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最好的香港詩人：癌石（上）
開始之前，還望讀者諸君先參閱拙文〈超越時代的詩作──讀癌石：〈警察〉〉，切記切記。詩人廖偉棠謂「反抗者不能落入被反抗者的邏輯，反抗的詩不使用被反抗者的粗暴語言」，並言〈警察〉一詩很差。我一直非常敬重偉棠。但他未有進一步詳細解釋其論點，我亦不宜妄自猜度。然其好意，溢於言表。另外，論者鄧小樺則謂拙文完全胡來，每段皆有錯誤之處，完全不能看，不值得回應，認為〈警察〉一詩只是純然的情感宣洩。惟她未有詳細講解其論點，只着吾多多反省。鄙人深自反省過後，乃豁然開悟，欲要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詩人，除了不能謾罵叫囂，更在於不能有負自己所嚮往的美學追求，貫徹為之，一往無前。遂決定再寫一篇文章：〈70年代最好的香港詩人：癌石〉。
那麼，我們且從1971年4月16日癌石於《中國學生周報》（第978期）刊登的文章講起。文章題為〈癌石說：新詩的出路像抽水馬桶〉[1]，是回應古蒼梧〈新詩的出路〉一文。古蒼梧當時正參加愛荷華作家交流，而癌石則是中學生，剛於1970年發表第一首詩作，二人身份地位可謂懸殊。〈新詩的出路像抽水馬桶〉一文展現了癌石所崇尚的詩觀，可謂重要。古蒼梧於〈新詩的出路〉中提出新詩已經變得「貴族化」，詩人只是在「精神自瀆」，徒然追求「現代觀念」。他提出詩人可考慮將新詩加入表演元素，以演唱方式朗誦詩作，甚至可以加入表演團，運用「百老滙音樂劇的表演方法」。還不止，更可參考啞劇的表演技巧，「再加上燈光和其他聲响效果」。這各種方法，古蒼梧稱之為「詩表演」。〈新詩的出路〉是意圖將不同的表演元素加進詩歌，提高詩歌的娛樂性，希望將詩歌帶回民間。但古蒼梧所指出的出路只是從朗誦方面入手，對於「寫甚麼」，「怎麼寫」，他並無提出想法。
〈新詩的出路像抽水馬桶〉是非常有個性的散文，以凌厲的語言展示了激越的詩觀。癌石於文中亦同意新詩只是自瀆。但他的說法比古蒼梧更為具體。劈頭一句便是「新詩的出路像一個抽水馬桶，新詩的產生就像大便加上自瀆。這些骯髒而骯髒的東西，通過一條暗暗的排泄管子，匯合了別人的排泄物一起衝到死海。」這樣去形容詩歌，豈止是驚世駭俗，根本是一人獨戰詩壇左中右老中青。「出路」一詞來自古蒼梧，癌石將其連繫到「抽水馬桶」，無異是說新詩不過是便溺而已。癌石形容新詩，左一句「貧血症」，右一句「新詩這婊子」，用詞粗野尖銳，同一個意思，激進之處，古蒼梧實難項其背。癌石對新詩的深痛惡絕，建基於不少詩歌毫無改變社會現實的功用。其言謂：
我總覺得像我們這樣的年代還停留在「詩」這年代實在太腐敗了。在街上放「菠蘿」真的假的都比躲在房裡，摸着一枝筆，對着一張紙，然後擠一點東西出來這玩意兒強得多。
「菠蘿」是土製炸彈，六七暴動期間，左派示威者，經常於香港市面放置土製炸彈。換句話說，他不滿的是詩歌無法改變政治現實。詩歌頂多只能做到表達作者愁怨哀樂，等而下之，就只是自瀆。然而，一首詩無法改變社會，這個責任不在詩歌。詩歌並沒有義務要改變政治現實。那只屬於詩歌的額外作用。而且詩歌要有改變政治現實的能力，首先需要有大量讀者。其次，讀者要能對詩歌同情共感，詩歌乃能改變人心。因此，不是詩歌追不上民眾，而是民智和讀者的審美品味追不上詩歌，僅此而已。
詩是無能者的東西，詩是無能的東西。生活在實實在的血肉裡，才是一
種生命。生命是一種新鮮的肉食，街市有得賣。［……］
如果文學不是糧食，要它有屁用！
