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說到，俄國大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賭徒》（The Gambler）不單是他最具自傳性質的作品，而且還是理解《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Underground）和《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的一把鑰匙 ── 於表面上，《賭徒》說的是機率遊戲，和它背後的原則；但實際上，當一個人墮進了賭博的深淵（如作者本人），便會領略到所謂機率，其實是幾近於必然的命運。
假如病態賭徒都患有某種多有自戀型人格疾患（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1]，杜斯妥也夫斯基和他筆下的好些角色似乎都不能免於受難。《賭徒》雖說病態賭博，但實指的其實是像《罪與罰》中的犯罪。弗洛伊德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的忠實讀者。他讀得細緻，自然亦看到兩者的關連，甚至還說過，小說中犯罪者的其中一特質就是自戀人格。（Freud，1928／1997，頁235－236）
雖然，在弗洛伊德的時代並無「自戀型人格疾患」一詞：那是後來的臨床心理學發展出的。但只要細看他所說的自戀人格，便會發現當中的含意跟病態賭徒的某些特質非常湊合。一來，自戀型人格疾患的概念原型，在一定程度上受弗洛伊德的好些論述影響，從而發展而成；其次的是，病態賭徒之所以多是自戀型人格疾患者，是他們同樣都對外在世界有著某種扭曲的﹑錯誤的理解。於這點上，弗洛伊德早在他〈論自戀：引論〉（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在所談及：
自戀一詞出自臨床描述，由保羅．納克（Paul Näcke）於1899年所選，用以表示某人以平常對著性對象的方式看待自己身體的態度。〔……〕就其病患而言，歇斯底里症或強迫性神經症的患者放棄與現實連結。（Freud，1914／2012，頁3－4）
弗洛伊德所說的自戀，不只是對世界的曲解，還是一種對性的渴求。在孩童的時期，一個人把對性慾導向自身，是一種初始的自戀（primary narcissism）：或他所說的「自我性慾」（ego-libido）。弗洛伊德又繼續說，兒時的無法實現的自戀情緒會一直潛藏在個人之中，直到長大後發展成建立「自我理想」（ego-ideal）的原材料。（同上，頁24）後來他稱「自我理想」為我們都聽過的「超我」（super ego）。
於這點上，弗洛伊德不但指出了犯罪者的自戀人格，還把自戀連繫到理想人格的實現。《罪與罰》中的犯罪者似乎就是這種思想的體現。主角要犯罪，不僅是出於對世界的曲解，還在於他想要成為像拿破崙一樣的超凡者，是一種「自我理想」或「超我」的實現。
而說到「超我」，首先會想到的，自然是與它相關的自我罪惡感。根據弗洛伊德，「超我」展現於對自我進行批評的時候。因此，帶點諷刺意味，犯罪竟就成了展示「超我」的一途。於弗洛伊德看來，杜斯妥也夫斯基本人其實是透過賭博而獲得罪惡感，繼而成就創作。
以賭博作為實現「自我理想」的手段
在〈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弒父〉（Dostoevsky and Parricide）裡，弗洛伊德引述過一段關於杜斯妥也夫斯基沉迷賭博的往事。欠下的債務顯然是他罪疚感的其中源頭，使得他想要從賭桌上贏回一次，吐氣揚眉。然而，他很清楚，除了想要還債，他確確實實地是喜歡賭博，為賭博本身而賭博。而且，只有到輸盡一切，一敗塗地的時候，他才甘願收手。賭博因而成了罪疚感的源頭，同時是一種自我懲罰。
弗洛伊德接著又說，杜斯妥也夫斯基需要的不單是對自我罪疚感，還是他人對自己責難而成的罪疚感。他不斷向妻子許下諾言，不會再沾手賭博，但卻又再三不守承諾，從而建立一種病態的滿足感：他因而可在妻子面前大肆羞辱自己，祈求得到妻子的衊視，繼而得到某種懺悔式的救贖。到了第二天，他便會重新回到工作的正軌上。他的妻子早就看到這個循環了：對於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創作而言，與其期望可以正正經經地工作，倒不如直接輸掉所有東西。只有不斷的懲罰自己，他才能一步一步地踏向成功。（Freud，1928／1997，頁249）
在一定程度上，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自我理想」與金錢有莫大的關係。假如像弗洛伊德所說，兒時的慾望是一個人建立「自我理想」的基礎，便不難想像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一些性格發展。
偏要在賭桌上輸掉所有錢，彷彿是為了滿足童年時對世界的想像。不要忘記，杜斯妥也夫斯基在莫斯科外圍的窮困地區成長。雖然他家也算是貧窮家庭，但跟父親工作的窮人醫院的病人相比，生活仍算是過得去。聽說，雖然父母反對，他仍常會偷偷跑去聽外出曬太陽的病人講故事。他的童年充滿對窮人的憐憫，相信這是每個了解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人都會認同的事實。
