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Sample》第八期「（仮）和平時代的戰爭武器」
2006年伊藤計劃以《虐殺器官》（Genocidal Organ）進入第七回小松左京賞最終候補之一，失落大賞，當年大賞從缺。當年小松左京賞內對《虐殺器官》的批評，大抵是認為小說內的核心概念「虐殺文法」以及「虐殺器官」沒有說明清楚，人物的行動理由亦不充份。[1] 在這一點上，伊藤計劃的研究者岡和田晃有異議，並認為所謂「虐殺文法」和後來得到第30回日本SF大賞的《和諧》（ハーモニー）內的「無感情之村」（感情のない村）概念一脈相承地象徵着日本世代的精神虛無議題。[2] 我不是日本研究者，既有珠玉在前亦無需再弄斧從日本內部的科幻文脈來討論伊藤計劃，[3] 只欲分析《虐殺器官》的器官與文法概念，嘗試解讀他如何以「科幻小說」對世界展開批判與反思。
器官與文法
《虐殺器官》讓讀者最迷惑卻又為之吸引的，自然是「器官」與「文法」。事實上，兩者的確是伊藤計劃小說的關鍵詞，在《虐殺》到《和諧》之間有發展，組織出伊藤小說的內部結構，並對外部世界提出挑戰。既然如此，在談一切大議題之前，從內部解讀兩者的意涵是必須的。
在我看來，小說內對「器官」和「文法」的描述和所指相當清晰。若先不談論文法如何能「虐殺」，回望文法本身的話：所謂「文法」，是語言得以組成句子的結構。小說開篇便用上了許多基本語言學的概念，隨情節發展而有所延伸，從普通語言學走向話語（discourse）形構的討論。在小說的第一部，男主角和同行軍人朋友傾談時便談起語言：
「我覺得漢字好酷喔。」
「那是因為當你看不懂文字時，文字就不再是資訊，反而更像經過精心設計的圖案。」
［……］
「異國的文字，既是語言又不是語言。看起來就像是紡織品，近似有規則的圖案。」
「那是因為異國文字它所代表的訊息消失了──正確地說，是因為我們看不懂它所代表的訊息。」[4]
這場傾談勾起「我」兒時記憶，「我」早就覺得「語言可以左右人的感情和行為」，「不只是溝通的工具」，「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網路，而是一種規範人類、拘束人類的實體。」[5] 男主角的想法，不難令人想起傅柯對語言的解讀，所以他在長大後對語言有以下的想法並不奇怪：
我覺得國家、民族、共同體也只是單純的「語言」。雖然我認為這些概念是語言，但我無法把它們想像成生活中活生生的事物。
反過來說，能把國家想像成活生生實體的人，會代替我思考這個世界。那樣的人存在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華府……他們可以把國家想像成活生生的實體，並且命令我們去殺人。[6]
伊藤對語言的看法很接近傅柯在《知識的考掘》提出的「從語言組成話語的權力系統」，而緊接着對現代政府將國家當成生命體的描述《生命政治的誕生》亦看法相似。事實上一提及傅柯，《虐殺器官》的核心結構便呼之欲出。
不過，在解畫之前我還想先談談「器官」。早在第一部描寫主人公和隊友接下行軍任務時，他與隊友威廉斯、艾力克斯聊天便提到小說最重要的器官：
威廉斯笑了出來。如果這裡是地獄，那我們的工作就是遊歷地獄了。我想連但丁都會嚇一跳吧。
但是，艾力克斯說：「不是這樣的。」用手指指着自己的腦袋。
「地獄其實在這裡。在我們的頭裡，在我們的腦內。也可以說是位在大腦皮質的皺褶。［……］」[7]
所謂虐殺的器官便是人的腦袋。我們也許不必把小說內的語言討論拉扯到索緒爾的語言學教程，不過，語言得以透過言語而使人能夠相互溝通，的確是由於「語言以一定數量的形式存在於某一社區每一個成員的大腦裡」，而且不分彼此地共享。[8] 於是，語言才成為社會的產物，乃至社會的規約產物。索緒爾將人的言語緊扣在個人行為當中，正如艾力克斯指指自己的腦部說「地獄就在這裡」，可以讓人運用的文法由腦這個器官所產生，於是，運用「虐殺文法」不斷勾起第三世界內戰的約翰．保羅才說，虐殺文法是古老的東西。
言語行為的內部文法本來是不能殺人的，傅柯對語言學概念的運用，把語言的另一層次放大，繼而衍生出話語──這一點伊藤計劃明顯有所跟隨。《虐殺器官》不斷強調語言有另一面相，例如「我」認為負責解說追蹤約翰．保羅任務的賽爾斯女士的話語「是一層覆蓋住現實的東西，看起來就像是另一個現實」。在她的解說簡報內，「乍看之下完全與戰爭無關的名詞，交織成那層東西。」[9] 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語言單位組織成話語，這套話語──是那層東西，而不是言語行為的本身──的內部，權力運作其中，演化成無可拆解的意識形態。雖然小說沒有直接說明「虐殺文法」是甚麼，然而可以想像，約翰．保羅和這位賽爾斯女士對語言的運用基本沒有分別，只是，他選擇透過到各地演說來建立話語，讓當地人相信這套說法，啟動「地獄」，誘發內戰。
冷戰架構與世界結構