由此可見，癌石所關注的不止在於詩歌無法忠實地反映生活。「糧食」是人類賴以維生的必需品。所謂「文學不是糧食」，就是指文學並非人類生存的必需品。與其花費心力在此等旁枝末節，不如想想怎樣餵飽窮苦大眾。因此癌石在文中所展現的除了是癌石的詩觀，是其所偏好的用詞，更顯示了癌石是一個極為重視實用性與物質基礎的詩人。他重視詩歌的社會作用，重視反映社會現實，而相對輕視詩歌的抒情作用。他甚至說：「對於新詩我已經忍無可忍了。」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根據作者自述，斷言癌石的詩作就是對物質的追求，就是摒棄一切文藝理論、就是為了改變社會而放棄「詩言志」──這種詩歌最原始基本的抒情功能呢？大錯特錯。作者自述，或者作者對其作品的評價，很多時反而和作品背道而馳。像卡夫卡甚至在臨終前讓友人一把火燒掉所有手稿。假如作者自述是最高權威，我們就要將卡夫卡所有作品燒掉，那真是愚眛至極。雖然在書信來往中，癌石謂自己確實貫徹自我，一把火將自己的日記和作品手稿燒掉。對於新詩，尤其是自己的新詩，他確然「忍無可忍」。然而他的詩作其實比他想像中好得實在太多。因為癌石的詩作，與其自述正好相反。其詩極為抒情，個性鮮明之餘，又能擊中社會現實。他總是帶着強烈的自省，揮舞着尖銳狂暴的語言，用最前衞的思考寫詩。他既重視詩歌、社會的實用性，更是一個絕對的理想主義者。我要再進一步地說，在回應社會時政言之，他就是七十年代最好的詩人。
癌石的重要性，首先體現在他總是以最前衞激烈的語言個性，處理不同的題材。無論是對社會的批判、愛情、甚至對詩和詩人的自省，皆是極具匠心，當中又以對政治社會的批判至為出色，故本文將就政治此一方面以論。而要理解這個判斷，首先要看癌石之前的香港詩人究竟是如何處理對社會政治的判批。
何達：〈簽名〉（節錄）
一個海軍船塢的工友
站在我面前，
向我講一個令人憤激的故事。
［……］他手裡拿着一張紙，
等待我的簽名［……］
我看見我的名字，
從名字的行列裡，
像一個士兵，
在一個縱隊裡
前進，
支持
海軍船塢工友的
正義的鬥爭1958年2月5日
〈簽名〉是寫作者透過簽名支持工人運動。何達是否有進行其他支援工作，並不影響我們如何判其語言高低。此詩語言其實頗為直白，可謂非常散文化。敗筆之處在於，最後硬塞三句極為口號而空洞的句子，突兀非常。進一步以言，簽名運動對工運而言只是一小步，以之比喻為士兵，未免過於理想化一個簽名。何達真誠而莊重，惟全詩流於陳述，難稱佳作。
崑南：〈旗向〉（節錄）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噫 花天兮花天兮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閣下誠卡片者 股票者
畢生擲毫於忘寢的文字
與氣候寒暄（公曆年月日星期）
「詰旦Luckie參與賽事」
電話器之近安與咖啡或茶
成閣下之材料──飛黃騰踏之材料敬啟者 閣下夢夢中國乎
汝之肌革黃乎 眼瞳黑乎──〈好望角〉第六期，1963年5月20日
〈旗向〉一詩，崑南將公文語言，英文，文言，白話，全部糅合為一，其語言前衞非常。以文言句式判批社會耽於股票經商，所思所想惟金錢利益，飛黃騰踏。所謂「夢中國乎」、「肌革黃乎」、「眼瞳黑乎」就是質問對方，你既然黃皮膚，黑眼睛，你是中國人嗎？既是中國人，何故甘心於殖民社會裡爭名逐利？何故毫無家國之心。在1963年，其語言確然非常前衞。但其根本依然以國族為思考，對於建立香港本土的意識，尚未觸及。而且以現今的目光，將黃皮膚黑眼睛作為國族象徵，這種推論甚為粗糙，經不起再三質問，亦是非常籠統而危險的民族意識。君不見韓國、日本、新加坡、越南、台灣，其國民也大部份都是黃皮膚黑眼睛，難道他們都是中國人？而更關鍵處在於，此詩因其糅合多種語言，文白英語，公文詩句，各種語感龐雜交纏，詰屈聱牙，在朗誦上其實極為困難。
