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過去七十多年之後，用中文去閱讀德語作家伊爾澤．艾興格爾，在時局此起彼伏的漩渦中，這是一件讓人躍出漩渦而投身一個恐怖的美的行為。
就像愛爾蘭詩人葉慈在《1916年復活節》所寫：「一切都變了，一個可怕的美已經誕生」，如果說二戰讓德語蒙上原罪，讓使用它的天才比如猶太詩人策蘭陷入分裂；伊爾澤．艾興格爾（Ilse Aichinger，1921-2016），這個神秘女子，「四七社」裡真正的詩人，她也許是二戰奧地利的變亂留給世界文學最特別的遺產，她選擇的是反制德語，以另一種詩性語言的煉金術。
艾興格爾生於維也納，母親是一個猶太人醫生。十七歲的時候，因為德奧合併，艾興格爾一家遭受迫害，她被迫中止學業成為工廠勞工，但她保護了她母親，把後者藏匿到二戰結束。不幸的是，她的外祖母等許多親人，都死於集中營。
今年動盪的夏季，我在香港和台灣兩地讀艾興格爾的短篇小說集《被束縛的人》，一開始並沒讀出納粹時代的創傷，恰恰相反，她的語言充滿了解放感，輕盈迅捷，在許多閒筆中密密種植著神秘詩意，那似乎是超越時代的，她的超越不是二戰時德國詩人們所謂的「內心流亡」，而是一種最高級的反抗。
在現實的迷霧裡，她常常渾然不覺地變魔法一樣把你帶到回不去的境地──這一點，和寫短篇小說時候的卡夫卡相似，〈鄉村醫生〉、〈中國長城建造時〉那樣的詩性洋溢的。但艾興格爾是一個濕漉漉的卡夫卡，而且更為濃縮，這是一種女性的陰柔所致，她不會像卡夫卡那麼孤清決絕。
從小說〈被束縛的人〉可以見得，這篇小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卡夫卡著名作品〈飢餓藝術家〉。一個人發現自己莫名被綑綁了起來，漸漸地他放棄掙脫，並且在馬戲團裡表演被綑綁狀態下的生活努力。他也像飢餓藝術家那樣不被觀眾信任，要提防自己的「藝術」被破壞，但不同的是，當一天真的被破壞之後，他選擇了報復，而不是默默死去（這似乎是艾興格爾掙扎著和她母親在反猶迫害中奇蹟般活下來的一個隱喻）。
這樣一種對生的肯定，還以一種貌似弔詭的邏輯出現在〈廣告畫〉裡，廣告畫中人渴望能有一死，其實是從對短暫人世的渴望而來，但同時呈現的是一個小女孩的意外死亡。死讓死之前的生命頓時充滿意義，沒有死的世界是可怕的——這樣的一篇童話，是存在主義安徒生式的，畫中人不是王爾德的快樂王子，他的「自私」所肯定的是生命本身，而不是個別的生死。
小說集中艾興格最有名的作品乃是〈鏡中故事〉，這篇看起來像是一氣呵成的短篇小說，完美地闡釋了何謂「神乎其技」。一個人的命運從死亡一刻倒著往前推演，但推演的手法不是倒鏡頭電影《疾走羅拉》那種戲劇性的，而是像一首招魂咒語歌那樣無理、神秘，語言進入一個加速度中──一般的小說這種加速度是用作描寫死亡的，她卻用來描寫復活。同時她不忘已經發生了的死，死與生的話語相繼交織而出，越來越瘋狂，最後嘎然而止。
事實上她是詩人，那種心懷善意但被視為異端的詩人，在這一點上艾興格更接近寫《鱷魚街》那個布魯諾．舒茲（Bruno Schulz）。他們一樣使用稠密、夢話一般呢喃的語言去書寫身邊人的變形記。〈黑夜天使〉就是這麼一個讓人在夢境中不知不覺痛徹心肺的故事，以懵懂少女的口吻敘述姐姐的神祕死亡，若隱若現中有一些難以啟齒的故事在其中。這種寫法讓讀者如中毒般欲罷不能，無法接受小說的結束，幾千字就足以折磨你好幾天如鯁在喉，你就像塞林格（J. D. Salinger）短篇小說的讀者一樣，成了一個美的受虐狂。
小說集最後一篇〈絞刑架下的演講〉是徹底釋放艾興格的創傷與憤恨的一篇獨特之作，繼承的是法國維庸（François Villon）的狂狷與激情。漸漸收緊的絞索中，那一把不知道有罪還是無罪的聲音清晰響亮，彷彿在審判這個世界。詩人嶄露她的憤怒，但依然是優美之怒，是剃刀邊緣的飛翔，這也是背負沉重死亡陰影的集中營一代所必須的自我救贖。