他們樂觀時亢奮大膽，悲觀時保守小心，全因身體反應改變了他們面對風險的信心。
理性與動物性以外：神經科學的洞見
對金融交易員的論斷，逃不出「理性」與「非理性／動物性」的框架：我們以為有些決定是經過精心計算的，有些則由欲念驅動，兩者可以清楚區分。神經科學卻證明了人的行為動機並非由意識主導：神經學家 Joseph E. LeDoux和 Michael Gazzaniga曾作實驗，隔開參與者的左右腦，給予右腦做各種動作的指示，大笑或招手，再透過左腦問參與者做這些動作的原因，參與者還是會提出各種解釋理由，卻不知道那只是因右腦聽從研究人員的指令而作的動作。有意識的動機，往往只是事後落下的註腳。
神經科學更揭示了這套框架的另一盲點：不論是哲學的心物問題，還是經濟學的理性經濟行為假設，都把我們的身體忽略了。身體不是獨立於思維的存在，兩者是緊密溝通、合作的整體，神經系統無時無刻向大腦傳遞訊號，再由大腦調配身體官能作出準備。Coates提到，身體神經的進化是為了符合我們基本的生存需要：分辨機會與威脅，適時進攻，遇險逃走。
城市安全地隔絕了大多數致命威脅，我們卻暴露在另一種威脅之中──金錢。錢財並非身外物，它除了提供日常生活所需以及家庭婚姻關係，更象徵了人的社會地位和聲譽。在金融市場裡，金錢帶給人的享受與災難更加起伏不定，交易員可以一下子住進豪宅，但幾天後隨時飯碗不保欠下巨債，生活與市場的價格波動掛鉤，飄忽不定。金融風險雖然不會致命，卻會威脅到當事人的生活與社會地位，挑起當事人的激烈情緒與身體反應。而且，投資風險愈大回報愈高，追求更高獲利就要冒更大的險。
面對風險，我們會緊張、亢奮或是擔心。如果靜下來觀察，我們會發現這並非單純的情緒反應，更連帶一連串身體反應，例如肚痛、血壓和血糖升高等等。這些變化其實是大腦協調身體各個部位的過程，讓身體預備面對即將來臨的風險。這個過程是無意識的，身體神經接收與分析資訊的能力遠比我們想像中精細敏感，無時無刻都在識別四周潛在的風險與機會。一般來說，我們只會注意到想法與情緒的轉變，視之為直覺（gut feelings）， 卻忽略了身體內在的反應。同樣，Coates認為，銀行家在進行交易時依賴的直覺，除了是隨着資歷增加的判斷力，亦是身體在無意識地過濾熒幕中的交易數據後，為即將到來的危險或機會作準備，從而影響當事人的判斷力以及面對風險的信心。
可以說，神經科學提供了獨特的角度去解釋經濟行為：我們的思想行為都受神經與大腦的溝通協調所影響，它們最大的任務就是識別危險和機會，金融風險雖然並不致命，但仍然會挑起生理反應。有時金融風險甚至比短暫的身體風險還來得嚴重，因為金融風險所帶來的後果可能會持續幾個月，我們生理防衛機制難以承受長時間的風暴，壓力荷爾蒙長留體內，可發展成各種慢性疾病。
交易員和投資人在獲利時意氣風發，想着再下一城，冒更大的險；在賠錢時則變得膽小怕事，不堪一擊。這些非理性的生理反應如何影響我們的決定與行動？又怎樣解釋金融市場的交易行為呢？
荷爾蒙投資
類固醇荷爾蒙（steroids）遊走於身體各個細胞，關係着我們的生長、新陳代謝、免疫力、心情記憶、認知與行為。書中主要提到兩種類固醇荷爾蒙：睪固酮（testosterone）和皮質醇（cortisol），解釋交易員在面對金融風險時出現的非理性亢奮與悲觀。
睪固酮主要在睪丸或卵巢分泌，除了提升性慾，睪固酮在比賽、冒險、勝利等緊張高亢的狀態時亦會特別活躍，主導當下的行為。有關睪固酮的的影響，生物學家首先在身上發現了贏家效應（winner effect）。所謂贏家效應，是指勝出的一方在接下來的比試更有機會再次勝出。這並非因為勝方力量強大，生物學家研究發現，即使雙方能力與體型相同，贏家效應仍然存在。不少學者認為這與睪固酮濃度相關，睪固酮能夠讓動物的認知與反應更為迅速，而且變得更堅定無畏。在運動員身上亦能觀察到贏家效應：當人體內的睪固酮濃度上升，他們會變得更具侵略性、更大膽，有利之後的比試。順理成章，Coates相信理論亦可套用在金融市場，他在一家中型公司的交易所進行實驗，該公司主要做高頻交易，買賣證券往往只會持有數分鐘時間。他花了兩週追蹤十七位年輕的男性金融交易員，透過口水樣本記錄早午兩個時段的睪固酮濃度，比照交易紀錄。研究發現贏家效應在金融市場的確存在，Coates發現在獲利比平時高的日子，交易員的睪固酮濃度亦相對地高，而高濃度接下來也帶來更多獲利。雖然數據未能解釋睪固酮濃度實際上如何影響交易行為和利潤，但根據在動物與運動員的贏家效應研究，可以推斷睪固酮令人在面對風險時更有自信，更加專注與敏感，能夠在混雜無章的金融市場當中粹取有用的資訊。然而，睪固酮濃度與獲利表現的關係呈倒U型：中等水平的睪固酮濃度能夠提升交易員的交易表現與獲利，但當勝利的滋味維持一段時間，睪固酮濃度持續上升，他們便會開始變得過度自信樂觀、錯判形勢。這個模型因而能夠解釋為何交易員在牛市時會變得過度樂觀，漸漸發展為市場泡沫。
皮質醇則是負責應付長期壓力的荷爾蒙，稱為「壓力荷爾蒙」。當人處於陌生的環境，而感覺環境不受控制時，皮質醇水平便會上升。與睪固酮相似，適量的皮質醇能夠提升專注力，更好的面對挑戰；但當皮質醇水平不斷上升，長時間在壓力狀態下人會變得抑鬱、選擇性失憶。Coates上述的研究中同時搜集了交易員的皮質醇水平， 與當天市場波動的數據作對比，發現市場波動愈大，交易員對未來價格走勢的把握愈細，他們當天的皮質醇水平愈高。
交易員過分自信或恐懼的非理性投資行為，明顯不是理性評估的結果，亦不是貪婪所造成，而是金融市場的環境驅動了古老的生理機制，致使他做出外人看來愚蠢的行為。交易員的睪固酮濃度在牛市時會上升，令他們異常亢奮與狂熱，做出愚蠢的投資，繼而賠利。相反，面對熊市持續不明朗的市場，持續虧損讓交易員異常恐懼，對風險十分敏感，病態地規避風險。由此可見，我們不能輕易將交易員視作理性，生理機制與金融市場形成了一個相互疊加的迴圈，市場價格波動與化學物質交相影響，風險駁通了生物化學和經濟金融的領域，甚或影響整體的政治環境。當風險深入整個社會架構，乃至生理反應，我們就再難以將之收容於單一的範疇裡面，Coates提倡的神經經濟學，將大腦機制與經濟事件接連，或許也是出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