在一方面，杜斯妥也夫斯基自然會建立了一個能擺脫貧窮的自我；但在另一方面，他亦不想要擺脫貧窮──在真正的貧病人和孤兒面前，他又有甚麼資格說貧窮呢？如此，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賭博惡習便顯得非常合理，甚至成為了生命中唯一的救贖方式。因為它必需是矛盾的：必需是既是想要嬴錢（滿足兒時的脫貧想像），又想要徹底的一貧如洗（滿足兒時在真正窮人面前的罪惡感）。
賭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給予人一個想要嬴錢，但最後卻落得一敗塗地的機會。這不正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超我」一直渴望著的？
「超我」與弒父：《卡拉馬助夫兄弟》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寫作跟實現「超我」有莫大關係，了解到這點，便很自然又會想到弗洛伊德常說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就如讀者都知道，弗洛伊德把母親視為人類兒時的性慾對象，要實現「自我理想」，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弒父，取代他的位置。
從《賭徒》的沉淪賭海，到《罪與罰》的殺人，再到《卡拉馬助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的弒父，可謂是一脈相承，同時互相呼應的。弗洛伊德之所以在文章中說：「犯罪者有兩個重要特質：無界限的利己主義和強烈的毀滅傾向」，（Freud，1928／1997，頁235）大概是因為《卡拉馬助夫兄弟》第一卷六章中，次子伊凡的論述。當中明確提到了利己主義和罪，而長子德米特里聽後便說了一句：「我會記住這話的。」
其後，大哥跟父親老卡拉馬助夫喜歡上了同一個女子，再加上生活上的種種矛盾，他有了弒父的衝動，甚至想過要付諸行動。雖然，最後弒父的人並不是他，而是第四個弟兄（老卡拉馬助夫的私生子）；但從整個故事的脈絡和幾兄弟的互動可見，老卡拉馬助夫的死其實是四兄弟共同導致的。就如弗洛伊德在《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中說：「一天，被驅逐的兄弟們聚在一起，殺死併噬食了他們的父親，結束了父權制的部落。」（Freud，1913／2001，頁164）
最後，長子德米特里被判有罪。雖然弒父的人並不是他，但基於一種對罪惡感，他開始真正的思考人生，想要痛改前非。弒父顯然是一件嚴重﹑涉及人類禁忌的事。然而，它的性質其實跟作者的賭博行為非常類似：兩者都是要透過罪惡感而達成「超我」的實現。（當然，相比殺人，沉迷賭博實在是微不足道。）
盧卡奇（György Lukács）論杜斯妥也夫斯基時說過，悲劇之所以發生，先是因為人要滿足某種自我慾望，那些內化了的﹑不被滿足的慾望醞釀成罪。（Lukács，1949／2011，頁150）或許，從這個角度看來，沉迷賭博算是某種慾望的疏導。
參考書目
Frank, J. (2012). Dostoevsky: A Writer in His Tim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reud, S. (1997). Dostoevsky and Parricide. In Writings on Art and Litera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8).
── (2012). Freuds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J. Sandler, E. S. Person, & P. Fonagy, Eds.). London: Karnac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4).
── (2001). Totem and Taboo (J. Strachey, Trans.). London: Routledge.
George, S. (2012). From the Gambler within: Dostoyevsky’s The Gambler. Advances in Psychiatric Treatment, 18(3), 226-231.
Lukács, G. (2011). Dostoevsky. In R. Wellek (ed.), Dostoevsky: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Whitefish, MT: Literary Learning.
Taber, J. (1982). Group Psychotherapy with Pathological Gamblers. In W. Eadington (Ed.), The gambling papers: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Gambling and Risk Taking. Reno: Bureau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Nevada.
注釋
[1] 如一些心理學研究所說。（例如：Taber，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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