事實上，要找出伊藤計劃用了哪種理論資源是很容易的事，畢竟他在小說內亦毫不吝嗇地「使用」理論。但我更在意的是，弄清楚文法與器官的真面目後便隨之而浮現的另一層意義──小說敘事者經常煞有介事地提到國家調控，明顯是衝着現代世界結構而來的。傅柯在後期提出生命政治概念，把早期以人體比喻機器、現代學科（特別是公眾健康）對個人身體的調節，和政府（特別是官僚體制）拉上密切的權力關係，這套權力在話語之間不斷強化與運作，從而調控個體。[10] 單就個人身體的控制而言，《和諧》的衞生系統計設更為突出，《虐殺器官》內主要集中處理對軍人進行情感調控的部份，而且，相信一套由上級報告出來的「和平」話語。如果有人認為伊藤設計「虐殺文法」來構成小說情節的理由不充份，大概並不認為「和平」和「世界」本身不過是話語，然而，這場話語卻至少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
《虐殺器官》的主要情節是美國傭兵隊到第三世界國家平息內戰，同時執行政府任務。情感調控使軍隊成員不會考慮這些行動的背後動機、各種殺戮和事後的結果。把原本在戰爭場地會被極端放大的「人性」矛盾取消。這一點除了是科幻設計之外，配合主人公平常生活的細節，激化了全球化經濟發展、科技發展所埋沒的資本結構。正如「我」每次行動乘搭的seaweed是國家掌控資本，透過壓榨第三世界國家來生產的，但「我」卻沒有深究過其來源本質──直至在追蹤約翰．保羅的時候。約翰．保羅以類似恐怖主義者的姿態出現，並發展「虐殺文法」，成為結構的破洞，如同Bug一樣破壞軍隊──與國家權力關係最為緊密的群體──的內部（「我」）。但保羅的出現原因是塞拉耶佛的爆炸事件：
廣島和長崎再也不是「世界上唯二被核彈攻擊過的地方」。塞拉耶佛被炸一個大洞，那裡成為布滿死亡詛咒的污穢大地。[11]
前者是在現實歷史中的標誌性事件，代表着冷戰的開始；後者則成為小說內政府以保安為名展開全面監視的契機。冷戰時期，美國以「和平」為藉口對各地進行資本甚至軍事的干預，《虐殺器官》彷彿將之再度重製。
事實上，約翰．保羅的行為對應着主人公背後為「維護和平」到處平亂的政府的行為，他們兩者都成為虐殺個體的施力者。對照小說內美國政府軍隊所到之處，我們不難整理出一幅所謂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地圖。這場和平是來自對外在國情的調控所致，約翰．保羅的行為本身就是政府行為的一體兩面。整個小說架構在威廉斯不理「我」的勸阻，為了保存自己所身處的第一世界而奮力擊殺約翰．保羅一節時抵達高潮。冷戰時期的所謂「和平」、「自由」的呼召與大國資本侵略行為之間的內部矛盾，在《虐殺器官》內透過所謂「文明」的國家（主要是美國）與「落伍」的地方（多數是約翰．保羅到過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對照而凸顯。「我」所身處的這個順延冷戰意識形態所衍生的、九十年代以後的世界，為了成為「和平」「世界」而不斷努力着，「國家—資本—國族」的現代世界結構已經堅實不破。伊藤對世界結構的高度敏感，亦令他選擇以科幻來書寫自己的第一部小說，向世界結構提出挑戰。科幻小說對科技控制論的推演，令「國家—資本—國族」的現代世界結構更為凸出。「我」最後終於明白，自己的行動不過受到國族的呼召而衍生：「在民族國家誕生之前，『為眾人而戰』總是被列為最後一個動機。戰爭都是為了利益與金錢而發動的」。[12] 伊藤在小說的最後再次強烈地斥責身為白人並為美國的「和平」四處發動戰事的約翰．保羅的狹義民族主義內核。
當人們滿足於這個世界結構，伊藤要問的是，「我們」的「世界」控制了和排除了甚麼？所謂的「和平」真能以此抵達嗎？「為了永久的和平」，拆解「世界」的結構，我彷彿聽到誰這樣說着。
【《Sample》第八期「（仮）和平時代的戰爭武器」：其他文章】
注釋
[1] 岡和田晃：〈二十一世紀の実存〉，《「世界内戦」とわずかな希望―伊藤計劃・ＳＦ・現代文学》（日本：書苑新社，2013年），頁51。
[2] 同上註，頁52。
[3] 伊藤計劃死後，詳細的研究及評論隨《和諧》的得獎而展開。相關評論細集可參註一，仔細的資料整理可參《伊藤計劃記錄》（早川書房，2015年3月）。
[4] 伊藤計劃著，麥盧寶全譯：《虐殺器官》（臺北：臺灣東販，2017年第八版），頁35。
[5] 同上註，頁36。
[6] 同上，頁37。
[7] 同上，頁45。
[8] Ferdinand de Saussure; Charles Bally & Albert Sechehaye ed., Wade Baskin Trans.,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Peter Owen, 1960, p.19.
[9] 伊藤計劃著，麥盧寶全譯：《虐殺器官》，頁76。
[10] 這亦解釋了伊藤計劃在《虐殺器官》後會書寫《和諧》的理由。《和諧》以人體健康科技為書寫重心，令生命政治的體現更為明顯，拓展了《虐殺器官》對政府透過科技進行人體調控的設想。
[11] 伊藤計劃著，麥盧寶全譯：《虐殺器官》，頁113。
[12] 伊藤計劃著，麥盧寶全譯：《虐殺器官》，頁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