江詩呂：〈苦力〉（節錄）
總是汗和酒
於一壓之後
肌肉勢須窀起
然後哎喲喲啊哎喲喲
那是歌那不是歌
哎唷唷唉唷唷
哎唷唷唉唷唷──〈中國學生周報〉第689期，1965年10月1日
江詩呂：〈苦力〉，無甚可觀，徒然堆砌擬聲詞。值得留意之處在於，它展示了一般詩人處理社會對基層壓搾，最容易落入的毛病。只能達到直陳其事，極欲描寫其苦，卻淪為泛泛之辭。
古蒼梧：〈生命的密度〉
伸臂向城市 欲撥開侷促的文明
伸向更遠
撥開那野蠻的障礙
去豪飲揚子江水
去馳騁塞北草原
攝泰山日出於瞳孔
錄江南絲竹於聽覺
並臨照 大明湖裡的千佛把自己根植於中原的黃土
讓背負了整個中國歷史之山川林澤
默默流入血脈⋯⋯──〈風格詩頁〉第1期，1966年11月
古蒼梧：〈生命的密度〉，在語言上與崑南近似。大量運用古典句式。其文化認同乃是古典中國。「大明湖」、「泰山」、「揚子江」，其想法是以古典文化，抗衡城市對人的壓迫。這全部都是中國的文化勝地，但這種修辭明顯與香港「本土」甚有距離。
總括以言，癌石之前的詩人，當他們批判社會政治，較為平庸的詩人，要麼淪為空疏口號，不然就是跌入陳套慣性的描寫。重要詩人，有其一己風格，或創新或繼承，卻仍不免囿於歷史時局，陷於民族主義，或是步武古典傳統，未見本土意識。展現本土意識對詩人非常重要。這代表詩人真真正正以此為根，對此地的人事景物，歷史未來，自然會有更多更深的思考和關切。而以民族主義配合古典傳統為根，則容易將香港視為跟隨內地大勢而走的附庸，永遠只是中心與邊陲的關係。人們的本土意識越強烈，本土的政治社會才能更容易催生改革。而癌石〈警察〉一詩於發表於1971年2月1日，無論在語言、發言位置、思想皆可謂超越前人。
首先是語言，當六十年代的詩人們尚處於以新詩繼承古典傳統，或是致力於吸收西方文學，癌石早已經撇開了這個包袱。其語言直指當下社會的激烈矛盾，對於警察濫用警權，癌石在〈警察〉的回應是：
雜差房個班契弟
總有一天我要冒死衝進去
將他們的龜頭剪掉［……］
「你頭髮太多太長！」十幾個市民的公僕在打主人
「我話你褲檔裡下面那條東西的毛還要多還要長！」
以口語入詩，批判社會時事，癌石不是第一人。符公望：〈黃腫腳〉發表於1946年12月29日，全詩率用口語。「香港咁多人／多到咁巴閉／點解重拖男帶女密密咁嚟／唔知內地又試搞乜鬼／呢隻黃腫腳真係不消蹄」，反映出香港地少人多，歷隔多代，卻又神奇地呼應香港現今人口過度膨脹，審核移民的權利被內地政府所操控。而且早於1946年即以口語入詩，其價值固然是不可抺殺。惟語言鄙陋無文，一味着眼於俚語俗語，只能稱為詩歌材料，而不能稱之為詩，其史料價值或比藝術價值更高。相比之下，癌石的〈警察〉在書面語和口語的比例分調得宜，緩急有致。全詩廿六句，只有三句夾用口語。然而每用口語必為情感極強之處。癌石被警察濫用私刑，於是他便說要將警察的「龜頭」剪掉，再如憶述被警察困在雜差房內毒打，因而反唇相譏，凡此種種皆是情感極為高昂，運用口語，乃有其不得不用之意。如此一來口語便有其必然性。加上其口語並非單純的口語，而是極為憤恨的咒罵，比起符公望通篇俱用口語卻又情感平淡，反而更為亮眼。而更重要的是，〈警察〉是一首極為適合朗誦的詩。適合朗誦的詩歌一般情感強烈，語言上相對簡單，而且詩歌結構一目瞭然。因為朗誦是一件轉瞬即逝的事，過多隱喻，或者句式與一般慣用的書面語、口語差距太大，就會阻礙了讀者理解。像崑南的〈旗向〉，語言中英夾雜，書面、公文、文言，兼而有之，這是才氣，但同時亦令全詩變成「案頭詩」，只能放在案頭讀，而不適合朗誦。另一個極端是譬如江詩呂〈苦力〉、何達〈簽名〉、古蒼梧〈生命的密度〉，語言是簡單直接了，偏是語言陳套浮淺又或過於散文化甚至流於口號，就算再適合朗誦，亦是枉然。因此適合朗誦的詩，又能避免過於散文化，當中的拿捏，就是詩藝所在。而癌石這首詩其實亦有散文化的傾向。但他的詩人氣性補足了或者說很好地掩蓋了這個問題。因為在他又要殺警、又要剪龜頭之下，讀者聽眾很容易就被他強烈感情和驚世駭俗的宣言所吸引，這正正就是適合朗誦的詩歌所需要的強烈感情。再加上恰如上文所言，其詩只在激動處動用口語，朗誦之時乃有噴薄之效。適時的口語結合含冤受屈，寧死不屈的抗爭，語言內容完美配合，詩人才氣魅力，皆在此矣。另外，用口語入詩，可以是用口語形容家常瑣碎，可以是形容超越日常、極為逼切的激動感情。〈警察〉一詩，屬於以口語抒發極為逼切的激動感情。而且這種口語更是配合了極為吸引的抗爭情節。這種詩歌朗誦起來，如同講述一個極為不凡的故事。荷馬史詩《伊利亞德》講述特洛伊戰爭，就正正是以強烈的感情講述人類英雄和希臘諸神之間的鬥爭。只是《伊利亞德》的情節更曲折，而語言也有更多連篇累牘的比喻。而這樣也令到《伊利亞德》絕對不可能一口氣朗誦完畢。而〈警察〉的情節、篇幅卻長短得宜，既不拖迤，兼之節奏明快。〈警察〉在各方面可謂都達到互相配合，相得益彰的境界。
然後是詩人所站的發言位置。1940年，何浧江〈在某機器鋸木廠裡〉：「營養不足的臉，青白，勞倦，哼唷的幫腔。／一天的工作做夠十小時，血汗的價錢衹得五毫錢，／還要扣毫六仙，吃午晚兩餐。」這是報告式、陳述式的詩句，直陳其事，以一個旁觀者的角色，如實告知讀者，商人如何剝削基層，難成佳作。1958年何達〈簽名〉，將自己的簽名看成軍隊其中一個士兵。在工運之中，無論他如何莊嚴地看待自己的詩和簽名，對於推進工運，卻未必真有助益。1965年，江詩呂〈苦力〉亦屬同樣毛病。然而癌石的特別之處在於，〈警察〉甫一開始，詩人癌石已經投身於抗爭運動之中。因此他才會被警察關進「雜差房」毒打。癌石的發言位置，並不是知識份子居高臨下地向抗爭運動的群眾解釋理念。他也不是站在局外向人解釋基層如何受到壓迫，基層的局面如何嚴峻。他在抗爭運動中，既不以指導者自居，亦不自覺有愧於基層。他並不如一般詩人們的身處局外，戮力以文學詩歌宣傳教育。因為癌石已經在抗爭運動裡面。他在詩裡全盤否定殖民政府的教育理念、警權、民間崇拜、甚至乎挑戰殖民宗主國。他不歸順於殖民政府，不向傳統上的文化中國求助，不乞憐於內地的共產政權，他直接全盤否定政治，展示出無政府主義的詩人個性，這就注定了他的政治取態遠遠拋離了前行者和同代人。
至為關鍵處，在於癌石的作品所展現的思考，循此可以發現癌石既重視詩歌、社會的實用性，更是一個絕對的理想主義者。且看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巴枯寧（Mikhail Bakunin）的作品，以此參照癌石作品，當能對癌石有更深入的了解。
注釋
[1] 文章標題可能為編輯自擬。〈癌石說：新詩的出路像抽水馬桶〉下稱〈新詩的出路像抽水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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